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年鑒學派發起的史學革新運動對20世紀世界史壇影響深遠，受到中外學者的重視。本文摘自《法國史學革命》（彼得·伯克著，劉永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12月版）。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版本增補了不少內容，尤其第五章歸納了1989年到2014年年鑒第四代學者史學研究的新動向，并對前五章做了增補。

如果說1968年前后是年鑒運動第三代形成的關鍵年代，那么，1989年前后是第四代至關重要的年代。本書第一版講述了這一運動截至1989年的故事。那個年份似乎是合乎時宜的，因為此年是雜志創辦六十周年。其重要性超乎我的預想，這主要不是因為柏林墻的倒塌，而是由于1988年和1989年雜志先后發表了兩篇匿名評論，兩篇文章都談到包括史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的危機或“關鍵轉向”，并吁請讀者反思他們研究過去的方法。幾乎是頭一次，我們發現了來自年鑒內部的毫不含糊的批評（芒德魯和費雷對計量史的攻擊是罕見的例外）。

年鑒第四代史學家大都出生于20世紀40年代，他們包括：阿蘭·布羅、羅杰·夏蒂埃、阿勒特·法杰、塞爾日·格呂津斯基、弗朗索瓦·阿爾托、貝爾納·勒帕蒂、熱拉爾·努瓦里埃爾、安托萬·利爾蒂、雅克·雷維爾、弗朗索瓦約瑟夫·呂朱、讓克勞德·施密特、呂塞特·瓦朗西和喬治·維加埃羅。跟上一代一樣，這個群體規模較大，比較多元。但與前二代相比，它更像機構或網絡，而非擁有在對抗主流趨勢基礎上確立的明確目標和認同的運動。在1990年付印的本書第一版中，我不無理由地指出，“年鑒運動實際上已壽終正寢”。其主要理由在于，跟1968年相比，1989年，巴黎大張旗鼓地慶祝法國大革命200周年，標志著事件對低估它們的學者帶來了更猛烈的“復仇”。從那年起，我們看到對敘事和政治的興趣復蘇，也看到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視角的強調。這一轉變，加上日益意識到法國在觀念世界的影響逐漸衰微，帶來了學科內部的危機感。

由于年鑒方法的獨特性下降，有理由追問，圍繞雜志形成的網絡，到1989年是否已接近尾聲。然而，上一段提到的史學家們出版了為數甚多的出類拔萃、充滿原創、令人激動的著作。更重要的，他們都受惠于年鑒傳統——前輩們的遺產。

在下文即將討論的某些文化史著作中，這一代與第三代的延續性是相當顯而易見的。然而，這一群體的某些成員轉向新方向，其多樣性同時顯示了創造力和碎片化。為方便起見，我們區分出六個走向：回歸社會史、微觀史轉向、身體史轉向、圖像史轉向、記憶史轉向及最后一個轉向——似可稱之為“反思”轉向，這要歸功于晚年米歇爾·福柯、米歇爾·德塞都和皮埃爾·布爾迪厄的社會文化理論。

延續

先談延續。一些年鑒學人同時延續、改進了在第三代占據支配地位的那種文化史。比如，讓克勞德·施密特曾是勒高夫的一個學生，后來又經常和他合作。但施密特也探討新課題。早在1979年，他在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討論一只被封圣的中世紀格雷伊獵犬。他后來還撰寫著作，討論舉止史（1990）——勒高夫也曾討論過這個課題——和中世紀幽靈史（1994）。

這一代的另一位中世紀學者是阿蘭·布羅。他以選題獨特著稱。他的著作包括對《金色傳奇》（中世紀圣徒傳記匯編）的結構主義分析、對女教皇瓊的神話構建的研究和對封建領主對其農奴新娘的“初夜權”的研究。布羅還從表演和所謂——借用語言學術語——禮儀“能力”的角度，對王權儀式進行了分析，前人認為儀式只不過是跟著腳本依葫蘆畫瓢，與此相比，布羅的方法更具彈性或流動性。

