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沒有統計過，但直覺告訴我，北京是中國擁有讀書會最多的城市。

到百度上輸入“北京”和“讀書會”這兩個關鍵詞，就會發現北京幾乎每天都有讀書活動，既有長期定期舉辦的，也有臨時個別舉辦的；既有開放式的，也有同仁小圈子的；既有大學、出版社等“官方”組織的，也有書友網友們自行集結的；既有講座式演講式的，也有大家發言、觀點分享式的……這還不包括在網上或以通訊方式開展的非現場讀書會。顯而易見，讀書會在今日的北京早已不再是學院派的專屬，而是一個普通的社會現象，是城市現代生活的一個精神表征。讀書會如此蓬勃發展，當然是因為市民有大量需求：首先是有讀書的需求，很多剛入職的白領、剛畢業的學生，生活壓力還不夠大，在感到生活空虛的時候想到的成本最低的活動無非就是讀書、健身、學外語，他們會主動在網上尋找可以參加的讀書會；其次，很多人有暢所欲言的需求，有名無名的作家、水平不俗卻找不到教職的博士生，也需要有一個舞臺繼續分享自己的觀點?？傊?，北京在讀書會上毫不缺乏“買方和賣方”。

十幾年來，我在北京參加過很多讀書會，有時傾聽、有時陪讀、有時對談、有時主講，我想，統計北京一共有多少家讀書會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個數字在動態變化著。據我所知，有些讀書會轟轟烈烈地發起，堅持不了幾次就悄無聲息地結束；有些讀書會的參加者水平相似，大家各說各話，莫衷一是，閱讀效率極低，亦不能持久；有些淪為茶話會和閑談會，失卻了讀書的初衷……而能保持固定頻率、持續多年時間、閱讀質量穩定的讀書會，應屬鳳毛麟角。

這次我想介紹的讀書會，正是一個2007年以來每周持續舉辦，從未中斷，參加者長期堅持、質量上乘的經典讀書會。與很多擁有響亮“名字”的讀書會不同，這個讀書會至今沒有正式的名稱，我們有時候稱其為“《論語》讀書班”，因為這十年間，有六年時間讀完第一遍《論語》，現在在讀第二遍，期間有一年加讀了一部分《詩經》，有半年讀了部分《左傳》；有時候也稱其為“經典讀書班”，因為盡管現在所讀的都是儒經，但也保不準以后會讀一些先秦的子書或前四史之類的重要典籍；有時候還稱其為“注疏讀書會”，因為我們讀經的基本方法并不是直接閱讀經文原文，而是閱讀古代注疏，強調通過注疏來理解經典。

為了行文方便，接下來我還是統一用“經典讀書會”來稱呼這個讀書會吧。說到這里，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經知道了，這就是曾被媒體報道過，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陳壁生教授自2007年組織發起、至今仍然活躍的讀書會。

我很幸運是這個讀書會最早的成員。2007年，我剛讀博士研究生，新到人大國學院任教的講師陳壁生馬上組織了這個經典讀書會。他師從中山大學哲學系陳少明先生，研究方向是《論語》。于是，最初的讀書會就是從閱讀《論語》開始了，主持者除了陳壁生，還有當時國學院新來的陳偉文、刁小龍兩位老師。這是一個開放式讀書會，參加者并不限于本校師生，事實上，第一堂讀書課可謂高朋滿座、“人滿為患”，但從第二次讀書活動開始，許是知難而退，許是理念不合，很多人就陸續不再出現了。大約一段時間后，穩定下來的早期成員主要是包括我在內的五六名博士碩士研究生（還有現在中山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劉偉、暨南大學文學院講師宋小克、昆明理工大學教師董琳利、人民大學哲學系教師劉增光）和三五名本科生（現在基本都在攻讀國內外一流高校的博士研究生），以及一位出版社編輯。這批人始終堅持，直到因為畢業離開人大，甚至是離開北京才不再參加。當然，讀書會每年也都有新人加入，新加入者大多數同樣堅持到非離開不可才離開。

我并不諱言，我對這個讀書會有著超乎尋常的個人感情，但這并不是因為我是“元老”，熟稔各種掌故，也并不因為那幾年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而是經典讀書會真正教會了我讀經典的有效方法。此外，和我后來主動參加或受邀參加的各類讀書會相比，這個讀書會也是最有收獲、最貨真價實的讀書會。我寫下這篇文字，首先并不是追憶，而是我認為經典讀書會提供了一個可以復制、但復制標準極高的讀書會范例，而其中的核心，則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經典文本的閱讀方法。我想，如果有人也想組織讀書會，不論是學術類還是非學術類，經典讀書會都能夠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

