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滅亡以后，日中兩國盡管民間交流非常頻繁，貿易往來十分繁盛，但日本卻并未與中國大陸上的各個政權建立朝貢關系。直到明朝建文帝年間，日本室町幕府的當權者足利義滿（1358-1408，1368-1394之間擔任將軍）被明朝冊封為“日本國王”，才使日本正式加入明朝的朝貢體系。此后室町幕府與明朝的朝貢關系一直維持到十六世紀中期。那么，足利義滿是怎樣被冊封為“日本國王”的呢？這個封號對于他而言有著怎樣的意義？我們首先從這位在《聰明的一休》中屢次被戲弄的將軍的“冊封典禮”開始講起。

《聰明的一休》中的足利義滿

“不像那回事”的冊封典禮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收藏有一份日本室町時代的史料，名叫《宋朝僧捧返牒記》。這個史料完整地記錄了1402年足利義滿被明朝冊封為“日本國王”的具體過程。近年來，日本學者石田實洋、橋本雄對其進行了詳細的解讀。其中橋本雄是著名的日明、日朝關系史研究者，由他與村井章介、伊藤幸司等學者聯合編寫的《日明關系史研究入門》，也于前年出版。《宋朝僧捧返牒記》記錄了明朝建文帝的冊封使天倫道彝、一庵一如（均為僧侶）在兵庫津登岸，而后進入京都郊外的仁和寺、法住寺宿泊，以及他們出席冊封儀式的經過。不僅如此，出席典禮的人員名單及典禮現場的陳設，也都被詳盡地記錄下來。石田實洋、橋本雄在其中發現了幾個值得留意的地方：

首先，出席北山第冊封典禮的人有哪些？除了必須出席的受封者足利義滿和明使之外，還有部分日本朝廷的公卿、殿上人，以及大寺院的僧綱也列席典禮。但是，構成室町幕府的諸位武家人員并未到場。不僅如此，向來被視為室町幕府“外交擔當”的禪僧，除了兩人陪同明使出現在隊列中之外，其余的也并未到場。如果將典禮當天列席者的名單，與此前一直在北山第舉行的“北山殿大法（為足利義滿的身體護持而舉行的祈禱法會）”的參加者做個對比，就會發現二者并沒有多大區別。而且，參加者幾乎是足利義滿寵信的公家和僧侶。如果不是有明使捧著國書出現在現場，這個“冊封典禮”或許看起來更像一個普通的佛教法會。

其次，針對過去認為足利義滿曾前往兵庫迎接明使的說法，這個史料記載則說足利義滿是為了“御覽”明朝船只，而“蜜蜜（秘密）”前往兵庫的。因此，與其說足利義滿是去迎接明使，不如說他是去看熱鬧的。在中世的日本，當權者經常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喜歡去各種活動現場湊熱鬧，但是為了避免禮儀上的問題和經濟上的花銷，他們通常選擇“秘密”前往。很顯然，“秘密”出行的足利義滿，無意大張旗鼓地迎接明使，讓大家都知道自己被冊封了。

北山第鹿苑寺金閣

再者，典禮現場的布置如何呢？根據明朝當時的冊封禮儀，典禮場所中需要設置“闕庭”，作為形式上象征明朝皇帝的方位，闕庭以南設置香案，東側是冊封使的位置。被冊封者的位置則在南側，面朝北方，也就是面朝明朝天子。然而在足利義滿的冊封典禮上，明使一行人從東側門進入，足利義滿自己的位置則在北方，面朝南方。因此，在這個典禮中足利義滿代替了明朝皇帝居于典禮中的最高位。這對于明朝無異于是一種“無禮”的舉動。當時，日本五山禪僧中入明者不少，對于明朝禮儀并非無知。因而橋本雄等推斷，足利義滿的安排顯然是有意為之。

事實上，冊封典禮中足利義滿的著裝和舉動也頗有趣。此時足利義滿已經剃發出家（但仍居于權力頂端），因而當天并未身著冕服，而是穿著袈裟。一副和尚打扮的足利義滿對著國書先燒了香，而后禮拜一次（或三次），這都是“不合禮儀”的舉動。總之，這場“冊封典禮”，與明朝方面所要求的冊封禮儀相去甚遠，典禮不僅內容不像那回事兒，看起來也十分“低調”，參加者僅限于足利義滿的親信而已。