第四代史學家當中，從事近代早期研究的包括雅克·雷維爾、阿勒特·法杰、羅杰·夏蒂埃、克里斯蒂安·茹奧和安托萬·利爾蒂。比如，在《造反的規則》（1988）中，法杰和雷維爾討論了由兒童綁架謠言引發的18世紀巴黎民眾騷亂。他們對所謂的“暴民邏輯”進行了討論，這一研究承襲由馬克·布洛赫和喬治·勒費弗爾建立的學術傳統，布洛赫曾從事謠言研究，而勒費弗爾討論過革命騷亂——這一研究也非常著名。法杰還出版了《脆弱的生命》（1986）一書，此書關注的是巴黎平民，特別是男女、貧富、主仆、鄰里和同事之間團結、沖突并存的主題。《脆弱的生命》是在司法記錄的基礎上寫成的，它分為三個部分，分別處理了三個團結和沖突的場域：家庭（家庭和婚姻）、作坊和街道。

第三代的一些成員從地窖爬到頂樓，但羅杰·夏蒂埃一直就在頂樓工作。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從事上一章討論的由亨利讓·馬丁、丹尼爾·羅希等人引領的書籍史研究。夏蒂埃沿著“文化轉向”的路數，將舊的書籍經濟社會史，轉化為關注印刷品使用的“閱讀史”。他的論著顯示，他對心態史和第三層面系列史的不滿與日俱增。他批評這些方法錯誤地預設了系列中不同事項的同質性。他討論藍皮書庫的系列論文，動搖了羅伯特·芒德魯提出的詮釋的基礎。他指出，這些廉價書籍的讀者，并不限于農民或平民。至少在1660年前，其主要讀者是巴黎市民，偶爾還有上層階級。夏蒂埃堅持的更一般性的看法是，“在特定文化形式與特定社會群體之間建立排他性的關系”乃是不可能的。這自然讓文化的系列史研究變得更為困難，假如不是全然不可能的話。在夏蒂埃自身對廉價書及其他文本的分析中，核心概念是“挪用”。他建議說，大眾不一定會認同于特定的文本庫、物件、信仰或是其他東西。大眾存在于“使用文化產品的方法”之中，這些產品包括印刷品和節日等。因此，夏蒂埃關注的主要是特定文本在適應某個大眾——或更準確地說一代接一代的大眾——需求的過程中所經歷的轉型。他討論的大眾通常來自法國，但他也談到來自西班牙（集中于塞萬提斯）和英國（集中于莎士比亞）的大眾。

羅杰·夏蒂埃

至于曾和夏蒂埃進行過若干次合作的克里斯蒂安·茹奧，他集中關注的是或可稱之為文化政治史的課題，他涉及的課題包括反政府小冊子和御用文人。在1985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茹奧討論了17世紀中葉所謂“投石黨”叛亂時期的反政府輿論戰爭。他拋棄了處理這一課題的傳統方法，亦即把5000本小冊子詮釋為大眾輿論的“反映”，他像夏蒂埃那樣，拋棄了運用“系列史”方法進行分析的做法。他否認小冊子內容的同質性，把每個文本當做自主性的行動和所謂“文字投石黨”的一個組成部分來進行考察，認為它們帶有自身的意圖和效果。小冊子寫手的策略，是他們對事件和人物的表述，必須服務于某一宗旨——如將紅衣主教馬薩林妖魔化。像布羅對儀式的研究一樣，茹奧強調流動性或調適性。茹奧還寫了一部著作討論文學的力量，此書的章節圍繞的是個悖論：17世紀法國作家對國家的依賴達到巔峰之際，就是他們日益被認定為一個獨立群體之時。同樣，他談到文學策略，把文學當做一種行動方式，盡管他在此關注的是官方文字而非造反文字。

