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像

白太守，指的是唐代詩人白居易。在白居易75年的生涯中，有一年是生活在蘇州的，并且還在蘇州過了年，這一年的正月初一是公元826年2月11日。過了這個年，白居易就55歲了。

“太守”，顧名思義，是最大的守護者。這一年，白居易是蘇州1城5縣的一把手，是全蘇州子民最大的父母官。蘇州的長官本應稱蘇州刺史，但唐代的蘇州又稱吳郡，因此蘇州刺史又稱吳郡太守。“太守”的稱呼似乎總覺得要比“刺史”更文雅一些。

01“ 老除吳郡守，春別洛陽城 ”

任蘇州刺史之前，白居易曾在鄰近的杭州刺史任上呆了不到兩年。長慶四年（824年）正月，穆宗皇帝服用了方士的長生不老金石藥而崩，16歲的太子李湛即位，是為唐敬宗。新皇帝登基，政治形勢或許有了些變動，官員的遷降亦一時頻繁。這年五月，白居易被任命為太子左庶子，工作地點在東都洛陽。唐朝的大部分時間里，官員受命到都城以外的地方去任官，即使是天下名郡杭州刺史這樣重要的職務，也被認為是一種放逐。因此，工作地點不是長安而是東都洛陽分部的太子左庶子，雖然只是個閑職，但在杭州留下“一湖水”，留下“白公堤”的白居易，還是于五月底匆匆趕回洛陽赴任了。

初秋，回到洛陽的白居易，第一件事是安家，買了東都履道坊楊憑的故宅。宅院修繕完畢后，白氏寫下了《履道新居二十韻》。上世紀90年代初，考古人員發掘了洛陽履道坊白居易宅院遺址，基本弄清了白居易宅院的平面布局。這處居宅北部是兩進式的宅院，南部為園林，或許就是白居易筆下的“南園”。南園出土的殘六面石經幢上保留了白居易的題記，彌足珍貴。

 隋唐洛陽外郭城里坊復原示意圖（《隋唐洛陽城》第一冊）

白居易手書的石經幢殘石拓片

原想就此做個四品京官安度晚年的白居易，在政治形勢的裹挾下并沒有就此消停。新即位的敬宗皇帝改元后的寶歷元年（825年）三月四日，白居易被任命為蘇州刺史，不得不離開東都。接到新的任命詔書后，白太守寫下了《除蘇州刺史別洛城東花》詩：“亂雪千花落，新絲兩鬢生。老除吳郡守，春別洛陽城。”經過二旬的準備，三月廿九日出發離開東都，過汴州，渡淮水，經常州，五月五日端午節這一天到了蘇州，按慣例寫就《蘇州刺史謝上表》遣人送往長安謝恩。這一年白居易54歲，一個典型的“初老”。

從寶歷元年（825年）端午抵達蘇州，到次年寶歷二年（826年）九月初八罷任，白太守在蘇州刺史任上總共呆了不到500天。這500天中，還請了個100天的長病假。

唐代的地方官員其實沒什么大事，不像今天的地方大員那樣長年累月被文山會海消磨生命。地方的管理，不是依靠那些一心想往都城擠的官員，而是那些很少離開當地的地位卑微的吏員。這些吏員雖然官階很低，但大部分日常行政事務都由他們來處理。白太守身邊就有這么一位貼心的吏員周判官。

說到“判官”，可不是想象中的法律工作者，而是官府中的事務官。唐代官府的官吏分為四等：長官、副官、通判官、判官。蘇州的長官當然是白太守，通判官是各部門的主任，判官則是各部門的事務主管。白太守在后來的《和酬鄭侍御東陽春悶放懷追越游見寄》詩中寫到：“白首舊寮知我者，憑君一詠向周師。”在“周師”下注曰：“周判官師范，蘇杭舊判官。”可知周判官名師范，是白太守在杭、蘇二州刺史任上的判官。白太守在杭州任上用他，在蘇州任上再次聘用他，并以“舊寮”稱之，必是知心知意、委以心腹的屬下。白太守在詩歌中也多次提到了這位周判官，還專門為周判官寫過詩。有了這位周判官，白太守就可以放心地游宴唱酬了。

白居易書法墨跡（陳友琴《白居易》）

蘇州是當時的東南名郡，GDP居全國各府州之首，單從白太守的詩文中就不難看出。在《蘇州刺史謝上表》中，白太守說：“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最為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江南是唐朝國家財政的支柱，而蘇州又是重中之重。在《兼寄常州賈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吳中諸客》詩中，白太守稱蘇州“甲郡標天下，環封極海濱。版圖十萬戶，兵籍五千人”。《登閶門閑望》詩中也詠道：“閶門四望郁蒼蒼，始覺州雄土俗強。十萬夫家供課稅，五千子弟守封疆。”稅戶十萬，人口至少在50萬以上，還有相當于兩個團的蘇州籍指戰員在全國各地保家衛國。

