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呈現出具有規范含義的現代國家。這是因為，英國首先是世界上第一個完成現代建構的國家。這個第一，既是指現代建國在時間上的先在性，也是指現代國家結構上的首次完型。

但如果僅僅是時間上早起的現代國家，它并不一定具有規范含義，那可能只是一個時間先起的事實指認而已。甚至先發的現代國家所具有的探索性質，其完型也很可能是現代國家諸要素的無機聚攏而已。就此而言，英國作為第一個現代國家所具有的規范性，不僅是指它在時間上的先發，結構上的優先完型，更是指它對一切試圖理解和建構現代國家的人而言，構成一種標準。這種標準，既是現代國家實際指標意義上的，也是現代國家價值關涉意義上的。唯有后者，才使英國的現代國家建構具有規范含義。正是在后者的基礎上，現代國家之立于自由價值、立憲民主、市場經濟、工業體系這些基本理念與制度，才成為世界范圍內一切試圖成為現代國家的國度努力的基本目標。滿足這些規范要求的國家，即被承認為現代國家；不滿足這些要件的國家，就不能被稱為現代國家。

在此特定意義上，現代國家就不能被視為處在現代時段的國家，而是指那些滿足了英國規劃的現代規范要件的國家。如果將自由價值歸入精神領域，需要另作討論外，就本論題而言，市場經濟、工業體系與立憲國家的關聯作用，就成為需要進一步討論的話題。

《大憲章》：英國現代建國的起點

英國、尤其是英格蘭，之所以能夠成為具有規范意涵的現代國家，當然與其長期累積現代要素，并且在現代臨界點上獲得突破，具有密切關系。英國長期累積的現代要素，就論題相關的方面而言，首先呈現在政治制度改良上。

這倒并不是說英國的現代起點固化在政治機制上。更不是說英國率先呈現如一些后起現代國家那種先行創制現代國家建制，后續推進經濟發展的建國模式。從英國建構現代國家的進程來看，這是一個不太嚴格的斷言。嚴格一點講，與其說英國現代建國起于政治變革，不如說英國國內的經濟利益之爭，催生了政治權力的改變。這是一個與事實更為接近的狀況。但相比于英國現代建國起始階段的經濟利益之爭，當時的限權變革，具有更為鮮明的現代性意義。僅僅是在這個意義上，才有理由斷言英國現代建國是從政治領域起始的。

1215年是英國現代建國的一個原初創生點。這一年是公認的現代立憲政治興起的一年。《大憲章》的簽署，成為英國現代政治興起的重要標志。《大憲章》生成的機制是復雜的。從歷史背景的角度看，當時的英國沒有憲法，也沒有一般的政府體制。對維持社會政治秩序發揮效用的，是一些習慣性的做法。王室支持個人特權，而特權成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并附屬于各種特殊地位。于是，國家的運作奇怪地依托于一種特權者效忠王室、王室生存于特權之中的機制。

《大憲章》的簽署，完全是由于當時英格蘭社會政治遭遇的一些事件催生的結果。盡管這部憲章的理念，已經有其前史。但直接的動力，來自于貴族試圖限制國王橫征暴斂、發動戰爭。

當時英格蘭王發動戰爭，多支靡費，收益甚少。圍繞戰爭需要，聯盟體制、戰爭經濟、征稅體制、財政開支等國家行為，呈現出國家法度混亂之象。其時的西歐，不少國家都呈現出同樣的亂象。因此，國王與貴族之間出現了授予自由和限制權力的斗爭。貴族面對國王無度的索取，促使封建政治走向立憲政治。在封建制度的運行中，獨裁主義與封建主義常常上演對手戲。這讓國王不能隨意向封建主索要服務、捐助等靡費，否則他們會依法拒絕國王。加之這些貴族參加過十字軍征伐，盡管解甲歸田、專務農事，但手中仍持有武器，可以武力反抗無度索要的國王。

