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國總統后，接連做出“退約”（退出TPP）、“筑墻”（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修建隔離墻）、“趕人”（移民禁令）等決策，美國自身的大變革及其所牽動的世界大變革，可能來得要比我們想象得更快。2017年，德國、荷蘭和法國等歐洲國家將迎來大選，主張反歐盟、反移民、反自由貿易政策的極右政黨或將“所向披靡”，歐洲的大變動恐怕也是“箭在弦上。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作為西方世界的核心地帶，美國和歐洲自身發展走向的“不確定性”如此之高，可以說是前所未見。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評論家蒂莫西?阿什（Timothy G. Ash）憂心忡忡地寫道：世界正在進入民族主義高漲和全球對抗的新時代，而民族主義的時代“常常始于高漲的希望，而終結于淚水”。

國際輿論對“特朗普沖擊”也是一片悲鳴。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直言，美國開始拒絕承擔國際領導權，沒有美國的領導，“西方”這個概念開始失去意義。加拿大最有影響力的報紙《環球郵報》評論稱，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正在終結“美國世紀”，更黑暗的時代或將到來。向來持右翼立場的日本《產經新聞》也刊文稱，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已經站到破壞國際秩序的最前列。

美國緣何“回縮”

面對這種局面，需要暫時放下對特朗普在道德上的嫌惡之感，思考一個大問題：為什么美國會發生如此戲劇性的變化，這是不是一種戰略轉向，這種轉向的深層動力到底是什么？

自奧巴馬執政以來，戰略界人士就常常使用“retrenchment”這個詞來描述美國的總體態勢，漢語中很難找到相應的詞匯，姑且翻譯為“回縮”（與“收縮”、“緊縮”有所差別）。實際上，如果說奧巴馬和特朗普兩個政府之間有什么延續性的話，那就是美國愈加關注自己的國內建設，愈加不愿在美國之外“背包袱”。奧巴馬選擇的是自由主義、制度主義的路線，特朗普則是“強現實主義”、“新孤立主義”的路線，赤裸裸地宣揚和堅持“美國第一”。

美國的這種“回縮”，既事出有因，也影響深遠。美國國防大學的知名戰略學者T?X?黑姆斯（T.X. Hammes）提出了一個頗有啟發性的解釋。他認為，全球化在過去幾十年中，奠定了美國大戰略的基礎，如今卻出現逆轉，而這種狀況也將決定未來一個時期美國大戰略的選擇。

首先，機器人、人工智能和3D打印等新興技術的發展，將削弱低勞動力成本地區在制造業方面的優勢，這為美國海外企業的“回流”創造了條件。其次，溫室種植等技術降低了從其他國家進口農產品的重要性，發達國家可以把工業和農業生產轉移到距離國內市場較近的區域。第三，隨著美國實現“能源獨立”目標以及國內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美國將更少地從國外尤其是中東地區進口石油等資源。由此，全球化進程的一系列深刻變化致使，美國大戰略不可避免地變得更趨“內向”和“孤立”。

當然，理解美國的戰略轉向，還要考慮美國社會內部的變化。圍繞“特朗普現象”，筆者和多位美國學者交流，他們不約而同地推薦一本“紐約時報暢銷書”《山里人的挽歌》（Hillbilly Elegy），讀罷該書，就會明白為什么憤怒、無助的美國白人民眾會支持特朗普。布朗大學高級研究員斯蒂芬?金澤（Stephen Kinzer）也非常生動地描述了美國人的這種“憤怒”情緒，“全球化被描述成將使所有人獲益的事情，結果卻成為很多工薪階層的噩夢。因為‘破壞’（disruption）與‘全球供應鏈’，很多曾經可以憑著穩定收入養活家人的美國工薪族現在只能期望去沃爾瑪當接待員。與此同時，少數超級富有的金融家操縱我們的政治體系，鞏固他們對國家財富的掌控”。

