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國家形態，可以從不同角度，給出不同歸類。從政體論的角度看，現代國家可以是民主國家或專制國家。從國家主體結構上看，可以是民族國家或超民族的帝國。從國家行政體制上看，可以是單一制國家或聯邦制國家。從經濟體制的角度看，可以是市場經濟國家或計劃經濟國家。但從關乎經濟類型的傳統國家形態與現代國家形態演替的特定視角看，國家形態則可以區分為農牧帝國或工商國家。這一國家類型劃分，恰好切中論題，因此構成進一步描述和分析的話題。

國家演進線索：從農牧帝國到工商國家

引人矚目的傳統國家形態，基本上都是農牧帝國。這是一個需要解釋的斷言。傳統國家形態自然是多種多樣的。諸如城邦國家、共和國、王國、公國、部落制國家等等，但這些國家要不規模過小，要不政治統治方式落后，都不太引人關注。唯有達到帝國層次的古代國家，才能進入國家的世界史范疇，值得深入考察。哪怕是古希臘羅馬，也是因為希臘帝國主義和羅馬的帝國建制，才如此引人矚目。進一步講，如果承認古代國家以帝國建制吸引注意力的話，人們可能會質疑，那大多數帝國應該是農業帝國，怎么會是農牧帝國呢？

其實，整個一部古代歷史，真正具有政治征服能力，建立地域廣袤、讓多個被征服民族共處的龐大帝國，主要不是依賴維持性的農業力量，而是依靠游牧民族的軍事征服能力建立起來的：正是依靠游牧民族那種風卷殘云般的軍事征服，再結合農業民族尋求穩定的統治秩序建構，才足以形成影響世界古代歷史面目的龐大帝國。羅馬帝國是如此，古代中國、尤其是元帝國與清帝國就更是如此。在這個意義上，稱古代帝國為農牧帝國，顯然更為準確。正如有論者指出的，“世界歷史，通俗地說就是一部王朝的歷史、帝國的歷史。”（[英]約翰?達爾文：《全球帝國史——帖木兒之后帝國的興與衰（1400-2000）》，陸偉芳等譯，大象出版社，2015年，頁410）

論者認定，一部世界史就是一部帝國史。這是由于他將現代無形帝國的具體形態包含在其中，因此將人類政治史視為一部帝國史。但他所列舉的三類帝國形態，兩種有形帝國均屬于古代，只有無形帝國才是帝國的現代形態。如果將現代銀行家、外交官、商人和傳教士創建的無形國家稱之為無形帝國的話，那么很顯然這一名稱僅具象征意義。它確實是一種“非正式帝國”。正式帝國，都是古代時期存在的如中國和羅馬那樣的農業官僚帝國和歐亞中部那樣的軍事帝國。這兩類有形帝國，都呈現出興起、強盛、衰落、危機到衰亡的過程性，其衰亡命運幾乎是注定了的。隨之論者將新生的西方國家稱之為“歐美帝國”，并由此展開現代帝國史的分析。

顯然，這有些混淆視聽。因為取代古代帝國崛起的，不是新的帝國，恰恰是現代的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是以民族作為行動主體建構起來的國家權力機制。這是典型的現代性事件。民族國家依賴于一個暴力拓展開來的世界，在早期開疆拓土的時期，有著類似于古代帝國的殖民政治行徑，但它在成熟時期確實不再尋求跨民族、跨地域的軍事征服和政治統治。至于民族國家中的一些行動者如前述銀行家、外交官、商人和傳教士所創制的無形帝國，那是無法放在有形帝國的同樣框架中加以比較的事物。一些強大的民族國家，初期曾經以軍事暴力征服相異民族、不同國家。但成熟的民族國家體系，出現在殖民地體系崩潰之后，帝國體系不再可能為后殖民國家所接受。

就此而言，如果試圖對古代國家與現代國家加以區別的話，古代的帝國體系與現代的民族國家，恰好構成兩種國家結構。而且從國家演進的世界史來看，正好刻畫出一條民族國家取代傳統帝國的演進軌跡。假如從經濟體系的角度描述這樣的演進，便可以說國家演進呈現出從農牧帝國向工商國家的嬗變線索。自然，這是一種總體性的斷言，勿需與任何一個國家的具體現代轉進歷程一一對應。

