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20世紀60-70年代席卷世界的左派運動，有人抱之以濃重的理想主義去想象，也有些人將其視之為“傷風敗俗”的反文化運動?？墒?，在地球最南端的拉丁美洲國家阿根廷，革命戲劇既不是快樂的反文化嘉年華，又不是一場悲劇。阿根廷所處的地緣政治格局，以及其獨特的政治結構和政治文化邏輯，讓以“革命”戲劇轉化成了一場令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著名的伯恩公司綁架案與其贖金的追索事件，由阿根廷最大的平民游擊隊“蒙托內羅”的革命行為所引發，其荒誕的結果充分說明了以阿根廷為代表的拉美國家在政治革新中所遇到的困局。對我們了解拉美社會運動潛在的政治邏輯，具有相當的借鑒作用。

“革命者”綁架富家子

故事發生于1974年9月。這一天，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郊的富人區，豪爾赫與胡安兩兄弟如往常一樣，坐上私家車去上班，一輛保鏢車緊隨其后，兩輛車沿著每天固定的路線行進。自從政治局勢變得惡劣，政治抗議和游擊隊活動增多，許多企業家都不敢隨意在公眾場合出現，采取了多重安保措施，可是兄弟倆卻我行我素。他們并不知道，隨后發生的事情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車行進到一條街道，前方出現了修路請繞行的指示牌，車輛被迫進入另外一條路，最后，當他們那繞到另一條街道之時，一輛大卡車突然向他們沖來，撞停兩兄弟的車。

穿著警察制服的人出現在前方開槍掃射，兩個富家兄弟彎下了腰，躲在車里。對方大吼：“不許動，共產主義者！”這也是一個富人街區，“讓我來殺這個共產主義者！”他們還在喊著。保鏢大聲叫著：搞錯了，他們不是共產主義者。其中一個保鏢試圖開槍威脅，但是另外一人用眼神阻止了他，于是兩兄弟被帶走了。

這一事件在清晨就發生了，但是這兩位富家公子的家人并沒有立即報警，他們自然知道綁架不是警方人員所為，但他們對庇隆遺孀執政的政府非常不信任，寧可等待綁架者的電話。不久，蒙托內羅向全國人民發布了公告，控訴了這家公司對工人犯下的罪惡，認為政府對這些外國資本家做出了妥協，這些壟斷性企業抬高物價，從人民收入中榨取了他們的利潤，并且將利潤轉而投資到國外，公司領導應該接受人民的審判，所以綁架了公司老總的兩個兒子豪爾赫與胡安。

蒙托內羅是阿根廷七十年代最大的一支城市游擊隊，以綁架、暗殺、進攻軍營、搶銀行等方式，試圖動員人民戰爭，推翻軍政府。他們經常以民族主義為口號，綁架外國企業家?？煽诳蓸贰⒖逻_、倫敦銀行、標致汽車公司領導等都遭到了他們的綁架。有時候，即使支付了贖金，人質也沒法獲救。有的公司老總甚至被綁架了兩次，本國企業家也不能幸免。據當時美國《時代》雜志報道，60%的外資公司代表已經撤離阿根廷了。這次被綁架的公司名叫“本格與伯恩”（Bunge y Born），這家公司老總伯恩在游擊隊活動較集中之時，從未考慮過離開阿根廷，甚至連臨時搬家都沒考慮，更加不愿意支付一些游擊組織要求企業支付的革命稅：這是一種類似保護費的支出，如果交費，往往能避免受到更大的懲罰。

蒙托內羅打電話到公司總部，“我們要一……”“一萬？”公司那邊似乎松了口氣。蒙托內羅成員說：“一個億，美金?！惫纠峡偛髀犅?，居然讓接電話的人別轉進電話了，他拒絕接聽。這是綁架者始料未及的，他們并不了解，伯恩移民到阿根廷之前，在比利時被德軍關押過一年，差點死在獄中，對這種敲詐毫不畏懼。他的大兒子豪爾赫也曾經服過兵役，在獄中自制力和忍耐力很強。