簡言之，特朗普很多看上去不靠譜的政策絕非“一時興起”，它們的確有“群眾基礎”，即便不是特朗普上臺，美國的內外政策也會大變。毫無疑問，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很不一樣的美國。正如“世界體系”理論的代表人物、耶魯大學教授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不穩定問題已不再是“南方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專屬，不穩定正在美國的社會及政治層面蔓延。美國正從“不可或缺的”全球領導變成“不可預測的”國家，特朗普上臺給全球帶來的動蕩也許才剛剛開始。

中國如何應對

重要的是，面對一個并沒有太多“玫瑰色”的世界，中國該怎么辦，中國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大戰略？這是面對“特朗普沖擊”亟需思考和爭論的話題。

所謂大戰略，是指一個國家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協調運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種權力資源，確保國家安全、維護國家利益的總體構想。有了這樣的總體構想，一個國家的內政和外交政策就會有較為明晰的主線和基軸，而不致四面出擊、耗費實力，也有助于給國民和其他國家一個相對穩定的預期。

有人說，美國的“退場”正好給中國讓出了位子，成為“世界老大”應當是中國的大戰略，中國要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導。的確，歷史上很多強國的大戰略，往往以爭取“世界老大”的地位為導向。從2000多年前的羅馬帝國，到近代以來西班牙、荷蘭、法國等殖民主義強權，再到19世紀觸角遍及各大陸的“大不列顛”、占據歐亞大陸核心地帶的奧斯曼帝國等，世界舞臺上的重要玩家們帶著稱霸世界的野心一一亮相，又毫無例外地陷入衰敗，從舞臺中央退隱。

很遺憾，在21世紀，任何國家都不得不放棄當“世界老大”的野心，即便是各方面實力仍然遠超其他大國的美國。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是負責評估美國國家戰略環境的權威機構，它在2012年發布的“全球趨勢”報告中明確宣稱，“到2030年，沒有國家將是霸權國家。個人賦權、權力在國家之間的轉移，以及權力從國家向非正式網絡的分散，將是影響深遠的”。

在美國“回縮”、歐洲衰弱、西方世界實力相對下降的背景下，未來20年很可能將出現一個美、中、歐、俄構成的“多中心”世界，同時也會有若干占據“樞軸”地位的國家，如哈薩克斯坦、印度尼西亞、伊朗等。“多中心”與過去常說的“多極”大不一樣。“極”的概念更多體現的是一種19世紀的思維，與“勢力范圍”、“后院”、“大博弈”等一連串帶有封閉性、沖突性的理念密切相聯。“多中心”世界在承認相關國家擁有“中心強國”地位的同時，也強調這些“中心強國”之間的聯通性和相互依存。

面對很可能出現的“多中心”世界，同時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國力、發展挑戰、政治制度、文化傳統、地緣限制等因素，中國千萬不要被“世界老大”的迷夢所綁縛，而應選擇一種以“互聯互通”（connectivity）為導向的大戰略。“互聯互通”目標是有限的、可控的，戰略姿態是克制的，重在發揮中國的真正優勢，以包容、融合、聚合化解封閉、排他、陣營，彰顯的是“東方智慧”。

難免有人質疑，為什么當美國和歐洲開始“筑墻”，而中國卻要推動“互聯互通”。概言之，“中國走向全球”的大趨勢難以改變，沒有一個開放的世界，就很難有一個真正繁榮的中國。雖然美歐出現“逆全球化”思潮，但在東南亞、南亞、中亞等廣闊地帶卻涌動著實現市場、產品、人員、貨幣更大程度聯通的需要。雖然中國還不是全球性強國，但它具備在“大周邊”地區主動作為、推動“互聯互通”的能力。

19世紀法國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巴斯蒂亞（Frederic Bastiat）曾言，“如果貨物不跨過邊界的話，那么軍隊就要跨過去了”。今天的世界，這種風險依然存在，“特朗普沖擊”對全球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影響不容低估。在鞏固外交基礎、尋求新伙伴、建立“聯合陣線”方面，中國需要深入發掘和運用“互聯互通”作為政策、世界觀和大戰略導向的巨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