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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玉：我就玩啊

2022-01-05 18:47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2014年7月，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收到一封意外來信，是作家、出版策劃人李輝邀請他參加黃永玉老先生的九十壽宴。張欣然前往。宴席上，黃老一見面就拉著他聊起《沈從文的后半生》，說“事情我大都知道，但還是停不下來，讀到天亮”。

黃永玉，著名畫家、作家、篆刻家，他有一個特別的身份：作家沈從文的侄子。李輝曾撰文概括他們的家庭關系——沈從文的母親，是黃永玉祖父的妹妹，故黃永玉稱沈從文為表叔。近一個世紀時間里，兩家關系一直非常密切。兩人分別來到北京后，相繼走上文藝道路，“黃永玉”的筆名也是聽從表叔建議改成，意喻永遠光澤明透。

沈從文與黃永玉

如今，沈從文去世四十余年，黃永玉則有九十六歲高齡，許多讀者或許讀過他的詩、看過他的畫，也耳聞兩人的故事，但像張新穎教授這般，與他面對面聊天，近距離觀察和走進他的生活，并聽他親口回憶沈從文、巴金、錢鍾書等文化人物的故事，實屬難得。而“頑童”如黃老，精神矍鑠，一邊說話，一邊抽煙，他讓張新穎教授坐在右手邊，因為“我這邊的耳朵好一點，說話方便”，聽見有人說昨天這么熱，今天卻涼快，還道“因為我生日嘛，當然天氣好了。”

本文摘編自張新穎《要是沈從文看到黃永玉的文章》之《黃永玉先生聊天記》，因篇幅所限，有刪減，小標題為編者擬。

“我就玩啊”

“您昨天晚上是幾點鐘睡覺的？”

“我啊，一點多。”

“平常呢？”

“平常也是一點多，兩點。最近看電視，到床上還在看，看摔跤啊，青海臺啊，河南臺啊。”

“那您一天睡幾個小時啊？”

“我隨時睡。無所謂的。”

“看電視的時間挺長？”

“有些時候長，看影碟啊。我主要有一點，工作時間是指定的，工作時間之外，隨便做什么，不管自己的。”

“上午工作？”

“上午在寫小說，下午就是外來的一些人，什么買畫呀，買字呀，或者是看看零碎的書，做做筆記，反正這一類的事兒。”

“現在寫文章用的時間，比畫畫用得多了。”

“可不，這樣已經五六年了。連載，一催稿，就緊張。別的沒有什么，畫畫很自由。”

“連載這個形式也挺好，沒有這個形式逼著，您可能就拖了。”

“我就玩啊，或者什么了，那就不可能寫完了……所以李輝是監督員，我的監督員，很好。沒有他的敦促，不是很容易寫得完的。”

黃先生一邊說話，一邊抽煙斗，或者雪茄。我說您一直抽，影響不影響喉嚨？黃先生反問道：“你聽我說話，覺得有什么影響沒有？——也有一點，別人讓我現在唱歌，我就唱不好了。”說完，哈哈笑。

黃永玉

一只大狗悄無聲息地走過來，趴在黃先生坐的單人沙發旁邊，黃先生撫摸著它。

“它幾歲了？”

“六歲了。”

“長得好。您寫過一幅字，‘我認識的人越多，越喜歡狗。’”

“寫過的。現在我的日子里，完全就是這些東西了。朋友也是這類的朋友，聊天，談文化什么的，沒有別的朋友。我酒也不喝，更也談不上下棋，打牌，我都不會。”

黃永玉的畫

“為什么您就不喝酒呢？”

“我的父親也不喝酒，我的兄弟都不喝酒。但是我的爺爺是個大酒鬼，大到不得了。他幫熊希齡做事情，與熊希齡有親戚關系，香山慈幼院是他蓋的。他房間里面一墻都是酒壇子，我有個表兄幫他管酒壇子。他七十多歲退休回到湖南來，熊希齡在芷江還有個產業，他又到芷江去幫他管產業，所有的酒熊希齡派人從北京運到芷江。是個大酒鬼。”

“那您父親不喝酒，跟您爺爺是個酒鬼，有沒有關系？”

