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與市場，而不是農業與市場，發揮著塑造現代國家的強大動力作用。但正如前述，僅僅是兩者攜手，并不構成現代國家興起的動力機制的全部。正是因為如此，對現代國家究竟何以興起，不同的論述者大都會承認經濟力量發揮的強大而又直接的作用，并且愿意將經濟增長視為現代國家興起的標志。但除此之外，對一個國家究竟主要依靠什么樣的動力機制成為現代國家，側重點則存在很大的不同。

其中，兩個流派長期主導著相關的理論解釋，一是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二是馬克斯?韋伯的解釋。但近期的制度主義學派、修正主義史學試圖走出另一解釋路徑。這三者，都對人們理解經濟因素與現代國家興起的相關性問題極有幫助。因此，在對三者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尋求一個較為恰切的解釋進路，就有其必要。

馬克思主義的解釋

馬克思主義對現代國家興起的解釋主要有兩個框架：一是在人類發展總體進程中對現代國家予以定位，二是圍繞現代國家自身特點進行分析。就前者來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圍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統一關系，將現代國家定位為與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相伴隨的、剝削階級的國家形態。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在原始社會階段，生產力極其低下，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是原始共產主義所有制。在原始社會后期，隨著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出現了私有制。隨之奴隸社會興起，占有生產資料的奴隸主階級殘酷剝削奴隸階級，促使奴隸階級起來反抗奴隸主階級的剝削。正是由于激烈的階級斗爭，促進了奴隸社會的解體，宣告了封建社會的興起。封建國家由兩個主要階級之間的斗爭構成，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出現，不僅宣告了進步階級的出現，而且體現了取代奴隸社會而起的新生封建社會的進步性。但總的說來，封建地主階級仍然以殘酷的剝削對待農民階級。因此，封建社會逐漸陷入停滯狀態，解放生產力的要求，催生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早期階段，資產階級以其解放生產力的作用，發揮了它的歷史進步作用。但畢竟資本主義所有制，同此前的私有制一樣，都是基于剝削的制度安排，因此都會喪失其歷史合理性：工人階級作為歷史上最大公無私、品質卓越的新型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以其跟資產階級不妥協的斗爭，為徹底解放生產力，砸碎剝削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推進生產力的持續發展，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提供了最深厚的歷史發展動力。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國家不過是馬克思主義論述國家歷史演進總體進程的一個過渡階段而已。

在馬克思主義的論述中，盡管資本主義國家只是通向共產主義的一個階段，但這個階段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正是在這個階段中，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為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也正是在這一個階段，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之間的尖銳矛盾，凸顯了資本主義國家不過是資產階級維護自己階級利益的工具的本質。因此，階級矛盾已經到了一個非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來加以解決不可的地步。可見，資本主義國家是人類歷史上國家形態演進的關鍵階段，對消滅國家的共產主義之實現，具有終結國家歷史、開啟無國家歷史的轉折意義。

馬克斯?韋伯和維爾納?桑巴特的解釋

馬克思主義對現代國家興起的解釋，在階級斗爭理論的范疇內看，是相當自洽的。后起的馬克思主義者大都將馬克思的這一解釋轉化為一種“經濟決定論”。盡管這一理解有失偏頗，但也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經濟因素的決定性地位。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馬克斯?韋伯，不再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從經濟因素切入解釋資本主義的興起與發展，轉而從新教改革的文化價值觀視角，解釋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

他認為，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最大障礙是傳統價值的惰性力量。例如，西方社會發達的宗教觀念主導著人們的認識與實踐，科學并不被認為是檢驗知識的主要途徑，商業與日常行為主要受一個人的地位而非社會角色所引導，人的經濟行為更是受其在宗教群體的成員關系而非市場因素所決定，法律裁決也不是基于人人平等的觀念來做出。而新教尤其是加爾文教的改革，促成了一種有利于資本主義精神勃興的社會氛圍。

依論者概括，韋伯所論資本主義精神大致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工作本身作為目的而被賦予價值。第二，貿易和利潤不僅被作為職業成功的根據，而且也被作為個人美德的指標。第三，一個通過理性管理有序組織起來的生活，不僅作為一個長期目標和經濟成功的手段，而且作為一個固有的合適甚至正當的存在狀態而被看重。第四，根植于正當獲取經濟成功之中的一個信仰是，為了未來的需要與滿足，當前的幸福快樂是應該放棄的。“總地來說，這些價值——工作的美德，作為個人正直的成功，使用理性指導個人生活，以及延遲滿足——反映了西方一些最重要的文化價值，因為它們構成了所有人共享的對適當行為的觀點。（[美]喬納森?特納等：《社會學理論的興起》，侯鈞生等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200）

