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簡史》自出版以來紅遍全球。作者赫拉利借用當代人類學、心理學、生物學的研究成果強調：人類的行為，是由其生物屬性所決定的，并不斷與其創造的文化發生沖突。同時，赫拉利又不斷對人類的過去和未來發出先知般的評價和語言，對人類生存狀態進行哲學思考。本書的生物學決定論，與作者對歷史的道德解讀之間，產生了強烈的邏輯沖突，削弱了本書的思想力度。

本書大量借鑒戴蒙德1997年《槍炮、病菌、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以下簡稱《槍炮》）中的原創觀點，進行了縮寫。兩書許多論題重復。鑒于題材和觀點的近似度，對《簡史》的評價，須與《槍炮》一書相參照。

（一）“認知革命”概念的隨意性

本書將人類歷史概括為認知革命、農業革命、科學革命三個階段。

英文中“認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原指二戰后心理學圍繞認知行為的方法論革命。赫拉利重新定義“認知革命”概念，似乎是為了和之后的兩次“革命”統一起來，造成“不斷革命”的感覺。按赫拉利的說法，七萬年前產生了語言和想象，讓人類處理并傳播大量信息，虛構不存在的事物。可是，史前人類只留下了骨骸和遺跡，難以追溯他們的思維世界；我們如何得知這些都是七萬年前開始的？這個推斷也與其他研究不符。據戴蒙德在《槍炮》中的綜述，人類思維和語言的進化，并非突變，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四萬年前開始，人類物質文化開始突飛猛進，逐漸發明了弓箭、針線、衣服、舟船、器皿，延續至數千年前。戴蒙德稱之為“大躍進”。赫拉利似乎受此啟發，但將這場“革命”推至七萬年前。且不論年代如何確定，讀者不禁要問：七萬年前逐漸開始的變化，在此后數萬年中不斷被各種發明所豐富，如此漫長的歷史過程，還能稱作“革命”嗎？

與《槍炮》一樣，《簡史》認為：人類在過去十幾萬年遷徙到全球的過程中，造成了環境的急劇變化和其他物種的迅速消失。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東亞直立人，以及印尼島上的小矮人——這些智人的近親，都在智人到來后因生存競爭而滅絕。同時滅絕的還有非洲之外各大洲的巨型動物——這也是《槍炮》的主題之一。

盡管人類的出現是生態的災難，但是赫拉利認為，在采集狩獵階段，人類生活得和諧幸福：他們幾天才出去打一次獵；營養均衡，沒事八八卦，不受傳染病侵擾。一幅美好的伊甸園圖景！

（二）農業革命與反文明

第二部分農業革命的故事是：大約一萬年前，人類發現了可以馴化的作物，開始定居生活。《簡史》基本借鑒了《槍炮》中關于農業起源的假設和判斷，沒有太多創新。但是，《槍炮》中地理環境如何影響不同地區農業起源的討論消失了。在赫拉利的敘述中，我們不知道農業為何只在某些地方出現，如何傳播，為何某些地區不曾發明農業。缺少了對地理生態環境的討論，農業的發生在《簡史》中成了一個謎。

不過，《簡史》基本繼承了《槍炮》對農業的歷史評價：

第一，農業刺激了人口的急速增長，卻沒有增進人類的幸福，也沒有增加個人的知識。農業讓人類生活變得痛苦。人類的身體，在之前十幾萬年中，進化出了最適合采集狩獵生活的體質，更適于長期行走并奔跑，追蹤動物，更適于攀爬樹木巖石，采集果實。但農業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人們被迫終日在田里彎腰勞作，造成了多種身體病痛。

第二，在漫長的采集狩獵階段，人類的身體已經適應了多樣化的食物來源。在農業產生以后，人類的食物來源變得過分單一，只依賴一兩種谷物，損害了健康。

第三：被馴化了動物將細菌和疾病傳染給人類。同時，定居人口密集居住，增加了傳染病爆發的幾率。歐亞大陸的人類，用數千年時間，進化出了一定免疫能力，發明了免疫方法。但是，新大陸的人類沒有這種優勢。這在地理大發現之后，造成了大量土著人口的死亡。這里，《簡史》基本照抄了《槍炮》一書，只是進行了縮寫。但是忽略了《槍炮》中對地理生態環境因素的強調。《槍炮》認為：新大陸缺乏可馴化的大型動物，土著不能在與家畜的接近中產生抗體，這是后來大量本土人口死亡的終極原因。地理環境，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此論題在《簡史》中完全缺席。