“我四叔——我父親弟弟，我父親是老三——四叔是大酒鬼，遺傳給四叔不遺傳給我父親。我爺爺知道四叔是個大酒鬼，有時候回家鄉了要罵他，喝醉了，罵不了，等第二天一大早再說吧；第二天一大早呢——他早午晚要喝三頓酒，早上四兩——四兩一下去就醉了，我四叔就沒有機會挨罵，兩個人參商之隔。叔叔在蠶業學校，養蠶教書，所以早晚碰不到頭。我父親是一滴酒也不能喝。”

“沈從文也不喝酒。”

“不喝，他家里大哥不喝，弟弟也不喝。”

“噢，他弟弟是軍人，也不喝？”

“不喝，應酬可以。我的四叔，后來在沈從文弟弟那里當副官，喝醉酒就罵他，他們表兄弟呀，就罵娘。然后，我這個三表叔呢——就是昨天那個表妹的爸爸——就打他屁股，叫兵打屁股，他罵娘嘛。第二天醒過來，我四叔也不知道屁股怎么這么疼，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人家就告訴他，你罵娘，他就很不好意思。那個部隊，都是家鄉子弟，就等于是個大家庭，誰打誰啊，干什么，都知道。”

“你們那個地方的人，當兵特別勇敢，也很慘。”

“在嘉善。”

“你們那個地方，雖然偏僻，卻一點都不封閉。很早的時候，像您父親啊，您母親啊，就受現代教育，那么早的年代。”

“主要是經濟的關系，有錢，沒有錢也辦不到。我外公是寧波知府，最末一任，清朝末一任寧波知府，是曾國藩的部下。慈禧要分散曾國藩的力量，把他弄到寧波，寧波知府是很大，很權威，所以他的孩子能念大學、念師范啊什么的。而且外婆是寧波人。”

有的讀書人，只會讀書了

談話如流水，流過許許多多的人，許許多多的事。

“……一個罵人的人，他罵一罵，你不理他，他就慢慢就好了。你去理嘛，這個事兒就不好辦。”

“有個英國人說了一句話，說，不要老記仇，你記仇了，影響你以后辦事的判斷力，影響你未來的判斷力。”

“還有一句話是，為自己想，也為別人想。別光為自己想，也為別人，設身處地想一想。權力、欲望、名利，太厲害了，太強烈了，不好。”

“有的人，跟演藝界的人差不多，也怕人家忘記。你畫畫的……”

黃永玉的畫

“蕭乾這個人哪，非常有意思。人也很有趣，博學，知識廣闊，聊天，玩兒啊，真是太好了！一把雨傘擺在家里，報館也得擺一把；雨衣，這里一件，那里一件。香港《大公報》晚上開夜班，一看九點鐘，抽屜打開，一瓶一瓶的藥，開水，吃這個藥，吃那個藥……落魄了，做右派，窮了，到街邊買處理的水果，一半是壞的，買回來，洗干凈，把壞的切了，用布擺好，刀、叉、餐巾，一一擺好。我搬到三里河，知道他也住在附近，我寫了個信給他。我說，現在日子好了，太平了，平安了，不再恐懼了，我有吃的好東西，聽到好的音樂，我就想到你。他回了封信，‘那你得先來看我。’我說當然要來看你了，就又來往了。然后我就忙去了，毛澤東紀念堂啊，這里那里，忙得不得了。再以后呢，我就到香港去了。他《尤利西斯》翻譯出來了，我打電報祝賀他。他翻譯的書，特別好，特別順。不久就去世了。很好玩兒的一個人，很幽默，懂幽默。唉，很想念他。”

1935年，蕭乾從燕京大學畢業，經沈從文推薦，接替他編輯大公報副刊

我又問：“您看沈從文和巴金這兩個人，性格很不一樣，文章的風格也很不一樣，但是兩個人一直很好。這個怎么解釋呢？”

“巴金呢，是一個中心，在精神上，是一個中心，老大，也不算老。什么中心？可能就是人格中心，道德中心。每一個人都找他，寫信，談問題。曹禺，蕭乾，包括以前的麗尼，陸蠡啊，那一幫人，他年紀不一定最老，但是很多人都找他，在修身方面做裁判。曹禺，蕭乾，寫一大堆的信，跟他談，沈從文也是這樣，交談，是這么一個關系，到后來是越來越成為這么一個中心……他本來是這樣，他本身的成就，對文化上的貢獻，在朋友中間的影響，還有人格的影響，這樣的。他文字，沒有沈從文好玩，但就是一講到巴先生，都很尊敬。沈從文來往的人，像金岳霖，朱光潛，梁思成，楊振聲，關系很多，但是在文化上成為中心的人是巴金。”

