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歌手霍某前女友陳某因涉嫌敲詐勒索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后又被取保候審的新聞引起了公眾的關注。明星與他人在結束感情糾葛后，被對方索要一定數額的金錢補償，或者對方因雙方曾有經濟往來（如合作經營等），而索要自己“應得利益”的新聞屢見不鮮，有的人還因此被控敲詐勒索罪。而如何從法律角度看待這類現象也頗為公眾關注。

根據刑法規定，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他人以實施一定暴力或者脅迫（恐嚇）相要挾，使之交付數額較大的財物或財產性利益的行為。對于敲詐勒索的認定，主要在于兩點：一是敲詐者是否非法占有他人財物或者財產性利益；二是是否讓對方產生恐懼心理。就前者而言，重點在于其占有他人財物有沒有合法的來源和依據，如果是基于某種合法理由，那么至少不構成敲詐勒索罪。如婦女被他人性侵后以舉報相威脅索要一定的賠償，不能構成敲詐勒索罪。因為該婦女被性侵后依法享有索要民事賠償的權利。

而在明星藝人被敲詐的案件中，索要巨額“分手費”的“前任”是否屬于行使正當權利，仍然需要具體分析。

司法實踐中，“分手費”被認為是男女雙方同居、戀愛結束分手時，一方給予另外一方一定數額的財產或精神損失補償。我國法律沒有就分手費進行明確規定，但在精神損害賠償愈發得到社會認可的情勢下，從公平原則出發，司法對“‘出軌’一方主動給予另一方一定的經濟補償”存在認同的趨勢。一般說來，若雙方均無配偶，自愿約定因戀愛終止給予一定的分手費合法有效，但如果承諾后實際并沒有給予，司法實踐中也不支持繼續支付。以近日媒體報道的陳某案為例，若真如報道所言，雙方涉及數百萬分手費，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陳某一方持有證明記錄，但如果霍某不進行支付，陳某的主張也難以獲得司法支持。

不過，如果陳某認為霍某的行為對其身體或者精神造成了巨大損害，亦有權利主張對方給付一定數額的補償，況且陳某的索要行為還有對方承諾為證。至于數額多少，完全是其個人訴訟權利，其行使民事請求權本身并不違法。哪怕索取再大的數額，對方也可以不理，由法院裁決即可。

其實，在此類案件中，爭議較大的部分恐怕還在于第二點，即一方以惡害相通告，讓對方產生恐懼心理。實踐當中，由于此類案件雙方具有特殊身份關系，一般不存在以暴力相威脅，更為常見的要挾方式是舉報對方涉嫌違法犯罪，或者對具有道德瑕疵的個人隱私（如出軌）進行曝光等，以此讓對方感受到名譽即將受到嚴重損害的危險。

在法律上，由于要挾的本質是讓對方產生恐懼心理，所以，這種以惡害相通告，只要足以使人產生恐懼心理即可。而且，以惡害相通告，并不要求要挾行為自身具有違法性，如敲詐者知道對方犯罪的事實，遂以向司法機關告發威脅而索取財物，即使舉報合法，同樣構成敲詐勒索。也就是說，要挾（即以惡害相通告）的法律性質沒有限制，既可以是合法的內容，也可以是違法的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是犯罪行為，“使人產生恐懼心理”必須達到非常害怕的程度，不能理解為一般的心理不適或者不快。單純使對方產生困惑，或者無理糾纏的行為未必成立敲詐勒索犯罪。如拾得他人財物后告知對方，如果不給付一定酬勞就不返還財物，則不構成敲詐勒索罪。

一般來說，公眾對娛樂圈公眾人物具有較普通人嚴苛的道德評判標準。在這種情況下，事件中的一方如果通過剪輯截圖等方式刻意對關鍵信息進行隱瞞，從而引導輿論導向，使得公眾人物作為“過錯方”遭到“網暴”，的確會使其產生恐懼心理。但如前文所述，構成敲詐勒索罪還需具有非法占有財物的目的，一方是否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自己有理由和依據向另一方索要“分手費”等利益，也需要司法機關仔細查明。

其實，一些司法機關已經注意到，在明星藝人被索要分手費等財產利益的案件中，無論是對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斷，還是對要挾手段的認定都有其特殊性，一刀切地界定為敲詐勒索犯罪未必妥當。刑法是司法救濟的最后一道防線，讓這樣的糾葛去走民事訴訟途徑，該起訴索賠的起訴索賠，該請求賠償名譽損害的，去請求名譽損害，或許會有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作者系同濟大學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