當時的英王約翰，志大才疏，性格古怪，無視封建，濫用權力，隨意征收，以便跟法國和教皇一爭高下。約翰王在與法國之戰中失敗，激發貴族為捍衛私利的限權沖動。于是，約翰王被迫與反對者協商。你來我往的拉鋸過程中，約翰王向武力投降，被迫簽署了《大憲章》。

《大憲章》的簽署，固然是國王與貴族之爭的結果，而且是貴族致力于維護自己的私利所催生的對抗行動的產物。這一點似乎頗為論者所詬病。實際上，政治史上之足以顯示行動者氣概的重大舉措，何曾不是基于具體的行為動機而出臺的呢？私利并不是羞恥的同義語，而為了維護私利致力于限制國家權力，也不是什么卑鄙的伎倆。即使是英王約翰一時臣服于貴族的武力，簽署了《大憲章》，其后又翻然悔悟，撕毀協議，也不是什么令人驚怪的事情。

如果執意從道德視角觀察政治史演進，那實在是傳統道德家的非政治理念所注定的簡單思維。現代政治在起始點上呈現出來的“政治的歸政治”的特點，即政治就是為了解決私利紛爭而建立的權力機制，恰恰體現出了現代政治的特質。從這個特定的角度看《大憲章》，也體現出它對后世足以發揮深刻影響的緣由。

漸進的現代建國歷程

或許正是由于英國由此掀開了現代政治之圍繞經濟利益進行政治博弈的序幕，它才逐漸行走在現代建國的漸進軌道上。13世紀以后的數個世紀，英國并沒有明顯掙脫傳統社會的運行軌道，卻在不經意之中逐漸積累了現代建國所需要的諸種元素。這一“絲絲入扣”的漸進現代進程，為英國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中一舉落定于現代國家平臺之上，奠基了堅實基礎：

首先，沿循現代早期國家的歷史，英國也是依靠戰爭和帝國機制推動貿易，但貿易反過來發揮了支持戰爭征服和政治變革的作用。不過，對英國而言，它的戰爭決斷是夠明智的，因為戰爭基本上都發生在英國以外。國內的戰爭很少不說，即使有，也很溫和。在國外打仗，即使戰敗，也不至于對國內經濟社會秩序發生太過負面的影響；一旦戰勝，戰利品便成為推動國內發展的動力。這是當時的歐洲大陸國家、以及其他地區的強大國家沒有遇到過的幸運事兒。

其次，英國對現代技術不懈創新，尤其是對生產動力系統持續改進，由此獲得了經濟發展的巨大能量。從11世紀以降，英國人就普遍利用水能和風能，借助于動物作為勞動工具推動了英國的農業“機械化”。農業收成的明顯提高，不僅讓英國人渡過了饑饉和流行病造成的人口減少危機，而且因為制度的創新，人力依賴下降，反而促成了早期的農業革命。在工業方面，煤炭工業的發展，不僅為英國經濟體提供了更強大的能源，而且因此走出能源陷阱，促進了早期手工工業的大發展。隨著后來蒸汽機的發明，以及在工業中的廣泛使用，英國成為一個完全脫離了農業發展千年軌道的工業民族。這是當時世界上其他所有地區都還是想象不到的事情。工業革命與農業革命相伴隨，已為英國的悄然崛起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第三，英國創制了市場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模式，讓經濟領域從社會體系中獨立出來，發揮引領社會進步的引擎作用。這一經濟形式最重要的突破是確立了私人財產權，并將之作為個人自由的根基。在此基礎上，人們在經濟行為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積攢財富和消耗財富，都獲得了正當化的理由。在相關經濟活動中，貨幣等金融手段被廣泛引入。城鄉之間沒有絕對差別，這使得城鄉間的流動性得到保持，而且對財富的城鄉間均衡分布發揮了積極作用。英國的人均財富在工業革命前就達到了現代水準，由此基本杜絕了饑饉的發生。財富的積累，促進了消費，消費又反過來促進生產，生產與消費之間的良性循環機制由此成型。