赫拉利認為，農業不僅讓人類痛苦，也讓被馴化的動物跟人類一起受罪。家畜從此不能在野外奔跑、自由的交配；忍受食物的缺乏、圈欄的狹小，和人類的宰割。可是，馴化的過程也意味著基因的改造；所以，家畜是否能感受到野生動物初次被馴服的痛苦，并不得而知。另外，按照《槍炮》的看法，牛羊馬被人類馴化，造成了這些物種的勝利，未必是物種的災難。

總之，農業革命是人類為自己挖的一個大坑。看起來是人類馴服小麥，其實是人被小麥馴服；人成了農作物的奴隸，成天伺候農作物，因為擔憂天災人禍而飽受精神折磨。單一的食物讓人營養不均衡，終日的勞作帶來腰椎頸椎的病痛，被馴化的動物帶來各種傳染病——從此，雖然文明在發展、人口在增長，個人的幸福卻下降了。人類成為了文明的奴隸。

這不是什么新的歷史觀念。從莊子到盧梭，從馬克思到弗洛伊德，古今中外，批判文明損害人類幸福的哲學思辨，一直絡繹不絕。我國前秦的老莊道家對人類文明有類似的批判。莊子描繪不曾為文明玷污的理想生活：“民居不知所為，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莊子·馬蹄》）這幾乎就是赫拉利筆下在樹下乘涼、聊著八卦，整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采集狩獵者。

不過，與莊子不同的是，赫拉利所發現的人的“自然”屬性，有生物學和進化心理學的依據：人類有長達二十萬年采集狩獵的進化史，可農業文明產生至今不過一萬年，所以我們的身體和基因，還沒有進化到足以適應現代文明的程度。為采集狩獵打造的身體，在農田、工廠、辦公室里，出現了各種病痛、肥胖、精神壓抑。文明來得太快，進化走得太慢。

（三）科學革命與人文主義的消退

在“人類的統一”和“科學革命”兩部分中，赫拉利進一步探討了人類的“想象”：“想象”是談論不存在的東西的能力。貨幣、帝國、資本、宗教、法律、公司、政府、民族、道德，科學等等，都是人類想象的產物，只存在于主觀世界中。作者特別對人文主義進行了批判。

歐洲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造就了“大寫的人”的觀念；中世紀的神權被推翻，人獲得了上帝一樣的神圣性。“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人類福利的進步，知識的積累，平等的實現，自由的拓展，都被視作“進步”的象征。

上述人文主義史觀在《簡史》中遭到了激烈的批駁。宗教、自由主義、啟蒙主義、社會主義、進步等理念，被赫拉利一視同仁當作“想象”，沒有區別。他聲稱：《獨立宣言》里關于人類平等的理念，未必比《漢莫拉比法典》中人生來不平等的說法更加靠譜。他認為，從生物學的角度看，人類的出現和發展，是無法進行價值判斷的自然過程，無所謂進步倒退——因為價值本身，是一種虛構。人類和其他物種一樣，可以從生物學、分子化學、腦科學的角度進行解構和理解。人，毫無神圣之處。

再一次，赫拉利回到了道家“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觀念。生物學只能證明人被生物本能驅動，無法解釋人文主義觀念的“想象”。可是，這想象又是哪里來的呢，人類為何要進行這樣的“想象”呢？這些“想象”對歷史又產生了怎樣的作用？不同的想象又導致了什么不同的結果呢？《簡史》對此沒有提供答案。這讓這部“科學”報告缺乏解釋力度，看起來只是一系列不可思議的歷史巧合的流水帳。