另一位近代早期史學者塞爾日·格呂津斯基一開始研究的地區是墨西哥。他的《墨西哥的征服》（1988）將勒高夫和杜比風格的社會想象史和殖民化史結合起來。他的《混血兒的心智》（1999）與其說是對心態的研究，不如說是對文化混合，特別是16世紀墨西哥西班牙文化和阿茲特克文化的混合的研究。社會文化史的另一個給人印象深刻的貢獻，來自安托萬·利爾蒂。他是丹尼爾·羅希的學生，現任《年鑒》編委會委員。他的《沙龍的世界》（2005）關注的是18世紀巴黎的社交。他吸收了布爾迪厄、歐文·戈夫曼和諾貝特·埃利亞斯等社會學家的看法，對通常由語言和文學專家而非社會史家或文化史家研究的制度提出了新詮釋。

在從事19世紀研究的史學家中，阿蘭·科班繼續對上一章論及的感知人類學進行探討，并在發現新課題方面表現出一貫的別出心裁。他的《海的誘惑》（1988）考察了海濱的發現——18世紀前，海濱被視為不值一游的荒野。而他的《大地的鐘聲》（1994）重構了19世紀法國鄉村所謂的“音響景觀”，包括為控制鐘而產生的諸多沖突。

《海的誘惑》與《大地的鐘聲》

回歸社會史 這個走向再次證明了上文談到的“祖父法則”。在1996年英年早逝前，貝爾納·勒帕蒂，一個對恩斯特·拉布魯斯著作富于批評意識的仰慕者，是這一走向的核心人物。勒帕蒂先后師從皮埃爾·古貝爾和讓克勞德·佩洛，從事1740年至1840年法國城市化過程的研究。跟研究卡昂的佩洛不同，勒帕蒂撰寫的不是某一城鎮的專著，他試圖從交通網絡著眼，重構整個城市體系。他批評費弗爾將研究焦點放在區域而非體系上，不過他承認受惠于拉布魯斯和西米昂。在第一本書《陸路和水道》（1984）中，勒帕蒂關注的是字面上的網絡，亦即視覺意義上的道路和運河。在第二部更雄心勃勃的著作中，他將法國城鎮視為一個體系的組成部分，這個體系在1740年至1840年間發生了轉型。

勒帕蒂還嘗試在一個全新的形態下復活社會史，這體現在他主編的一本論文集《經驗的形態》（1995）中。這一事業的另一位參與者是熱拉爾·努瓦里耶。他從事移民史研究，并曾撰書討論所謂的“社會歷史學”（socio histoire），這一方法比舊社會史更接近社會學。弗朗索瓦約瑟夫·呂朱也是如此。盡管他并非年鑒網絡的一分子，但他和勒帕蒂一樣，特別關注18世紀城鎮史。他還是法國少有的英國史專家之一。像馬克·布洛赫那樣，呂朱出版了一部法英比較史著作，在這部關注18世紀個人和家庭的著作中，他將歷史人口學傳統和聚焦特定家庭的微觀史分析結合起來。

作為1986年至1992年《年鑒》雜志的秘書，勒帕蒂曾寫過兩篇引起熱議的社論（署名“年鑒”），討論了史學和社會科學的“關鍵轉向”。他還將經濟學家安德烈·奧爾良等社會科學家引入執行委員會，從而恢復了20世紀30年代的做法。1994年雜志改名為《歷史與社會科學年鑒》，體現了與經濟學、社會學和其他學科展開更密切合作的辦刊方針。勒帕蒂對歷史寫作中的尺度問題，特別是微觀史走向也頗感興趣。

《蒙塔尤》

微觀史 從今天回頭看，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已被認定為對20世紀80年代所謂“微觀史”做出了早期貢獻。時隔多年，才出現許多跟風的微觀研究。阿蘭·科班的《食人族村落》（1990）是另一本社區研究著作，作者從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入手觀察這個社區，村民共同謀殺了一個外人，一個表示支持新成立的共和國的貴族。同樣，中世紀學者居伊·布瓦通過探討一個社區的歷史——盧爾南村，考察了1000年前后封建制度的興起，這個村莊位于40年前喬治·杜比研究過的馬孔地區。

