自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當選，到他就任后發布多個行政命令，最近幾個月的美國已陷入相當程度的社會動蕩狀態。本文用“特朗普亂局”來概括這段時間所出現的示威抗議、街頭打砸焚燒事件、電視辯論、校園沖突、媒體對抗、社區憂慮不安等現象。顯然，美國的亂局比其他國家所出現的社會動蕩要輕微和有序得多，但在精神價值層面，傳統自由派與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派之間的沖突，已處于一觸即發的危機狀態，其中以圍繞“七國入美禁令”所出現的紛爭最為突出，人性中的爭強好斗完全不比其他社會更少極端化。

政道危機還是治道危機

如果“政道”指的是基本政治制度的狀態，“治道”指的是具體制度運行的狀態，那么，美國的這場亂局，到底是一種政道危機還是治道危機呢？特朗普會整垮美國的民主嗎？

美國有不少知識精英紛紛偏向于認為這是一場政道危機，美國之外也有很多人認為美國的民主已經陷入困境。即便多數言論并不真的指向政道危機，許多人的觀點也由于基本概念的模糊而變得含混不清。

例如，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驚呼“美國已成失敗國家”。他認為：“在最壞情形下，（特朗普當選總統）可能造成美國完全放棄其全球領導地位，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分崩離析?！彼赋?，美國“正在經歷一場政治動蕩”，“真正的問題部分根植于美國社會的特質，部分根植于美國的制度”。當下，“美國最重大的社會分裂不再是種族或者族群，而是階級”，“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發動起義，報復‘自由’那一部分”。（原文見于“America:the Failed State”，載英國《Prospect Magazine》2017年1月號。中譯文取自網絡。）

另一位美國政治評論家、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也同樣從體制危機的角度驚嘆“美國的民主已變成非自由的民主”。他認為：“在西方，一為自由和法律，一為大眾參與，這樣兩種傳統交織在一起，形成了我們所稱的自由民主?！本S持這種民主的不只是司法的護衛和規章，還包括行為標準和實踐，也就是民主的行止。但在今天的美國，“這一自由民主的文化正在走向衰落”。

在他看來，《權利法案》、最高法院、州政府和參議院都是對抗多數決定制的堡壘。美國還發展出一種民主的文化，很大程度上，一系列非正式緩沖機制推動形成了這樣一種文化。但眼下，美國人開始見證的是，“沒有了真正的緩沖機制來遏止徹頭徹尾的民粹主義和政客對民意的蠱惑煽動，美國的民主成了什么樣子”。令扎卡里亞最為憂慮的是，2003年的民意調查中，美國人對美國三大最不民主的機構（即最高法院、聯邦儲備委員會和軍隊）“展示出了最大限度的尊重”。但今天，“前兩家身上的榮耀已喪失許多”。（原文見于“America’s Democracy Has Become Illiberal”，載《華盛頓郵報》2016年12月29日。中譯文取自網絡。）

《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一書作者、美國最當紅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lu），甚至對國會、法院和各州對總統的制衡也喪失了信心。他在一封公開信中認為：“……當代民主有自己的薄弱環節：這種薄弱不是那種直面一群結黨營私的軍官圖謀以暴力接管政府時的弱點，而是對國家機構的破壞和某種個人統治之變體的初步確立?！眰€人統治的例子包括烏戈·查韋斯治下的委內瑞拉、普京治下的俄羅斯和埃爾多安治下的土耳其，最新例子是特朗普。阿西莫格魯認為，美國有更好的制度基礎和獨特的制衡措施，但這些制度和措施在對付目前對美國民主的威脅方面仍然幫助不大。

阿西莫格魯特別指出，美國在抵制個人統治方面最薄弱的一點，可能在于行政機構與構成政府核心的制度之間的獨特關系。在許多其他國家，例如英國和加拿大，大多數官僚和司法部門的高級職位都由非黨派公務員充任。但在美國，“特朗普正在任命他的人來管理公務和司法部門的4,000個高級職位，基本上形成了一個為他個人進行招標的官僚架構”。（原文見于“We Are the Last Defense Against Trump”，載《外交政策》雜志網站，2017年1月18日發布。中譯文取自網絡并有修正。）

最為離譜的是，曾在奧巴馬時代擔任過國防部顧問的現喬治城大學法學教授羅莎·布魯克斯（Rosa Brooks）甚至撰文稱，通過軍事政變推翻特朗普，已不失為一種哪怕是史無前例的可行方案，因為再等四年、彈劾、讓副總統取代之等三種其他辦法都完全不可行。（參見“3 Ways to Get Rid of President Trump Before 2020”，原刊于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網站，2017年1月30日發布。）

其實，在美國談軍事政變同談加州獨立一樣，都是博弈論所說的“無效威脅”（上次鬧獨立的結果是內戰）。這里奇思怪想可以花樣繁多，但美國的制度信仰和制度力量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觸犯制度所要付出的代價更是其他“低制度代價社會”所無法理解的。