在這樣的社會狀態中，紳士階層浮現，成為現代的標志性社會集團。以此劃線，英格蘭社會既無多少赤貧人群，也無太多豪族，身份地位不成其為社會分層的標尺。因此社會的團結問題得到較好解決。社會的良性競爭機制也逐漸形成。個人的獨立自主與自謀發展，成為社會的獨特景象，與當時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相比，迥然不同。

前述三點主要涉及社會經濟機制的變化，與這些變化相應，英國的社會政治機制也發生著明顯的轉變。四是在公民社會建設上，英格蘭消除了傳統的強制合作手段，將親屬關系、絕對主義國家和絕對主義教會的社會整合作用，降低到不足以影響社會變遷的程度。而個人之間的合作關系，升級為社會組織活動的主要形式。普遍結社的情況出現了，結社中的成員團結與非成員排斥相映成趣。人們對財產權的理解與稅務征收的規避，催生了信托制度的發展。這樣的制度安排，不僅促進了政治自由，而且促進了政治結社，更讓中央權力受制于一個高度自治的社會，以至于重塑了君王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后來的君主立憲制建構，在這里獲得了它豐厚的社會土壤。

五是權力與官僚制度的現代建構超前于世。英格蘭生成的中央化與去中央化混成的機制，既保證了國家中央權力統籌國家事務的能力，又發揮出地方與公民自治的巨大活力。自由與財富之間的緊密關聯，由此呈現出來。而王權在國家權力體系中發揮的獨特作用，讓英國具備了既拒斥獨裁又不至喪失認同符號的政治條件。杜絕王權專斷，是1215年以來英國的政治共識。但王權之于國家的必要性，也是英國的另一個共識。關鍵在于，人民與統治者之間以契約關系維系，人民的自愿默許與有限君主政體恰相匹配。這促成一種掌權者與公民間相互尊重的政治氛圍。即便是在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也不能處以嚴苛的關系。正是由于這樣的權力建制，讓一個國家最難處置的稅收問題，在英國也變得不是那么難于處理了。現代稅收的定則、方便、平等、高效等原則均出自英國。這樣的社會，大革命的因素幾乎被消解了，即使萬不得已訴諸革命手段，革命也會相對溫和，不至于血流成河。

六是在國家的治理機制上，成功的實現了法律主治，并有效地抑制了國家的暴力事件。 一個發達的普通法體系，不依靠成文法典治國，而依靠口頭傳統、記憶先例。這就使法治既有規則可循，又不至于陷入僵化的狀態。極為重要的是，英格蘭法律體系對個人所有權的絕對支持，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法治之下的自由，是英格蘭法律主治的最重要社會標志。這樣的創制，不僅生成了自由的人民，更促成了人民自由運用自己的知識、智慧和財富的創新能力，這為英國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最深厚的社會土壤。其中尤為引人矚目的，就是英國現代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長期領先全世界。這既為工業革命提供了智力支持，反過來又獲得科學技術發展的強大動力，也為英國人超越單純的金錢興趣、或金錢崇拜提供了出路。

工業革命何以發生在英國

種種機緣巧合，讓英格蘭、進而讓整個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完型的現代化國家。這讓人們從中得到了理解英國何以出現光榮革命、工業革命，并何以登頂世界的豐富信息。光榮革命之作為英國政治妥協傳統的產物，自不必多言。而為現代國家富國強兵追求所艷羨的工業革命何以會仍舊出現在英國呢？

英國社會史學者哈孟德夫婦（John Lawrence Hammond與Barbara Hammond）對此簡要解釋說，除開地理位置、氣候和歷史因素，以及其余諸國采取了不當策略之外，17、18世紀歐洲發生的許多事件也有利于英國工業較迅速的擴張：歐洲歷次戰爭對于大陸上的工業損害，比對于英國工業的損害為重；英國具有比法國更加有利于商業發展的一個憲法和政府。而對比英國和法國的情況，其他有利因素是：習慣法盛行，國內貿易自由，貴族社會關心商業，對國家管理的不信任，宗教自由。（參見[英]哈孟德夫婦：《近代工業的興起》，韋國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9-10）