打開現代發展大門的早期國家，其國家行為帶有古代帝國的軍事與政治征服的色彩。這是帝國與民族國家在交替之際的特有現象。因此，葡萄牙、西班牙在現代國家建構中雖然占得先機，但兩國完全缺乏把經濟動能轉化為社會和國家發展動力的相應準備。軍事征服，是兩國獲取其意欲的別國財富最基本的手段；榨取財源，是兩國攻城掠地的基本目的；窮奢極欲，是兩國消耗掠奪來的財富的基本方式。因此，除開打開世界大門的巨大貢獻之外，葡、西兩國對現代國家的制度建構是明顯缺乏貢獻的。因此，兩國在國內外政策上的失誤，讓其迅速喪失大國地位。這是一種國家戰略失誤的必然結果。

以西班牙為例，如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其《全球通史》中指出，16、17世紀，西班牙卷入歐洲的宗教戰爭和王朝戰爭，耗盡人力和財富。而英國的戰略是：置身于大陸事務的外圍，只在勢力均衡受到嚴重威脅時才進行干涉。這一戰略使得英國人能全力以赴地保護和發展自己的殖民地。最終結果是，英國人建立起了一個世界范圍的龐大帝國，而西班牙人卻先后失去了其對自己帝國的經濟控制和政治控制。（參見[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第7版]，董書慧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421）

在葡、西兩國制度創新乏力導致衰頹之際，荷蘭以其貿易制度的創制開始領先世界。荷蘭人既善于建造海上貿易所需要的船只，又依靠現代商業機制的創建，通過商業貿易所獲得的財富雄視歐洲。與此同時，荷蘭人在思想領域里也發生了相關的革命，其中一個堪稱標志性的人物，就是開啟了現代私法和國際法理念的格勞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年）。

他為崛起的荷蘭提供了自由貿易的精神支持：他對私有財產權利的辯護，對財產安全、誠信與公平交易的吁求，伸張了一種頗具現代意義的自然法理念。在荷蘭亟欲打破葡、西海上霸權的情況下，格勞秀斯的海上自由論，也發揮了促進國際自由貿易的聲辯作用。在領土的主權歸屬與海洋的國際屬性之間，格勞秀斯確立了國家行為的自利與國際行為兼容的不同原則。他認為，一個國家，無論是以發現權、武力、教皇敕令、強行規定或習俗慣例占有海洋或航海權，以同樣的借口禁止貿易，都屬于不公正，有悖于自然法或與自然法精神相通的國際法。

格勞秀斯的理念領先于當時整個世界。但他因卷入荷蘭政治、宗教爭端而出逃法國，并終生不得回到祖國的遭遇，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荷蘭現代思想的不利處境，荷蘭終于還是跌倒在現代門檻上。

相對于葡、西兩國而言，荷蘭以現代自由貿易獲取了大量財富，超越了葡、西那樣的早期現代國家依靠掠奪積累財富的狀態。但是，純粹靠市場拓展是無法建成現代國家的。商業貿易可以將荷蘭轉變成為一個作別了傳統國家的國度，但卻無法將之引向與工業機制相互伴隨的現代國家。在這樣的轉變過程中，市場重要，工業更重要。而運用新型的國家力量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轉軌，就更為重要。顯然，荷蘭在這方面沒有取得重大的突破。