自由派精英夸大了特朗普造成的危機

用驚慌失措來形容美國精英對特朗普的反應一點都不為過，喪失理智甚至可能是這些自由派的更真實狀態。特朗普對現實的沖擊體現在三個層次：一是對美國社會的影響，二是對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調整（如被熱議中的“聯俄制華”戰略），三是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顛覆（更現實地認可多元秩序）。就本文所關注的特朗普對美國社會的影響而言，可以明確地說：特朗普亂局僅僅是一場治道危機，不是一場政道危機，美國自由派夸大了這次危機。

本文無意選擇支持還是反對特朗普的政策，在價值上爭論好壞是最次要的，重要的是在認知上分析政治博弈的可能方式和結果。就本文作者對美國社會二十多年的生活觀察和體驗而言，美國自由派的“政治正確”的確已經處于走火入魔的邊緣，中下層人民的相對劣勢也在進一步加?。ň唧w經濟分析將另文專述）。物極必反，特朗普的“權威型民粹主義”的興起只是一次規模較大的政治和觀念反彈而已。美國自由派精英的驚慌失措，反映的只是他們在立場至上、價值理性壓倒認知理性時的一種集體選擇性失明。

那么，為什么說特朗普亂局僅僅是一場治道危機而非政道危機？為什么說美國根本就不是一個福山所說的失敗國家，也不存在民主部分在報復自由部分？為什么美國的民主根本沒有變成扎卡里亞所定義的“非自由”民主，國會和法院也并不像阿西莫格魯所認為的那樣失去對總統的制衡？

簡單的答案是：特朗普亂局僅僅是美國自由民主制度正常運行中的一種正常波動，存在的只是一種政策危機而不是憲政危機，是一種運行層面的危機而不是規則層面的危機，是一種表層價值觀念的危機而不是深層基本信念的危機。

美國特色的自由民主是人們所熟知的一種政治制度，但價值立場的偏見很容易導致一些似是而非的認識偏差。例如，在最近的“黑人大叔街頭舌戰反特朗普民眾”事件（相關視頻于網絡中可以搜到）中，那位“黑人大叔”的言論，就被有些人認為是“句句在理，而且頭腦清晰、條理分明還有邏輯推論，在一般民眾中太少見了”?！昂谌舜笫濉辈粷M抗議者毀壞商店和汽車的極端行為，大聲疾呼“政治正確是種病”，這些自然都無可厚非。但這位“黑人大叔”卻遠不是什么頭腦清晰、條理分明，他說“不喜歡特朗普的人可以離開這個國家”就是曲解美國精神的一種典型的意氣之詞。

美國的自由民主至少有三個突出特征，一是確定的規則下有不確定的結果（愿賭服輸），二是一次勝負后仍有多次博弈（贏不通吃），三是總統主導下的多元權力對峙（分權制衡）?！昂谌舜笫濉睆娬{愿賭服輸當然是對的，但愿賭服輸根本就不意味著反對特朗普的人應該離開美國。“離開美國”顯然只是競選中選民發出的一句氣話，可大選揭曉僅僅是政治博弈的一個段落，制度所保障的隨后的多次博弈，才是美國自由民主運行中體現分權制衡的主場戲。

所以，美式民主的精髓不是愿賭服輸，而是在愿賭服輸之后分權制衡仍然得到確定的制度保障。換句話說，“黑人大叔”有權支持特朗普及其具體政策，可反對特朗普的人也有權繼續用和平的方式發出自己的聲音，自由民主根本就不是個一次性的買賣。投票過后還要“死磕”那才是自由民主，就像街頭鬧事一次或許可以躲過懲罰、再鬧就難逃制裁那樣（例如，伯克利地方當局已經開始調查警察對加州大學暴力事件袖手旁觀的行為）。

自由派精英錯在哪里

我們自然不能過分苛求街上一個普通百姓的認識，但自由派知識精英在價值沖動下的失當觀點就要另當別論了。什么叫美國是一個“失敗國家”？什么叫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在“報復”自由部分？什么叫美國的民主在變成“非自由”民主？什么叫美國沒有真正的緩沖機制來遏止政客對民意的蠱惑煽動？

愿賭服輸僅僅是“確定規則下有不確定結果”在選舉上的體現，但這一條的更普遍含義是：即便憲法條文不可能涵蓋所有具體狀況，美國憲法所確定的基本規則依然確定不移；美國憲法當然還可以有修改、增添或不同解釋，但基本規則中的決策規則（如簡單多數規則）和實質規則（如合法擁有槍支）都無法不被遵守，正如規則運行的多元甚至對部分人來說是極端的結果都必須得到尊重那樣。