當其時，東方國家也發生過一場“勤業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 這是一場勞動密集型的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參見[英]艾倫?麥克法蘭主講：《現代世界的誕生》，管可秾譯，頁38-39）。但與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相比，這是兩場完全不同性質的革命。工業革命以資本-技術密集型革命為特點，實現了勞動生產率的革命性突破。尤其關鍵的是，當工業革命與市場經濟、立憲國家相攜出場，更是徹底突破了人類既有的社會活動模式，進入一個幾乎是全新的現代世界。（這里所謂“全新的”現代世界，不是針對傳統而言的全新，也即是說不是因為掙脫了傳統而顯得全新，事實上，傳統因素深深楔入了現代之中，從來沒有全無傳統因素的現代。所謂全新，是指新生的現代之存在狀態，完全不同于傳統與過渡時期展現的面目。）

亞當?斯密的貢獻

規范意義的現代英國，可以說是一個約翰?洛克與亞當?斯密雙劍合璧的國度。約翰?洛克對現代規范政府的設計，不僅體現于他的應約授權論上，也體現在他的權力分立制衡機制上，當然更體現在他設定的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系論斷上。簡單講，洛克將英國立憲政體傳統改造成了現代建國方案。由于洛克的這些成就早已獲得公認，因此毋庸多言。亞當?斯密一般被看作經濟學家，其實這就看低了他的經濟理論中蘊含的政治學價值。

分析起來，亞當?斯密為現代建國解決了兩個棘手的問題：一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這就是“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大多數解讀者認定這是斯密單方面強調市場效用的觀點。其實這是一種誤讀。亞當?斯密的這一主張，明面上僅只強調市場之具有獨立價值，政府不能隨意干預；背后預設的邏輯，則只能從政府與市場關聯的視角才可以得到準確理解。換言之，他的意思首先是，凡是市場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以及它能正常調節資源配置與市場秩序的時候，就應當嚴格杜絕政府權力的介入；只有在市場失敗之際，政府權力的介入才具有某種支持理由。亞當?斯密對現代國家建構的理論貢獻，是劃分清楚了國家權力與市場機制對現代國家建構所發揮功能的界限。這是純粹從經濟學視角所看不到的貢獻：他將一個足以跟國家權力體制分庭抗禮的市場機制鮮明呈現出來，從而在約翰?洛克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國家分權制衡設計之后，凸顯了以權利制約權力即以市場抗衡國家的機制。

斯密的第二個突出貢獻是，解決了財富與德性的關系問題。這樣的解決方案，倒并不是人們一般認為的那樣旨在約束人們謀求財富的愿望與規范其追逐財富的動機，而是提供了維護社會的一種機制。因此，他對德性的重視，旨趣并非以義制利。如經濟史學者指出的那樣，斯密兩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的指向有著某種內在的關聯性，即“都通過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或者自然和諧、個人天生自由的原理或者公正的權利來協調個人和社會利益”。具體來說，“在《道德情操論》中，同情和仁慈限制自私自利；在《國富論》中，競爭限制個人的經濟利益以利于社會福利”。（[美]斯坦利?L?布魯：《經濟思想史》，焦國華等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06年，頁53）

由上可見，英國之成為規范意義上的現代國家，是因為構成現代國家的基本要素在英國的適配性最強。英國說不上是單純依賴哪一個極端重要、因此壓制了其他現代要素作用的力量而成就其現代建國的。相反，恰恰是現代國家的主要因素合宜互動，將英國引向了現代境地。（待續）

（本文為作者即將出版的新著《立國技藝》一書第六章“工業、市場與立憲”之第四節，正文有簡化和文字技術上的改寫，注釋格式有調整，小標題為編者所加。經授權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