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樸槿惠總統參加了聯合國開發首腦會議和第70屆總會。在韓國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和經濟協作開發機構（OECD）舉辦的“為使新村運動發展成為21世紀新型的農村開發模式”研討會中，樸槿惠總統介紹了韓國新村運動的經驗和成就，并對新村運動的成功要因做了具體闡釋，指出獎勵和競爭、建立在信任基石上的國家領袖精神、主動而積極的國民參與等，是新村運動成功的核心要因。

樸槿惠總統當天在聯合國總部舉行的“新村運動高層人士特別活動”的開會詞中的講話揭示了新村運動成功的要因和推廣到發展中國家的可能性。

“看到當時作為總統的先父促進新村運動的面貌時，我體會到了以哪些成功要因，如何形成善循環結構來改變國民和國家。新村運動開始的第一年，政府向全國3.3萬多個村莊平均供應等量的水泥，讓每個村莊開始獨立地大干一番……第二年政府只支援優秀的16600座村莊。因長期的貧窮變得無氣力的農民們為了獲得更多的支援而開始競爭和團結起來，為農村現代化掀起了巨浪……領導人的意志與國民精神形成了共識，同時擴大了新村運動的綜合效應?？吹健梢宰龅健男拍畛蔀楝F實，國民各自成為變化的主體。政府通過體系化的項目培養了新村運動領導人，他們成為了變化的催化劑，引領了居民的自主參與。我期待新村運動能夠成為符合各國國情和時代變化的國際農村開發戰略和國家發展戰略。此外，希望基于新村運動的全新開發模式可以為根治地球村的貧困和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新村運動的主要成效包括擴充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改善村民的生活環境和增加村民收入等。韓國農民年人均收入從1970年的825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4602美元，9年間每年增加20%多。新村運動之所以成功，源于居民的主人公意識和協同力量、政府的強力意志和高效的行政效率以及土地改革和教育等多種因素。

韓國通過第一次和第二次經濟開發五年計劃，大大推動了工業化進程，使得農村現代化所需的財源基本得到了保障。但最重要的是，新村運動成功的決定性因素是其“賦予并激發了村民期待成功的心理動機”。政府與村莊直接簽署合同，開展該地區的環境改善工作，居民們提供勞動，領取工資，政府將其工資的一部分集中存起來，支援村莊開展養蜂、糧食種植等其他農業活動。農民們通過參與工程建設，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條件，務農資金也得以增加。

新村運動也曾經開展過“創建小康村莊”的政府政策和“國民再建運動”，但不是居民自主參與的運動，而是國家支援物資開展的事業，所以居民沒有參與的積極性，也就沒有發展成為國民運動。

韓國新農村運動時期的農村建設景象

在新村運動開始擴散并創造出顯著成效以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援、指導和協助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支援新村運動的成功因素可以進一步地概括整理成以下五條。

1．居民們的自主參與

新村運動得以順利開展的最根本動力是村民的主動參與。以往每到農閑期，村莊中（出生于1920年代前后）的青年們是以酗酒賭博度日的，但在新村運動開始后他們主動地參與村莊的整備。在取得顯著成效時政府給予獎勵，這樣的過程不斷地循環，促使新村運動能夠擴散和活性化。這種主動的參與（不僅對農村，也對城市）是整備環境和提高生產力所必需的根本條件。

2．村莊是最基礎的執行單元

新村事業最初是從（最小的行政單位）村莊的“新村建設”事業開始的。村莊是人們集聚在一起生活的基本單元，是一定地域內資源共享的主體，村民在新村領導人的指導下協力參與，推動了新村事業的順利開展。政府為了實現建設新村的目標，循序漸進地實施了改善環境、革新意識、增加收入等舉措。在政府可調控的資源不足的狀況下，為了引導村民的共同參與，從最簡單的環境改善事業（需要的物質支援較少，大多是村民的勞動力貢獻）開始實施。

村民通過這些基礎的村莊建設事業找回了自信，引導村民形成了“只要做就可以”的新村精神。在這個過程中，非生產性舊習得以清除，重建了優良的傳統習俗，并利用現代技術培養了健全的國民精神，改造了農村社會和重建了村民的精神生活。

3．優先支援優秀的村莊

新村事業的另一個成功因素是擇優選擇和支援。政府通過對取得成效的村莊進行評估，擇優支持和投資其后續建設活動，并實行基礎村莊、自助村莊、自立村莊等的升級制度，引導村莊之間的公平競爭。通過對優秀的村莊和領導人的定期評價和補償（或者說是表彰），持續地賦予其動力，使人們對自己的努力和參與（新村建設）充滿自豪感和成就感。

基礎村莊是村莊小路、進入路、農路和小河川整備修理率為70%，達到協同作業班活動、村莊基金30萬韓元、每戶收入50萬韓元等基準的最低階段的村莊。自助村莊是達到村莊小路、耕作農路、村莊間的溪流、小河川的整備和協同生產事業的執行、村莊基金50萬韓元、每戶收入80萬韓元以上等基準的村莊，自立村莊是村莊外小·中河川的整備修理率為95%，達到每戶收入140萬韓元和村莊基金100萬韓元以上等基準的最優秀的村莊。