這與馬克思主義高度重視經濟因素決定性作用的解釋，迥異其趣。這是一種從經濟因素背后且支配經濟因素作用的精神因素的角度，看待資本主義興起的主張，足以向人們展現出不同于馬克思主義從經濟因素呈現出的西方現代發展的另一面相。

馬克斯?韋伯對現代國家、尤其是支撐現代國家的資本主義精神的解釋，有助于人們準確理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文化價值觀念之間的內在聯系。但他的解釋，存在廣泛爭論，姑不論他對新教倫理的理想類型的提純，已經很難與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相符，而且在西方國家以外的很多國家，未必完全不存在一種類似于世俗禁欲主義這樣的有助于經濟發展的經濟倫理。即使是從經濟倫理的視角看待西方現代國家興起的經濟崛起動力時，人們也可以扭轉韋伯的視角，從理性禁欲主義的另一面，也就是縱欲主義的視角，解釋資本主義的興起。

同樣是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的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年），就認為資本主義興起的倫理基礎，根本不是什么世俗、理性的禁欲主義，恰恰是耽于享樂的縱欲主義。正是奢靡之風，催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原因在于，奢侈之基于特殊的工序，即需要特殊的原材料、特殊的工藝流程、更多的知識見識與管理才能，才足以催生資本主義的企業組織。同時，由于奢侈品的銷售容易虧損，因此必須改進銷售方式，由此誕生的資本主義企業，在不利的情況下具有謀生之道，在有利的情況下大發橫財。再者，奢侈品企業多是外國人建立的組織，它們必須以其新興的、更高層次的建制才能夠立足所進入的國家。最后，低檔和復合商品的批量市場很晚才出現，因此奢侈品市場長期是重要的投資市場。“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愛的一個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資本主義。”（本段所引，參見〔德〕維爾納?桑巴特：《奢侈與資本主義》，王燕平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13-215）

這樣的斷言，并不構成對馬克斯?韋伯論斷的顛覆，相反構成了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外的，關于資本主義興起的世俗根源的有效補充。很明顯的是，關于市場、工業與現代資本主義及其國家興起關系的解釋，乃是一種多元的解釋。

現代制度主義的解釋

如果說卡爾?馬克思與馬克斯?韋伯的相關解釋構成了對論題的經典解釋類型的話，現代制度主義的解釋，則試圖開辟一個相關論題的新解釋路徑。現代制度主義反對從數量關系上解釋現代經濟制度的興起，也不同意從單純的經濟關系上去看待同一問題，而致力從政治、經濟、社會等綜合因素造成的制度變遷視角去理解相關過程。

以美國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思（1920-2015年）的闡釋為例。諾思為其制度主義的解釋確定了三個理論支點：“1.描述一個體制中激勵個人和集團的產權理論。2.界定實施產權的國家理論。3.影響人們對‘客觀’存在變化的不同反應的意識形態，這種理論解釋為何人們對現實有不同理解。”（[美]道格拉斯?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頁7）

其中，由于政治與經濟組織的結構決定了一個經濟的實績及知識與技術存量的增長效率，故而人類發展中的合作與競爭形式以及組織人類活動的規則的執行體制，便構成理解經濟史的核心。這些規則決定了經濟活動的激勵與非激勵系統，進而決定了社會福利與收入分配的基礎。因此，試圖理解一個制度，就必須重視國家權力與產權理論。由于國家行使著界定產權的權力，國家理論的根本性毋庸置疑。國家最終對經濟增長、停滯與衰退的產權效率負責。

至于國家，在契約理論或掠奪-剝削理論兩種傳統的解釋中，前者具有悠久的歷史。契約限定了每個人相對于他人的活動，因此對經濟增長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國家掠奪或剝削論將國家視為某一個集團或階級的代理人，其作用是代表該集團或階級的成員榨取利益，權力集團的收益最大化遮蔽了社會整體福利。比較而言，契約理論也好、掠奪或剝削論也好，都沒有給國家提供最好的解釋。因為前者深入解釋了因契約而來的得利，但沒有說明不同利益成員其后的最大化行為；后者忽略了最初簽約的得利而著眼于掌握國家權力的人從其選民中榨取租金。唯有從“暴力潛能”視角看待相關問題，才能將兩者統一起來，避免其各自的不完善之處。