不妨談談經典讀書會的三點經驗。

首先，須具有明確的主旨和閱讀范圍。

一個讀書會如果沒有主旨和閱讀范圍，就一定會變成閑談扯淡的社交平臺，話題的泛濫不會帶來意見的民主，范圍的寬泛也不會帶來思考的自由，只會導致時間的浪費。經典讀書會從一開始就明確了主旨是經學研究，十年來從未改變。因此，讀書會所閱讀的文本也均是經學典籍及相關著作。當然，經學典籍本身浩如煙海，讀書會還要制定更為集中的閱讀范圍。比如，讀書會最早閱讀的是《論語》，這個方向定下來之后，首先要做的是確定書目：包括作為基本典籍的十三經本《論語注疏》、劉寶楠《論語正義》、程樹德《論語集釋》；作為各個時期注疏代表作的如皇侃《論語義疏》、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宋翔鳳《論語說義》等；作為參考資料的今人注本，如錢穆《論語新解》、楊伯峻《論語譯注》等；作為出土資料的王素《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等。

事實證明，讀書會特別是學術型讀書會，閱讀的火力必須集中在有限的領域才能達到“攻城略地”的效果。而我曾參加過的一些讀書會，每個人向其他人分享一本自己所讀的書，那些沒有讀過的聽眾只好表現出“禮貌的興趣”。大家讀的書千差萬別，興趣就不能集中在一個問題上，興趣很快就消退了。

第二，須有至少一名核心教師。

經典讀書會的核心教師只有一名，即陳壁生教授。在讀書會上，核心教師所承擔的并不是組織人員、提出閱讀書目等事務性工作，也不能像課堂教學那樣進行單向的知識和思想傳播。核心教師既要作為讀書會的一員，和其他人平等地參與閱讀，鼓勵大家積極發表見解；又要憑借比其他人更高的水平，或是對大家發言中錯誤的地方進行更正，或是將發言中值得探討的問題引向深入，或是把離題萬里的發言拉回到話題本身。此外，為了保證讀書會的長期堅持，核心教師本人必須做到堅持不懈、風雨無阻。因此，讀書會的核心教師不僅要有足夠的毅力，還須不斷提升自己的學術和思想水平，每一次讀書會之前要和其他人一樣提前預習做足功課，總之，核心教師是一個苦差事，也是一個讀書會能夠保持良好運轉的最重要的推動者，是讀書會的靈魂。

第三，須采取行之有效的讀書方法。

讀書有方法，毋庸置疑。古往今來，很多學者提出了各類讀書方法，其中不乏朱熹這樣的學術大師，愿意度金針給別人，實屬后輩讀書人的幸運。

一個人讀書有法，一群人讀書也有法。就我在北京所知道的，有些讀小說的讀書會，特別是女性讀書會，其方法是提前布置一本小說，讀完后大家來討論，軟沙發、下午茶、姐妹花，不失為城市女性生活的雅致情調；有些讀社科哲學的讀書會，其方法是每期請一位專業人士，對一本書的作者、背景和主要內容做些介紹，選讀一些重要章節或段落，其他人提提問，近乎講座；有些大學老師組織的讀書會，不管是讀外文原著，還是經史子集，方法是帶領學生們把一本書從頭讀到尾，老師邊讀邊講解，學生邊讀邊提問，教學相長，這是課堂授課的延伸；有些商業人士組織的讀書會，方法是每人推薦一本書，用一次讀書會的時間，了解多種觀點，這比較適合那些速朽的流行的書……

經典讀書會的讀書方法，確實別有一些特色。這與讀書會對“儒家經典”的認知理念相關。經典讀書會認為：儒家經典作為經學的意義，首先并不在于原文，而在于歷朝歷代的解釋（注疏），經學的活力體現在對當時當世“上至國家大政、下至日常生活”的解釋、褒貶、介入，并非有一個凝固不變的標準答案等待后人挖掘。因此，試圖通過直接閱讀經典原文來探究所謂“原意”，既沒有用，也不太可能實現，還會因為人人“我注六經”，導致出現“六經注我”、各說各話的局面。

因此，經典讀書會認為，閱讀儒家經典必須通過閱讀注疏來實現，注疏提供的不僅是一般性的字、詞、句的小學訓詁，更是體現了一朝一代對經典的整體認知，特別是如鄭玄、朱熹等具有轉捩性特征的注經大師，其注疏還標志著他們以一己之思想體系，對經典系統的重新塑造。而只有通過閱讀注疏，才能深入體會到儒家經典是具有生命的，能在不同的時代，針對不同的問題，結出不同的果實。最終，對注疏的閱讀還將幫助讀者習得用經學的觀念來觀察、解釋、介入自身所處的時代，推動儒學繼續生長并結出新的果實。

這一理念決定了經典讀書會的讀書法必須圍繞著注疏進行。還是以《論語》為例，讀書會不直接讀《論語》原文，而是將不同時代的注疏分配給讀書會的成員，每個成員主讀一本注疏，參讀其他注疏。當時，宋小克主讀何晏注、邢昺疏的十三經本《論語注疏》以及皇侃《論語義疏》，劉偉主讀朱熹《論語集注》，我主讀劉寶楠《論語正義》和宋翔鳳《論語說義》，陳壁生老師則總攬全部，其他注疏作為參考。沒有排印本的，就從古書中選取善本復印。每次讀書會前，我們都會認真做好功課，不僅要精讀自己負責的注疏，還要瀏覽其他的注疏。