另一些研究使用史學顯微鏡，對個人進行焦點分析。比如，丹尼爾·羅希在1982年發表并討論了他發現的一本日志，日志記錄者是18世紀的工匠，一位名叫讓路易·梅內特拉的釉工。盡管這種類型的工人階級自傳在19世紀越來越多，但在梅內特拉時代則甚為罕見。在一部充滿想象力的重構杰作中，阿蘭·科班致力于撰寫“一個無名之輩的生平”，此人是生活在19世紀的木屐制作匠弗朗索瓦·皮納戈，他是通過隨機抽樣被選定的，本身沒有留下任何記錄。這個研究的出發點，正在于避免基于一些類似梅內特拉的非常態（并且異常能言善辨的）個人來撰寫普通民眾的歷史。

對微觀史的興趣，為歷史傳記在年鑒群體的復蘇提供了基礎，這是向費弗爾的路德傳樹立的典范的回歸。比如，喬治·杜比出版了一本中世紀英國人威廉元帥的傳記，而雅克·勒高夫撰寫了法國國王圣路易的生平。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討論了圣西門公爵，視之為路易十四宮廷的人類學家。而馬克·費羅撰寫了貝當元帥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傳記。

在雅克·雷維爾主編的一部討論歷史寫作尺度問題的論文集中，作者探討了微觀分析運動（可惜未譯為英文），這是與布羅代爾考察地中海時使用的宏觀史學背道而馳的一種走向。這部緣起于史學家與人類學家交鋒的論文集，討論了微觀層面是否重要、是否應優先于宏觀層面等問題。此書還考慮到尺度選擇與不同類型解釋的重要性之間的關系：個人能動性在微觀層面更為顯著，而在宏觀層面，正如布羅代爾著作顯示的，能動性讓位于結構性解釋。這些集體反思為對歷史解釋的長期爭論作出了重要貢獻——堪稱是近數十年來最為重要的貢獻，盡管微觀和宏觀解釋如何結合的問題仍懸而未決。

勒高夫《圣路易》英譯本

身體史 在年鑒學人的著作中，身體史是個相對新穎的主題，盡管讓皮埃爾·彼得和雅克·雷維爾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論及這個課題，而且千真萬確的是，米歇爾·福柯在1984年問世的兩部著作《快感的享用》和《自我的呵護》中，也探討了這個課題。這一領域的領軍人物是一度擔任過體育教師的喬治·維加埃羅。維加埃羅撰寫過衛生史、強暴史、體育史、美與肥胖史等方面的著作，他實際上是單槍匹馬在法國開展身體史研究，盡管他也和阿蘭·科班——由于感知史方面的興趣，他成為這一任務顯而易見的人選——及人類學家讓雅克·庫爾第納參與合作項目《身體史》（2005）一書的編寫。在這部集體編纂著作的序言中，開篇就提到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塞爾·莫斯（曾寫過從社會學角度研究身體“技術”的著名論文），從而將這一新領域納入年鑒傳統之中。但盡管馬塞爾·莫斯很早就關注這個課題，對身體的人類學、社會學和史學研究卻并非法國專利。從20世紀80年代起，德國、意大利、美國和英國學者，包括魯道夫·貝爾（《神圣厭食癥》，1985）、芭芭拉·杜登（《皮膚之下的女性》，1987）、裘利亞·西薩（《希臘的童貞》，1987）和彼得·布朗（《身體與社會》，1988）等人，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喬治·維加埃羅《身體的歷史》

圖像史 如果沒有圖像提供的證據，身體史就無從談起，因此不少國家的史學家幾乎在同時發現這兩個課題，也就不足為奇了。處于年鑒邊緣的菲利普·阿里埃斯在1960年出版的討論家庭和兒童的名著中，就已使用了圖像證據。在這個群體內部，20世紀70年代視覺轉向的先行者是喬治·杜比和馬克·費羅。杜比研究了藝術與社會的關系，而費羅在論著中討論了電影對史學家的功用。