為此，需要設定一個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統治者的國家模型，這個模型具有三個基本特征：“第一，國家為獲取收入，以一組服務——我們稱之為保護——與公正作交換。由于提供這些服務存在著規模經濟，因而作為一個專門從事這些服務的組織，它的社會總收入要高于每一個社會個體自己保護自己擁有的產權的收入。第二，國家試圖像一個帶有歧視性的壟斷者那樣活動，為使國家收入最大化，它將選民分為各個集團，并為每一個集團設計產權。第三，由于總是存在著能提供同樣服務的潛在競爭對手，國家受制于其選民的機會成本。它的對手是其他國家，以及在現存政治-經濟單位中可能成為潛在統治者的個人。因而，統治者壟斷權力的程度是各個不同選民集團替代度的函數。”（同上，頁23-24）

這就預設了國家的必要性。國家之所以是必要的，就是因為任何一套規則都要勝于無規則。即便一個國家是剝削性的，也好于無政府。由于任何統治者都存在對手或替代者，但雙方勢均力敵的時候，統治者擁有的自由度就越低，選民所保留的收入增長的份額就越大；反之，統治者就好似一個暴君、一個獨裁者或一個專制君主。相應地，相較于給那些無威脅的人們，統治者會給那些勢均力敵的對手更多的服務。從前述的靜態分析轉換到一個動態的觀察，結論就是：“當一個政治-經濟單位生存在一個由競爭的政治經濟單位所組成的世界里的時候，如果增長是不穩定的，那么不增長也是如此。在與更有效率的鄰邦相處的情形下，相對無效率的產權將威脅到一個國家的生存，統治者面臨著或者滅亡或者修改基本的所有權結構以使社會降低交易費用或提高增長率的選擇。”（同上，頁29）

可見，統治者必須推進制度創新，以此解決選民習慣的搭便車行為。這樣對國家興衰的制度主義解釋，不必詳盡引述和評論，已可發現它的基本精神。盡管其解釋的著眼點在經濟增長，但對社會的現代變遷和現代國家的興起，確實具有相當說服力，而且確實與馬克思主義與歷史社會學的韋伯式解釋，大異其趣。

尋求解釋的最大公約數

不過無論怎么講，上述三種解釋都是基于西方經驗的解釋。到二十世紀晚近階段，又一些同情東方發展的西方學者，致力顛覆相關論說，提出了一種現代國家興起的修正主義解釋。這一解釋強調的核心是平等看待東西方社會與國家在轉向現代史所取得的成就。他們認定，東方從來就不是真正的落后，西方也并不像人們認為的那么領先，更不存在所謂現代發展的“歐洲奇跡”。事實上，一切促進西方現代化的要素盡管在東方社會不曾普遍存在，但這并不妨礙東方社會現代化的轉變。不論是儒教社會、還是伊斯蘭地區，都不是因為文化上的毛病導致他們現代化的遲滯，而是因為他們的發展所走的不是一條西方社會的道路而已。

由上可見，有關現代國家興起的解釋，是一項復雜的知識工程。各家各派所確定的解釋視角不同，解釋結論也就大為不同。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為了較為準確地解釋現代國家的興起，必須借助一種綜合性的接受方式。任何一種基于單一視角的解釋，其準確性和可靠性程度都沒有保證。但無論是哪個解釋流派，在自己的解釋中，都確立了經濟因素對解釋現代國家興起的優先價值。工業與市場的攜手，作為現代國家興起最強勁有力的推手，也為人們公認。只不過圍繞這樣的核心性變化，其他各種因素如何發揮邊際效用，促成了現代國家的最終成型，則就見仁見智了。

尋求解釋的某種最大公約數，也許是避免無謂爭論，勾畫現代國家興起的一個必要舉措。基于此，描述國家形態的基本演替，可能構成整合相關解釋的一個必要舉措。因為，國家形態的演替，包含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學與技術諸要素在內，是整合式解釋現代國家興起的有效進路。（待續）

（本文為作者即將出版的新著《立國技藝》一書第六章“工業、市場與立憲”之第二節，正文有簡化和文字技術上的改寫，注釋格式有調整，小標題為編者所加。經授權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