按理，這樣的名州大郡，一把手應該忙得焚膏繼晷，日理萬機。但白太守畢竟是唐代的官員，在蘇州任上一年多的時間里其實并沒有做多少事。

到任后要有一段適應期，正如其在《自到郡齋僅經旬日方專公務未及宴游偷閑走筆題二十四韻兼寄常州賈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吳中諸客》這首長達42字的詩篇名中顯示的那樣，十來天后才開始關注公務。太守，作為朝廷派往地方的最高官員，是權力的象征，主要任務是保證賦稅的如期征納。對于“十萬夫家供課稅，五千之弟守封疆”的蘇州而言，完成這項任務并不艱難，因此，“蘇州刺史例能詩”（劉禹錫《白舍人曹長寄新詩有游宴之盛因以戲酬》詩）的吳郡太守，有大把的時間參與地方的禮儀活動及自身的宴游唱酬。在此之外，若能給地方留下一兩項民生工程，那便是民眾歌頌的好官了。

02“ 好住湖堤上，長留一道春 ”

白太守在杭州刺史任上，宴游之外，發動民工疏浚西湖，筑堤蓄水，灌田千頃，給杭州民眾留下了“一湖水”和“白公堤”，澤被后世。官員的政績取舍往往是有套路的，在東南多水地區，治水，不啻為為政者的最佳選擇。白太守在《蘇州刺史謝上表》中雖然盛夸蘇州“兵數不少，稅額至多”，但事實上長年的水害一直困擾著這座天下名郡，“土雖沃而尚勞，人徒庶而未富”。白太守延續杭州任上的套路，修筑東起閶門西至虎丘的山塘河堤，束水排灌，改善了蘇州西北郊的農田水利和交通便利，這成為白太守刺蘇期間最大的政績。

白公堤石幢

修筑山塘應該是在白太守到任后的那年秋天。工程期間，白太守肯定親臨了現場。在《登閶門閑望》詩中，太守寫道：“閶門四望郁蒼蒼，始覺州雄土俗強。十萬夫家供課稅，五千子弟守封疆。闔閭城碧鋪秋草，烏鵲橋紅帶夕陽。處處樓前飄管吹，家家門外泊舟航。云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宮水放光。曾賞錢唐嫌茂苑，今來未敢苦夸張。”點明了山塘河疏浚整治的時間地點。站在閶門樓上四望蘇城內外，太守的心里充滿了陽光，回憶起自己在杭州的德政，對自己未來離任后蘇民的歌頌滿懷期望。數百年后，蘇州民眾將白太守與同樣任過蘇州刺史的韋應物、劉禹錫合稱“三賢”，立“三賢祠”合祀，正是這項工程的效應。千余年后，蘇州市政府在閶門外五水匯聚的山塘河口重建白公祠，修繕城隍廟時又將白太守與韋應物、劉禹錫等名守列為城隍神，同樣也是山塘河工程的效應。

唐少傅白公祠 @coffee33

白太守的這項政績，其實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自己。杭州刺史任上“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題留天竺靈隱二寺》）、東都履道坊私第內立起的陀羅尼經幢、回長安后立邸青龍寺所在的新昌坊、晚年卜居洛陽龍門香山寺，不難看出白太守濃郁的佛教取向。山塘河直通蘇州城西北郊的名勝地虎丘山寺（唐人避“虎”字，改為“武丘”），塘路建成后次年太守的《武丘寺路》詩中，吟誦的與其說是山塘給當地生業帶來的恩惠，不如說是為自己的出游帶來的便利和沿途的美景。題下自注云：“去年重開寺路，桃李蓮荷，約種數千株。”詩曰：“自開山寺路，水陸往來頻。銀勒牽驕馬，花船載麗人。芰荷生欲遍，桃李種仍新。好住湖堤上，長留一道春。”白太守對虎丘山寺似乎情有獨鐘，“不厭西丘寺，閑來即一過”，以至于“領郡時將久，游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夜游西武丘寺八韻》），至少每月都會前往，身邊當然也不會缺少“娉婷翠娥”“香花羅綺”。

然而，蘇州的水害并沒有因為山塘河的疏浚而終止。在白居易離任后不久的太和二年（832年）春天，劉禹錫轉任蘇州刺史，到任后發現“首冠江淮”的蘇州一半泡在水里，于是開倉濟貧，免賦減役，又成就了一位蘇州歷史上的循吏。

其實，唐后期蘇州連年的水害，并不是一兩個良吏就能夠治理得了的。導致水害的根本原因在于唐后期長江流域的開發，江水攜帶的泥沙明顯增多，在海潮的推力下在長江口淤積，太湖往北經常熟往東經昆山的入海通道被淤塞，造成了蘇州大面積的內澇。唐末五代錢氏治理蘇州時，設營田軍，又有撩清夫，專事導河筑堤，以減水患。錢氏納土歸宋后，由于政治中心在中原，江南的經營一時放松，北宋前期蘇州的水害更甚，嚴重影響到了國家稅收，讓范仲淹、蘇軾等地方大員焦頭爛額。連年的水害，直到南宋定都杭州后因蘇州地位的再次提升才得以基本解決。紹定二年（1229年）郡守李壽朋重建坊市故實，刊刻《平江圖》后，今天蘇州城的模樣才得以奠定。

平江圖

- 未完待續 -

原作者：張學鋒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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