黃先生又說：“巴金的文字是很不講究的……這些老人家面前，我最怕巴金，在他面前我沒有什么話講。”

“您這個性格，不應該是這樣呀。”

“不是，你講話，他沒有話同你對答，坐著。你想，坐著是不是厭煩我們在那里，咱們走，他又不希望你走。黃裳也有這感覺。黃裳要是寫巴金，就很有寫頭，他同他的關系，又住得很近，可以寫很多。黃裳寫了一點點，他去世以后。”

“您昨天跟我說，沈從文服飾研究的書，郭沫若作序，是最大的一個侮辱。”

“是不是？你說沈從文怎么能反對。當然不會是他去要求他的嘛。就是沈從文去要求郭沫若，郭沫若能答應嗎？是吧。”

“沈從文這個人，也很矛盾。您看他的性格，外表很軟弱，但是內心又特別堅強。這個軟弱和堅強混合在一起。”

“沒有辦法。你比如說，第二次文代會，五三年，我回來了，馬上就能夠參加文代會了。當時基本上天天見面，因為住得近。‘好，你們年輕人多參加活動，好！我們這些老人就不要了，也可以了。’這一類的話，心情是很寂寥的。第二天早上要開會，大清早，他從東堂子胡同跑到大雅寶胡同，走路過來。‘永玉永玉，今天早上收到請柬。’啊，高興得。老人家嘛，寂寞。后來當了政協委員。”

沈從文抗戰前攝于北平

“您下放到河北磁縣農場勞動的時候，那段日子還輕松吧？”

“非常不輕松。不輕松。對我呢，比較好，因為到底下，那兩派的力量還在那邊頂，對我呢，比較放心，我只是寫動物那個東西，被人家揭發出來了，別的我沒有。我歷史一點問題也沒有，作風，也沒有問題，親戚，也沒有問題，而且教書非常認真——當然后來被批判成為資產階級教育方法，那沒有辦法——但是教書，百分之百地投入，非常認真。要不，這么一個資產階級的教授在這里，老早踢掉了，就是因為你認真，他沒有辦法那個。而且我脾氣又不好，他竟然還要你。所以呢，到了干校，對我這方面，沒有派系，覺得可靠，讓我送報，各個班由我來送，讓我當草藥組的組長，采草藥給軍部上繳，做感冒丸啊，做什么丸。”

“這勞動強度還不算太大。”

“大，大，大。從住的地方到勞動的地方，是十六里，來回是三十二里，每天每天，還不講干什么活。晚上放工回來，還要唱歌。過一座木橋，很寬的木橋。這邊回去，那邊趕羊的過來，這邊唱，那邊羊在叫。這個真好笑啊。不過禮拜天呢，他們要守紀律啊這些，我是在守紀律的夾縫中間，可以找玩樂的。那里是銅雀臺，西門豹治鄴的地方。那條漳河是很淺的，當年曹操練水軍，現在呢，頂多蓋過腳背。那么周圍呢，有七十二個古代的墳堆，小金字塔一樣的，有大的，有小的，六朝的，北齊的，蘭陵王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講這個講那個給他們聽；有空呢，采草藥的時候，就往那兒跑。”

“您教書期間，主要是教版畫？”

“嗯，教版畫。”

“到現在，對版畫還有感情吧？是不是對版畫的感情，比其他的藝術樣式更深一點？”

“那是半輩子。你看看，我的那些木刻板，剩下一點的木刻板，那是一刀一刀地鏟。這么多，就是用人手一刀一刀地這么鏟。”

“這些板子，還有很多嗎？”

“還有一些，很多沒有了。所以，我給兒子，最近寫個紙條給他，我說老爸是，半輩子是一刀一刀地鏟；‘文革’以后呢，一筆一筆地在畫；現在這十年間呢，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寫。這一輩子就是這樣。以前，是年輕的時候，我有把號，法國出的，就吹。有桿獵槍，所以困難時期解決問題，上海啊，東北啊，廣東啊，來了開文代會啊，都沒有東西吃。我怎么解決問題呢，到家里要吃飯呀。我就出去打獵，打個大雁啊，打個什么。”