蒙托內羅在其雜志《蒙托內羅艾薇塔》解釋了綁架的正當理由：“本格與伯恩公司是一家壟斷了阿根廷全國谷物出口的公司，庇隆執政時期，糧食出口是由國家機構管理的。1955年的政變之后，出口控制權被授予給私人公司。這家公司還是全國多數棉花田的所有者，控制了大型制衣工廠，棉花與成衣的價格都由這家公司說了算。本格與伯恩公司還壟斷了全國的罐頭包裝和食品的生產，全國人民餐桌上擺放的許多食品和罐頭都是這家公司生產的，他們還有許多化工、涂料、房地產、木材、金融企業，他們甚至在阿根廷全境擁有90萬公頃土地，而這只是他們在巴西資產的一半……他們的成功和收入都是在剝削工人和賄賂官員的基礎之上實現的?！碑斎?，這些精選的論據也不是這家公司的全貌，數據有些夸大，例如，公司的實際土地擁有面積只有25萬公頃，而該公司的其他正面形象都被游擊隊員一筆勾銷了。

不管怎樣，蒙托內羅將犯人關進了兩個封閉的牢房，稱其為“人民的監獄”，并對他們進行了審訊和政治定罪，并認定了三條主要罪責：對工人的剝削、壟斷行為、賣國行為，并對其處以一年監禁和一億美金贖金的宣判。然而，犯人的父親始終不肯正面接觸任何的中間人，拒絕支付這筆錢，支付贖金違背他作為商人立身的原則。蒙托內羅一愁莫展，嘗試切斷任何聯系，來警告其父親，但他依然不為所動。

弟弟胡安的精神狀態每況愈下，時不時出現癲狂的狀態，游擊隊只能對哥哥豪爾赫施壓，讓他看到弟弟的狀態，催促他給父親寫信求救，豪爾赫看到弟弟的狀態之后，只得提筆寫信，建議父親商談贖金的金額。父親終于同意通過豪爾赫這條線進行溝通。豪爾赫試圖與游擊隊員討價還價，他料定這些年輕人沒有任何金錢的概念，于是給他們解釋一億美金的鈔票得占多少空間，這么大的體積如何才能安全運到國外是個難題，最終他們達成一個六千萬贖金的解決方案，可分兩筆支付，先支付一半贖金，可釋放弟弟，等對方支付另外一半之后，釋放哥哥。

游擊隊確實從來沒有管理這么多資金的經驗。在國內通貨膨脹非常嚴重的時候，只能考慮在國外接受匯款。蒙托內羅的兩位領導人曾在古巴接受軍事訓練，還參加過第一屆國際拉美團結組織大會，與古巴政府較為親近，于是，領導人向古巴政府求助，將一部分資金存放在古巴，古巴政府對這一說法一直予以否認；還有一部分資金在美國和歐洲進行支付。

1975年6月20日，被關押九個月之后，哥哥豪爾赫終于獲得了自由。蒙托內羅要求該公司在世界大國的媒體上按照游擊隊的文本報道此事，并且要求公司在城市各個街區、醫院、學校進行紛發物資和食品，總金額一百萬美金，并且在公司總部大門口放置庇隆與庇隆夫人的雕像。

蒙托內羅在釋放豪爾赫的時候，通過秘密方式召集所有的國際報社記者，以舞會形式作為掩飾，在新聞發布會宣布了他們的成就，他們一共獲得了六千萬美金的贖金，刷新了歷史紀錄。巧合的是，舉辦發布會的這所房子的主人是阿根廷國家情報局的工作人員，這所房子在軍政府時期（1976-1983）還被用來秘密關押和折磨左翼游擊隊員。1984年審判蒙托內羅的領導費爾梅尼西（Firmenich）時，這一巧合遭到質疑——蒙托內羅與國家情報局是否存在緊密的聯系？最終，費爾梅尼西被判30年監禁，于2007年提前釋放。