然而無論如何，通過這次明使冊封的典禮表演，足利義滿成了明朝官方承認的“日本國王”。盡管，現在的學者一般認為，“日本國王”這個稱號在日本國內并未發揮多大影響力，“日本國王”的稱號、明朝的年號、歷法不但未在日本國內使用，而且還遭到眾多非議。那么，足利義滿獲封“日本國王”究竟有什么好處呢？

著僧衣的足利義滿（鹿苑寺藏）

“日本國王”的封號有什么用？

足利義滿這個“日本國王”的封號，是外交上的一塊金字招牌。事實上，在建文帝冊封以前，足利義滿就已經遣使明朝。但在明朝眼中，他并非日本的君主，所以，其使節所攜文書也因不合禮制而被拒絕。1401年，當他再度試圖遣使明朝時，明朝的皇帝已經由太祖朱元璋換成了建文帝朱允炆，處在政治困局中的建文帝一反太祖時的嚴厲態勢，接受了足利義滿的朝貢請求——于是，這才有了前文提及的明使冊封之旅。之后足利義滿在回復建文帝的表文中自稱“日本國王”，明成祖也將足利義滿冊封為“日本國王”。此后，明朝發來文書一律稱其為 “日本國王”。

學者田中健夫指出，這時在與朝鮮方面的交往中，足利義滿也自稱“日本國王”，而在此前，他都是自稱“日本國大將軍”或者“日本國大相國”的。直到十六世紀，朝鮮方面的記錄中一共出現了六十多次“日本國王”的遣使。1448年足利義政（1436-1490）給朝鮮的文書自稱“日本國王”，而朝鮮方面的回信中則寫著“朝鮮國王奉復日本國王殿下”。

可見，盡管在國內政治中，足利義滿、足利義政這樣的室町政權已成為事實上的當權者，但在外交場合，“征夷大將軍”或“室町殿”就明顯不如明朝皇帝頒發的“日本國王”這塊金字招牌管用了。

明使宿泊地仁和寺

憑借這塊金字招牌，室町幕府向明朝派遣“勘合貿易”船，向朝鮮求取大藏經，取得了豐厚的經濟利益回報。在日明貿易中，被冊封的“日本國王”——即室町幕府的當權者（足利家的家長）們，得以成為東亞朝貢體系所公認的，唯一具有開展“勘合貿易”資格的人，這使得“日本國王”的稱號在日本國內也帶來了一定的政治意義。

成為眾矢之的的“日本國王”

前面提到，“日本國王”的稱號非但未在日本國內使用，反而遭到很多非議。比較著名的是禪僧瑞溪周鳳（1392-1473）在《善鄰國寶記》中的批判。在日本中世社會中，禪僧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紐帶，也是室町幕府及其麾下大名的外交擔當，然而，即便是歷來被視為對中國抱有親近感的禪僧，仍然對冊封“日本國王”頗有微詞。瑞溪周鳳指責說，明朝“以吾國將相為王”，雖并無不妥，但回復的表文中以此自稱，就是“用彼國之封”，就萬萬不可了。此外，足利義滿在表文中還自稱“臣”，但室町幕府的首領只能是本國天皇的“臣”，對外國君主稱“臣”實在是應該避免的事。——瑞溪周鳳對足利義滿受冊封一事的嚴厲責難可見一斑。

遣明船

在醍醐寺座主滿濟（1378-1435）的日記《滿濟準后日記》當中，記載了足利義滿之子足利義教（1394-1441）就“日本國王”稱號問題進行的一次討論。足利義教對是否應該在給明朝的表文中署名“日本國王”十分猶豫不決，因而特意向自己的政治顧問滿濟咨詢。滿濟倒是斬釘截鐵地說，將軍此刻身為執政，是理所當然的“霸王”，因此盡管使用“王”字便是。事實上，在這部日記當中，還記載了當初足利義滿受冊封時幕府重臣的一些不滿。這一稱號所帶來的非議可想而知。

然而即便如此，“日本國王”的稱號所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仍然是不容忽視的。因而在十六世紀，我們可以看到在日本和朝鮮之間出現了眾多“假日本國王使”——這又是東亞三國關系史上一段頗有趣的插曲了。討論朝貢與冊封之時，如果從朝貢方、被冊封的一方的視角來看，或許就能得到不一樣的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