“那個時候北京能夠打到？”

“昌平、通縣、順義，這邊，那個時候沒有這么多房子，什么都沒有。打到就回去開心。孔夫子講的，吾生也賤，我生得比較賤，故多能鄙事，所以鄙賤的事都能做。有的讀書人……”

“只會讀書了。”

“李輝，他都不相信，我能做這么多東西，每一次都要去查一查，結果發現是真的。”

黃先生笑了，有些得意。

李輝寫黃先生的傳記，“每一樣事他都要去驗證。比如說，我在集美，留級，念到初中，念到二年級，念了三年，留了五次級，這怎么可能呢？”

“這個我們也不太相信。”

“三年是六個學期嘛，我怎么能留五次級呢。我主要的是有一個思想，就是看不起這些東西。比如說國文，我小學念的就是高中的國文哪，是吧。怎么現在初中還在念這個？自然科學，我在鳳凰，什么真的東西，見得太多了。歷史嘛，講故事嘛，這有什么呢？英文，我學來干嘛！什么代數啊、幾何啊這些，哎，我幾何好，八十分以上九十分，代數一塌糊涂。老師說你幾何需要代數的基礎啊，哎，我能夠憋出來。”

“幾何好，可能跟您木刻、繪畫都有關系。”

“大概是這個問題。”

身體不好，是一個弱者的表現

到了吃午飯時間，我們移到飯廳。兩個人各一碗炸醬面，豬蹄，黃瓜絲，還各一大杯冰水。這一大杯冰水，我一直沒動，黃先生卻喝光了，我吃驚不小。

邊吃邊談：“抗戰那個時候，年輕人都沒有出路，幸好有那種演劇隊。全國很多大大小小的演劇隊，把這些失學青年都能夠收留。我文化上的成長，除了念書之外，主要是從演劇隊里面受到的。演劇隊里的導演啊，那些老大哥們，形成一個很好的環境，都談戲劇啊這些。”

“您那個時候也年輕。”

“小。”

“您這個吃飯的口味，因為到的地方特別多，所以口味也無所謂吧？”

“嗯。都可以。像我的文化一樣，都不是正統的，有什么吃什么。醫院的飯我都能吃，我跟你說。我一個朋友，我去醫院跟他住了幾天。我朋友說，這個飯，你怎么也吃得這么歡。我開玩笑，我老說，一個人每天能對得起三頓飯就不容易了。”

吃完飯，又坐回客廳。

“您跟我說這么長時間的話，累不？”

“不累。”

九十一歲的老人，看不出一點疲倦的神色。

我指著墻上掛的沈云麓畫的肖像，問：“這個您怎么找到的？”

“這個不是原作，是制版出來的，原作在我家里。我五三年回北京，他當年學畫炭像那個地方，那個炭像館，還在，在那里找到的。”

“五十年代還在。他應該是二十年代學的。”

“這個人呢，一身毛病，鼻子也有毛病，腦門兒上有條縫，身體又很單調。沈從文的爸爸，密謀刺殺袁世凱，失敗了，跑了，就不告訴家里。然后呢，這個大表叔，就這么單獨地從北京出發，去東北找爹，就找到了，真不容易。”

“您看了我這個《沈從文的后半生》，您覺得有沒有必要再寫一本《前半生》？”

《沈從文的后半生》，張新穎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 理想國

“前半生，不要了。”

“不要了？”

“因為很清楚了。實際上他寫家里，《從文自傳》里面，寫的事情并不多，是吧？你怎么可能寫得更詳細呢？不可能。有的是他以后想象出來的。你比如說，我有一次同他回家鄉。我對表嬸說，回去吧。她說，你得問他。那我等于是強迫他回去，他居然同意了。然后回來，他就多謝我。躺在床上不能動的時候，他說多謝，要不然的話，他就不能回家。我說，等你好了以后，咱們再好好地回去一次。我說，咱們找一只民船，你以前在白河游水的那種民船，自下而上往上走，往湘西那邊走，到一個碼頭，你有印象，咱們停下來，過了幾天再往前走。他說，沒有人做飯哪。我說，做飯很容易啊。他說，讓曾祺一起，曾祺會做飯，菜炒得好。我說，嗯，可以找他一下……以后就不行了。唉，真是。”