追索巨額贖金

七十年代，隨著軍政府對游擊隊打擊的深入，這六千萬美金的贖金成了包括軍方在內的多方追索的目標，紐約方面的金融投機商格拉伊維爾（Graiver）手中存有蒙托內羅的一千七百萬美金，但他在從紐約飛往墨西哥的航班事故中喪生，軍政府趁機沒收了他的家族財產；古巴駐阿根廷的外交人員被軍方殺害；瑞士銀行的一部分錢被軍方通過強迫經手人取出。

1983年，阿根廷開啟民主化進程，成立了失蹤人員調查委員會，對獨裁軍政府和游擊隊的罪行進行審判和裁決。軍方對此進行了抵制，甚至進行叛亂，導致政府頒布法律對軍方的起訴劃上句號。九十年代，阿根廷總統梅內姆延續這一政策，對眾多的軍事罪犯和游擊隊員在司法上進行赦免，試圖彌合民族的創傷。他想到了讓這位遭受綁架的富人與其綁架者游擊隊員重逢，這是多么好的和解畫面！昔日看守豪爾赫的游擊隊員加林貝蒂（Galimberti）還與他合開了一家公司，雖然這家公司最終因另一位牧師合伙人的丑聞而破產，但他們的合作印證了歷史創傷彌合的開始。

梅內姆時期，阿根廷經濟依舊處于危機之中，本格與伯恩公司依舊控制著阿根廷的經濟命脈，并向束手無策的梅內姆提出了新的經濟計劃。公司的兩位高管先后成了梅內姆的經濟部長。梅內姆于是推動了重新追尋當年的贖金的行動。巧合的是，昔日的蒙托內羅也給梅內姆競選提供了資金，其成員也進入了梅內姆的政府。在追索贖金的過程中，錯綜復雜的利益交織在一起發生沖突，成了一出說不清道不明的戲。這筆六千萬的贖金從公司付給了游擊隊，又從游擊隊分散到各地，最后一部分回到了豪爾赫的手上，還有一部分落入了梅內姆政府手中，所有經手和協助調查的官員、法官、前游擊隊員等等都想分一杯羹。

豪爾赫曾對記者說：“這種惡劣的富人和善良的窮人的簡單劃分嵌入了我們的身體。上帝給了我們一塊這么好的地，我們自己把它變成了泥沼，從來就沒有跨國公司的入侵和剝削，但是一群懶漢與罪犯利用了官方對勞動者的敵對。我們的問題就是總有不勞而獲的想法，這只能帶來貪腐。我對我的蒙托內羅朋友/敵人說過，殺害企業家和軍人就是挖掘國家的根基。如今我看到了許多公民終于放下了喋喋不休的爭吵，我看到了國家新的希望。”

這種說法，顯然是豪爾赫為自己辯護的一面之詞。在這起綁架案中，豪爾赫無疑是受害者，但是，正是因為自己的公司承擔著阿根廷海外貿易的樞紐功能，且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他才能同游擊隊和政府之間進行頑強的博弈。反觀政府在綁架案和調查真相時所起的作用，卻顯得乏善可陳。游擊隊的反抗表面上是為打擊貧富分化而戰，但其領導者的理論水平、政治信念和組織能力都十分薄弱，在國家民主化之后，部分成員迅速為大資本的“魅力”所折服，希望從大資本家那里分一杯羹，這最終讓和解成了重新成為權力精英對左派和右派甚至軍方和稀泥的行為。而阿根廷各界政府，無論是極權派還是民主派，缺乏真正的政治理念，只是想利用政治權力來討好特定政治派系，卻缺乏整合各個派系、塑造國家全新政治秩序的能力。只有克服了上述頑疾，而不是放縱企業家對民眾的“幫助式”剝削，才是阿根廷的希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