誠如前述，蘇聯所走的工業化國家道路與荷蘭大為不同。十月革命前的蘇聯，是一個較為典型的農業國家。一個極端落后的農業國家，卻試圖借助革命一下子躍進到社會主義社會。這顯然是富有想象力的。在蘇聯建國初期的極左、極右政策搖擺之后，斯大林掌握了國家最高權力，他將國家權力作為工業化的唯一動力，拒絕為工業化進程引入市場力量。其基本特征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第一，部、管理總局作為國家行政組織直接管理和指揮企業的一切活動：國家計劃機關自上而下，直接規定企業活動的重要指標，這些指標是指令性的；企業的大部分資金由國家財政無償撥給，收入幾乎全部上繳；所需重要物資由國家物資管理部門統一分配；產品由國家商業部門統購統銷；所需勞動力由國家勞動部門統一分配；大部分產品的價格由國家物價管理部門統一規定。第二，以行政管理方法為主。國家行政組織同企業的關系是行政上的隸屬關系，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主要依靠國家行政組織的決議、命令、指示。企業辦事也要按行政系統和層次逐級上報審批后再逐級下達。商品貨幣關系被限制在狹小的范圍內，排斥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第三，經濟權利與經濟責任分離。直接從事生產活動的企業，在人、財、物方面的決定權很小，雖然表面上也實行經濟核算制，但企業無法承擔虧損的責任，經濟核算制流于形式，并不起真正的核算監督作用。而有權決定和指揮企業活動的國家行政組織，卻不實行經濟核算制，對企業經營好壞和盈虧不負直接經濟責任。（參見金揮等：《論蘇聯經濟》，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64-65）

這是一種極為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權力是經濟發展或工業化的唯一動力，市場手段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如此這般以國家強大的政治意志推進工業化進程，速度之快，出人意料。蘇聯在短短的20年左右就完成了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實在堪稱奇跡。類似蘇聯這樣集中國家一切力量辦大事的工業化模式，在此后的世界歷史進程中還不斷涌現。確實得承認，僅從工業化這個單一指標的進度來看，國家權力的全力推進，不失為一種高效率的方式。不過，這種幾乎排除市場手段的權力工業化模式，后果是極為嚴重的：蘇聯的崩潰命運，可能就此注定。因為這樣的工業化體制引發的諸種弊端，完全是同樣的國家機器所無法克制的，它們在國家的持續運行過程中，不僅會不斷累積，而且爆發之日，將一發而不可收拾。

關于蘇聯工業化體制的種種弊端，可簡單臚列如下。第一，管理機構臃腫、龐大，官僚主義盛行。第二，忽視市場機制的作用，微觀經濟效率低，浪費大，技術進步慢。第三，企業集體和職工個人的物質利益遭到無視。第四，部門之間的有機聯系被割斷，不利于綜合發展地區經濟。（同上，頁68-70）

這種將國家權力機器與工業化安排直接勾連起來的機制，完全是一種為國家強大而激發權力無窮榨取的機制，必然導致國家權力與工業化進程或經濟發展的惡性循環。這是一種由相關運行體制無法自我解決的惡性循環，只有等待崩潰的一條出路。而經濟上的失敗，最后一定會導致政治上的失敗。

蘇聯完全把荷蘭進路反轉過來了：荷蘭沒有重視現代國家建構，經濟發展的驅動主要來源于商貿活動；而蘇聯高度重視國家權力作用，由國家疾速推動工業化。但國家權力因此變得自我封閉、自我膨脹、自我停滯，最后走向自我崩潰。國家未能行走在現代的正常化軌道上。直到今天，俄羅斯還走不出權力經濟的泥淖，國家仍然還是一個畸形狀態。可見，必須扭轉兩個國家的現代建構畸形狀態，才能指望真正建成現代國家。

但這樣的國家建構，豈是輕而易舉可以竟功的。一個國家試圖從傳統的農業國家轉變成現代工業國家，意欲依托在某個單一社會要素上就實現相關目標，完全是異想天開。但一個國家試圖將事后歸納出的諸有利于現代國家建構的因素聚齊并互動，且產生預期的良好結果，那是多么難得且幸運的事情。從世界范圍內來看，唯有英國，將工業革命、市場經濟與立憲國家三大要素聚合起來，并且實現了積極互動，從而走出一條作別農業國家，進入現代國家的獨特道路。（待續）

（本文為作者即將出版的新著《立國技藝》一書第六章“工業、市場與立憲”之第三節，正文有簡化和文字技術上的改寫，注釋格式有調整，小標題為編者所加。經授權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