到20世紀90年代，圖像證據日益成為文獻和統計證據的補充，圖像證據本身作為物質文化的一個部分，也成了研究對象。比如，讓克勞德·施密特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對中世紀的視覺文化進行討論，而阿蘭·貝桑松撰寫了一部思想史，討論偶像破壞論，或更準確地說，討論制作和破壞偶像、尊崇和逃避偶像實踐背后的思想預設，這部史書從柏拉圖一路談到卡西米爾·馬列維奇等非具象或反具象畫家。

莫里斯·阿居隆也參與了視覺轉向，他發表了一篇論文，討論19世紀所謂“塑像熱”，并對大革命到20世紀法蘭西共和國的人格化象征“瑪麗安”進行了研究，他側重探討了在民間文化及精英文化中，她的形像的內涵是如何變化的。塞爾日·格呂津斯基出版了研著《交戰中的圖像》，此書再次聚焦墨西哥，側重討論了傳教士對宗教想象的利用，不過在布羅代爾長時段的感召下，書中講述的故事一直延續到20世紀末。

《私人生活史》

記憶史 圖像在集體記憶的保存和重構過程中都起了關鍵作用。對這一主題的興趣，可一直回溯至年鑒傳統早期。我們知道，20世紀20年代，莫里斯·哈布瓦赫和馬克·布洛赫都談過集體記憶。20世紀70年代，雅克·勒高夫和菲利普·茹塔爾重提這個論題。在第四代學人中，呂塞特·瓦朗西研究了對阿爾卡扎克比爾戰役的記憶，1578年，葡萄牙國王塞巴斯蒂安在這場戰役中喪生。更準確地說，她的主題與其說是對這一悲劇事件的記憶，不如說剛好相反，是否認發生了這一事件，其表現是，在根據古老傳統等待塞巴斯蒂安回國之后，盼來的是一位自稱國王的冒名頂替者。

主導法國記憶史的是集體成果《記憶所系之處》。此書于1984年至1992年問世，主編是兼具出版家（任職于伽里瑪）與史學家身份的皮埃爾·諾拉。這部七卷本的研究法國文化的著作，集中討論了過去在現在的復活和過去在現在的功用，這是20世紀末令人印象至深的史學事業之一。法文書名“記憶所系之處”具有雙重內涵：其一，指的是古典記憶術（利用寺廟等想象場所來組織記憶素材）；其二，指的是喚起造訪者記憶的建筑場所（以及印象、音樂、書籍和其他對象）。諾拉在導論中表達了他的撰稿人不一定認同的思古之情，他認為今日記憶之所以成為熱門話題，是因為真實的記憶已遺失，被歷史所取代了。

《記憶之場》（《記憶所系之處》的中文簡體字譯本）

為找到這部著作為數甚多的篇章的撰稿人，諾拉必須撒開大網。但年鑒群體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代表：比如，阿居隆撰文討論城墻，伏維爾討論《馬賽曲》，波米安討論法國檔案，勒高夫討論了蘭斯——這個城市是舉行法國國王加冕禮的地方。諾拉自己雖然處于史學職業的邊緣，但他和年鑒群體私交甚厚。他和維達爾納凱是中學同學，伏維爾是他的預科班同學，他和勒華拉杜里是好友。他是費雷的表兄弟，和勒高夫同為集體三部曲《史學的技藝》的合作者。他于1977年進入高師，《記憶所系之處》即淵源于他在高師的討論課。繼敘事問題之后，在集體記憶研究的激發下，保羅·利科恢復了與史學家的對話，他批評諾拉自己撰寫的文章在使用“記憶”一詞方面不夠統一。

在這里討論的新走向中，我們把第四代最為突出的特征放到最后進行討論。簡言之，它可被稱為“反思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