4．培養新村領導人

新村運動得以順利開展，發揮最重要作用的是新村領導人的主動參與。新村領導人的作用在于與村民討論形成村莊未來發展方向的共識，并對村民進行意識革新等相關的宣傳教育等。政府通過組織研修班、專門化技術教育、領導藝術課程等，提高了新村領導人的綜合素質，使其能夠更加高效地帶領村莊實現健康發展。新村領導人使得村莊分散的民心得以集聚，集中協力建設新農村。

新村教育是從1972年1月14日農協大學內的農家研修院開始的。第1期教育以從全國郡單位各選拔1名組成的140名研修生為對象，為期2周，共有420名研修生畢業。研修院從1973年4月遷移至水原農民會館后改稱為新村領導人研修院，從1973年6月開始，以婦女新村領導人班為始，教育對象逐漸擴大至經濟團體干部班、農協干部班、高級公務員班和包括長次官在內的社會指導層班等。后來，新村領導人的教育超越了單純的農村開發教育，逐漸具有了國民精神教育的性質。自1975年起，各部門和相關機構分擔工作，分別主管各對象的教育過程，使用了全國的所有可用教育設施。新村教育大體上分為新村領導人教育、技術教育、農民教育等。

5．政府體系化的支援

在新村事業推進過程中，政府的主導和綜合支援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初期，許多工作得以順利推進的原動力正是總統強力堅定的意志；之后，政府建立了體系化的支援計劃，這也是新村運動可以成功持續的因素。政府為支援新村工作建立了體系化的組織機構并強力引領。

新村運動全面擴散期開始是在1973年，當年1月16日依據總統令6458號在內務部設置了新村負責官室，其下屬有4個科，3月7日在總統秘書室設置了新村負責官室，管理整個新村。分散于各部門的行政力量積少成多。

新村運動一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競爭性的支援政策的作用成效，即只支援“力求自力更生的村莊”。

韓國新村運動中央會，新村領導人會議（2013年）

新村運動的國際意義

20世紀50—60年代的韓國是一個貧窮且人們看不到希望的國家，占人口80%的農民每年在過了春天之后，需經歷“春荒”后才能等到麥子成熟。在秋季播種的大麥被收獲的6月以前，是通過采集春天留下的各種葉子和挖掘草木的根來充饑的時期，達到了以草根木皮來充饑的貧窮極限，現在1950年代以前出生的韓國人都不會忘記小時候在故鄉的饑餓。

1979年樸正熙總統遇刺對新村運動造成了很大沖擊，1990年代以后新村運動似喪失了動力而停滯不前，顯然新村運動在當下遇到了新挑戰。原因在于國內外的經濟社會環境已經與過去不同了，新村運動的目標和內容也要與時俱進；經歷了1970年代的新村運動后，韓國國民的生活水平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標準，對新村運動的參與度和熱情也慢慢冷卻了下來。所以，亟需回顧新村運動的本源意義，進而樹立對應于新的國內外環境的新的新村價值導向。

國際視角而言，哥倫比亞大學杰佛瑞·薩克斯教授曾說, “可以終結絕對貧困的最終方法是培養絕對貧困層用自己的雙腳登上開發階梯的能力”；為了消除貧困和實現可持續發展,國際社會高度關注韓國的新村運動及“Can do”精神，并強調了新村運動對未來國際社會的作用。在促使處于貧窮境地的最貧國在短期間內擺脫貧困的過程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曾將韓國新村運動的經驗編入教科書。

此外，韓國新村運動中央會（Korea Saemaul Undong Center）在2013年新村領導人會議上倡導“第二次新村運動”，并提議開展文化共同體運動（Cultural Community Movement）、近鄰共同體運動（Neighborhood Community Movement）、經濟共同體運動（Economic Community Movement）和全球的共同體運動（Global Community Movement）這四個課題研究。這些課題可以促進新村運動價值的海外傳播，憑借文化—近鄰—經濟—全球的共同體運動，“第二次新村運動”將展現出其全新的價值。

另一方面，最近在韓國也出現了一些對評價新村運動意義的負面輿論。若要讓近些年來受到冷落的新村運動在韓國激活，需要組織開展年輕人群可以參與的活動。例如針對大學生，可以利用“綠色新村運動—提高國家品質的運動—運營充滿生活氣息的共同體—走向世界的新村運動”等新主題，策劃一些有助于大家主動參與的活動。年輕人也可以基于國內的經驗，通過參加海外志愿活動而自主地學習和傳播新村運動。

在新村運動國際事業中最為核心的工作是培養村莊領導人，從而推進相關村莊發展。新村運動與其他援助項目的不同之處在于，其不是單純的“富有國家援助貧困國家”，而是幫助它們實現自我發展。提供援助的國家和接受援助的國家間的積極互動，有助于被援助國家的長期自立。

在具體的援助運作中要讓各個村莊獨立地決定各自的優先發展順序，并因地制宜地施行；政府要發揮支持地方開展工作的主導作用。對那些接受幫助的國家而言, 新村運動重在為它們提供自主、自信的發展氛圍；這樣做比起那些單純授以“魚”而非“漁”的套餐型開發事業，更具有為發展中國家的落后農村帶來變化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開發適合發展中國家農村現實條件的政策工具包（toolkit），以及可以根據具體條件靈活選用的模塊。最后，對村莊發展的成功案例和模范事例要大力傳播，從而促使以村莊為中心的成功實踐擴散開來，最終成為全國性的事業。

（本文原載《國際城市規劃》2016年第6期，原標題為《韓國新村運動的成功要因及當下的新課題》，經過編輯簡化，由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