周末的晚上，讀書會開始。每個成員首先把主讀的注疏講解給其他人聽，并提出閱讀中思考的問題，講錯的地方老師會馬上更正。所有人發言完畢后，大家再由核心教師帶領下，對不同注疏進行比較，分析差異的原因，有些注疏還要結合注家所處的歷史背景，甚至結合當前的社會現實、學術思潮進行分析。各家注疏一經比較，就會發現無數值得探究的問題。比如，何晏的注常常具有鮮明的玄學色彩，而皇侃的注（疏）確實是六朝義疏的典范，劉寶楠的注（疏）對鄭玄的遺文幾乎悉數采納、百般彌縫，宋翔鳳則提出許多奇異的今文經學的解釋……不過，這樣籠統的描述，恐怕不能見出“注疏讀書法”的妙處，不如就以大家都熟悉的《論語》第一句“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中的第一個字“學”為例來做一說明。

這句全世界華人都耳熟能詳的話，即使在錢穆、楊伯峻這樣的宿學那里也沒有什么特別之處。錢穆《論語新解》說：“學能時時反復習之，我心不很覺欣暢嗎？”楊伯峻《論語譯注》說：“學了又時常溫習和練習，不是很愉快嗎？”但是，古人的注疏可就不同了。

在《論語注疏》里，漢代的注家對“學”字不做解釋，只有東漢末到三國的王肅說：“誦習以時，學無廢業”，這說明在當時“學”的含義是不言自明的。到了六朝的皇侃，他在《論語義疏》中引用了《內則》、《王制》等《禮記》的篇章里關于“學”的解釋，大意是說“學”指的是“詩書禮樂”等儒家體系的內容。由此可見，在早期，這個“學”字指的就是與儒家典籍和禮儀密切相關的內容。

而南宋的朱熹卻說，“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后，后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意思完全變了，“學”不再拘泥于典籍禮儀等“知識性”內容，而是“向善”，成為一種道德追求。這一對比，馬上就能看出宋代理學對于個體心性的挖掘和對道德的措意。

再看清代。劉寶楠一反朱熹的道德言辭，說：“詩書禮樂，乃貴賤通習之學，學已大成，始得出仕。春秋時，廢選舉之務，故學校多廢，禮樂崩壞，職此之由，夫子十五志學，及后不仕，乃更刪定諸經……刪定之后，學業復存。凡篇中所言為學之事，皆指夫子所刪定言之矣。”意思又變了，“學”的內容不再是道德，甚至比早期的“詩書禮樂”還要狹窄，專指孔子“刪定”的六經，而且，“學”還被賦予了政治含義，成為孔子為了復興已荒廢的通過詩書禮樂選拔官員的制度的措施。顯然，這種解釋既是清代學術對宋明理學空疏學風的反動，也反映了清代經今文學的影響。

一個小小的“學”字，通過注疏的比較就能發現如此重大且有趣的問題，其他可想而知。因此，這一“注疏讀書法”受到了讀書會成員的歡迎，大家得以深入到不同時代的歷史和學術語境中，從差異里尋找思想史的蛛絲馬跡，很多人還打開了寫論文的靈感寶庫。沒有人去問：“哪一個才是標準答案？誰說的是孔子本義？”閱讀注疏，本質上就是閱讀原文。而且，久而久之，對注疏的熟悉使得讀書會的成員能夠有意識地用儒經為標準，來對當代國內外發生的一些大事和個人生活事業的選擇進行判斷，產生了實踐的效果。

我想，以上三條做法，正是經典讀書會能夠堅持十年之久，且培養了不少認真讀書具有判斷力的青年的原因?；蛟S有人會說，這個經典讀書會太“學術”化了，我們日常需要的讀書會是一種交際方式，不需要這么學術。對此我認為，不同目的的讀書會當然有不同的形態，但在組織方式、維持高水平閱讀等方面具有共通性，而且，學術性讀書會樹立的是較高的標桿和準則，一定能比那些社區、網友、愛好者組織的讀書會更值得借鑒，至于借鑒的程度高低，那是另外的事情了。

此外，之所以寫下這篇文章，我想還有一層含義。在今天傳統思想回潮，到處都是良莠不齊的讀經班、女德班的情況下，經典讀書會的讀書方法，多少能夠告訴普羅大眾，讀經不是什么小兒科的事情，不是什么人都有能力來做老師的，也不是一眼就能辨別出精華糟粕的。因此，也希望能夠幫助大家識別出那些打著讀經的旗號，有意無意拿傳統之糟粕毒害大眾特別是青少年的所謂讀經班的真面目。

最后，我想透露一下，目前（2017年）經典讀書會的地點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二層會議室，時間是每周日六點半開始，目前正在閱讀第二遍《論語》。我只能幫到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