失敗國家，是沒有公開規則或公開規則不被公開執行并出現失序結果的國家。特朗普亂局再亂，依然是公開規則被公開執行時價值偏向導致社會沖突的狀態。這種狀態遠遠不是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在報復自由部分，因為大眾參與和大選結果根本沒有威脅到一般的自由和法律，至多也只是不同人不同自由的程度變化而已（如保護部分人工作機會的再工業化，要以消費者權益和資本自由流動為代價）。即便“七國入美禁令”限制了少數非公民永久居民的自由，州權和法院對總統的制衡依然在起作用。（此案的最新進展是，在華盛頓州檢察長鮑勃·弗格森[Bob Ferguson，民主黨人]向當地聯邦法院提交抗令訴訟，而法官詹姆斯·羅巴特[James Robart]宣布暫停執行總統令后，司法部要求恢復執行總統令的上訴被自由主義傾向最濃的第九巡回法院駁回，雙方的較量將由最高法院作最后的裁決。但即便其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能趕上審理此案，特朗普也難有勝算。他現在有緊急上訴、普通聽證、等待西雅圖法院最后裁決、修改90天禁令等選擇。）

此案最好不過地表明，美國的民主根本不可能變成“非自由民主”，因為非自由民主的特征是公開規則不被公開執行。特朗普權力再大，一個小小的法官就足以讓他的行政命令失效。法官看到的歷史事實是，恐怖分子來自沙特、阿聯酋、埃及和黎巴嫩，不是特朗普所認定的伊朗、伊拉克、利比亞、索馬里、蘇丹、敘利亞和也門七國。特朗普推特上“所謂法官”的輕蔑用詞，也遭到了社會輿論的一致譴責。美國歷史上也有過個別總統（如第7任總統安德魯·杰克遜）試圖藐視法庭的裁決，但最終都因面臨國會的彈劾而不敢輕舉妄動。

可見，“沒有了真正的緩沖機制來遏止政客對民意的蠱惑煽動”恰恰不是事實，特朗普可以繼續推銷他的反恐政策，甚至可以用“恐嚇戰術”來蠱惑煽動，但緩沖機制遍布于美國社會的每個角落，如果媒體言論和公民抗議無果，各州、法院、國會、甚至大公司都將是他的障礙。例如，已經有人呼吁國會要立法限制總統發動核打擊的權力，國會和法院無論如何不會失去對總統的制衡。特朗普的總統令也遭到了近百家大公司給上訴法院的聯署反對，如果他的移民政策妨礙大公司的業務發展，他的經濟增長計劃就更是一個空想。特朗普再雄心勃勃，政策間的明顯矛盾也足以讓他的激情落空。

美國人往往喜歡濫用具有特定含義的詞匯（獨裁、革命、民主崩潰等）來夸大自身的問題。只要有人可以公開指責總統獨裁而不被專政，這本身已經表明獨裁根本就不存在。實際上，制度決定了美國不可能有獨裁者，文化決定了美國不可能有希特勒。美國制度的力量之所以總是大于個別人的力量，正是由于制度信仰本身就是一種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所說的“美國民情”，這種民情令任何潛在的獨裁者都不可能通過渾水摸魚而得逞，任何不軌企圖都會因為代價太高而銷聲匿跡，這也正是制度崇拜與權威崇拜或強人崇拜的區別。

重申“確定規則下有不確定結果”

在結束本文之前，有必要再次回到“確定規則下有不確定結果”的話題。福山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利益集團和否決制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侵蝕。本文已經證明，利益集團和否決制的現狀只是一種“確定規則下的不確定結果”。更直接了當地說，福山把自由民主的本質規定和強化力量，錯誤地看成了對自由民主的一種腐蝕劑。事實上，不管社會危機有多大，只要美國自由民主的決策規則和實質規則不變，利益集團和否決制的作用就不會消失，多元制衡的格局也決定了它們無法對自由民主構成任何威脅。

想要避免多數人暴政，又要抱怨少數人有否決權，這是“既要熱湯又怕燙”的扭曲心理和“巨嬰心態”，不是一種合理的批評。利益集團的存在也如同民粹煽動的存在一樣，都是美國基本政治經濟制度的結果。因為，在由自由民主所保障的市場經濟下，平等機會有不平等價值是一種常形，利益集團的形成遵循的是“物質利益集中于團體而總量成本分散于社會”的集體行動邏輯，猶如民粹煽動的出現遵循的是“精神利益集中于個人而總體成本分散于社會”的集體信念邏輯那樣。多數規則、少數否決、利益集團、民粹煽動等等都是美式民主的常態。美國還年輕，只要時間足夠長，自由民主的確定規則，必定會有讓不同人不同程度吃驚的不確定結果。

特朗普的出現，只是一種瑣碎偏執的好斗人格，碰巧趕上了美國相對優勢加速喪失的時候。憂心忡忡、想重振美國的他，選擇了與自由主義的政治和社會體制對抗，由此造成的只是治道危機，當然還遠不是政道危機。這個世界上，像低估中國模式那樣低估美國模式的自由主義者實在多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