汪曾祺與沈從文

“您看，他的身體，從五十年代的時候，就開始血壓高。”

“流鼻血。四十年代、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就流鼻血，晚上寫東西就流鼻血。他愛強調兩樣，一個就是，自己身體經常不好，強調這個。”

“是不是真的不好，我想問問。”

“也有。這種情況呢，是一個弱者的表現，哎呀我身體不好，這樣。這個弱者的表現呢，從心理學上來講，是一種自我發揮，另外一種發揮。他愛強調的另一樣，寫字，書法，喜歡寫，但老是說用五分錢的毛筆啊這些，經常喜歡去做點這個。實際上他字寫得好，但又說是‘學書’。這就是湘西人的那種毛病，老人家的那種毛病，把否定當成肯定。像錢鍾書就強大。社科院讓他參加一次人大會堂的宴會，通過辦公室專門來找他。他說，‘我不去。’‘上級讓你去的。’‘我不去，我很忙，我現在工作很忙。’‘那我可不可以說你身體不好？’‘不，我身體很好啊。’這就是強大。沈從文沒有這樣的強。”

錢鍾書與楊絳

“他比較溫和。”

“實際上內心很強大。”

“如果把他的書法收集起來，現在也收集不全了，印一本他的書法集，也挺好。”

“唉，可惜了，好多都毀了。”

“章草現在很少有人會了。”

“他寫得多好，寫得最好的一個人。”

讀書，讀完了思考，還要交游

談話間歇的空當，聽得見墻上掛鐘走動的聲音。屋里屋外，異常安靜。

“那個時候，有一些沙龍，像林徽因、梁思成的沙龍，多少的精華啊。凱撒大帝總結他的經驗，他不是有三條經驗嘛，一個是閱讀，一個是思考，還有一個交游。人生文化成長的三個要點，一個是讀書，讀完了思考，還要交游。交游，在每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化圈圈里面，都存在這個問題。比如說，十八世紀末的那個印象派，都住在塞納河的沿岸、兩邊，大家匯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作風，我免得同你一樣，我形成我的作風，你免得同我一樣、同他一樣，所以有自己的作風。因為交流，大家談陽光的問題，怎么表現光，大家就研究這個。那么生活也吵架，就是這樣的事——在中國，交游，就成了小集團。”

1922年，梁思成與林徽因在雪池胡同的家中

不知怎么就談到了胡喬木：“我住在三里河的時候，錢鍾書也住在三里河，胡喬木有時候就來找找錢鍾書聊天，找找我聊天。要看胡喬木的一般的生活，非常沒有意思。來我們家談別的東西，聊玄天，很有意思。他主要的為什么呢，他想擺脫那些，才到我們這個世界來。我呢，有一個注意的地方，就是，不打聽事情。他愛說什么，我們聽，不提出什么問題。同他來往，哇哇哇的，很好。有時候我送書，他居然會很喜歡我的‘動物篇’、《永玉三記》啊那些。他的注解啊，有時候弄得很多，弄了六七張信紙，排字排錯了啊，用詞用錯了啊，什么什么的。”

我后來看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的《胡喬木書信集》修訂本，1984年3月1日一封長信，為香港三聯版《太陽下的風景》做“義務校對”，順著書頁說“問題”，一條一條，不厭其煩。

開頭說：“《太陽下的風景》我已看完了。這本小書給了我很多知識、智慧、美的喜悅（當然也給了我悲傷）。為了表示我的感謝，我曾說愿意做一名義務校對，這只是為了希望它在國內再版時能夠改去一些誤字（當我翻看時就發現了一兩處，所以前信這樣說），使它更為完美。我想你不至怪我‘好為人師’，因為實際上這只是好為人徒。況且，我太愛你的散文了，愛美的人是不會樂意看到他所愛的對象的外表上有任何斑點的，這想必會得到你的同感。”

末尾，又說：“總之，對你寫得那么精妙的文章，來這樣一個枯燥無味的校勘是太失禮了，投我以瓊瑤，報之以磚頭。我會不會成為那給主人打去臉上蒼蠅的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