（四）生物決定論與文化價值的沖突

這正是本書的缺陷所在。

赫拉利認為：“所有我們可以稱為‘不自然’的人類行為，都是由于人類的文化規則，而不是由于其生物性。”他聲稱：“研究生物體的科學家……越來越發現人類的行為是由荷爾蒙、基因、和腦神經元突觸決定的，而不是由自由意志決定的。”“自由人文主義和生命科學的最新發現之間的鴻溝，正在擴大，我們不能再忽視這種鴻溝了。”就是說，人權、自由、平等、公正、國家這些概念，都是與最新的“科學”發現相沖突的，都是人們“想象出的秩序（imaginary orders）”。只有人的生物性，才是人真正的自然屬性，才不是“想象”。“自然”被簡化成了一種純粹的生物性。

然而，如果歷史只是基因自我復制的“自然”過程，那么對其好壞對錯的評價，都顯得荒謬了。赫拉利本可堅持如此立論，讓本書邏輯自洽。但是，他在推翻人文主義圣像的同時，卻不斷對人類的行為進行道德評價和價值判斷。當赫拉利擔憂人類未來、批評對環境的破壞、譴責歷史上的暴行（比如宗教戰爭）、同情弱小動物的時候，他不自覺的回到他所批判的人文主義假設中，與他主張的生物決定論矛盾起來。

赫拉利說：“如果我們知道我們已經毀滅了多少物種，我們可能會有動力去保護那些幸存的物種”，“現代工業化的農業，可能是歷史最大的犯罪”。可是，如果人類互相的傷害和對其他物種的毀滅，只是被基因推動的生物屬性，如何談得上好壞呢？

同樣，一旦提到動物權利，赫拉利的“科學”價值相對論，就會突然消失。他憤慨于人類把雞終生關在小籠子里，在傳送帶上用機器殺死，讓豬生活在自己的糞便中，對牛羊任意宰割。可是：如果從純生物學的觀點來看，這種“殘忍”行徑無非出于人類復制基因的本能，與草原上捕殺斑馬的獅子一樣，純屬“自然”過程，有什么好指摘的呢？

當赫拉利告誡“人所不欲，勿施于雞”的時候，他悄悄回到了他所批判的人道主義價值觀。這是因為，沒有人文主義觀念，我們很難對歷史現象和人類行為做出批評。如果從物種的生物屬性和本能出發，歐洲殖民者對美洲土著的滅絕，就像人類滅絕傳送帶上發育不良的小雞一樣，只是生物學的“自然”現象而已，沒什么兩樣。但是，赫拉利又不能贊同這樣的觀點。

在本書結尾，赫拉利提醒人們，如果智人不負責任地追求私利，科技的發展可能導致人類的毀滅。這種心靈雞湯式的警告，和他之前對人類自由意志的否定，再次發生邏輯沖突。就在幾章之前，他還宣稱：“研究生物體的科學家……越來越發現人類的行為是由荷爾蒙、基因、和腦神經元突觸決定的，而不是由自由意志決定的。”如果人只是其生物性的奴隸，在基因的牢籠中無法自拔，那么這個物種的毀滅，只是咎由自取。如果“自由意志”是虛妄的想象，如果我們永遠不能做出選擇改變自身命運，那么赫拉利的警告不是對牛彈琴嗎？

（五）人文主義廢墟上的自然之人？

《人類簡史》因為其“簡”而成功，也因為其“簡”而失敗。復雜的人類學和歷史問題，被過于簡約地概括，導致不嚴謹的結論。幾個例子：

赫拉利認為原始采集狩獵者生活在黃金年代。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聊八卦，談戀愛，和平、悠閑、自在；他們營養均衡，不受傳染病侵擾，長壽而快樂。但是，近年來人類學研究發現，采集狩獵者的生活方式受到所在地理生態環境的強烈影響，相互間有著極大的差異。在環境惡劣、食物短缺的地方，生活可能極為艱苦（William L. Balée. Advances in Historical Ecology. 2002) 。采集狩獵人群之間爭奪資源的暴力沖突，比以前認為的要更加殘酷頻繁。“和平的采集狩獵者是個神話”。“史前時代的人類戰爭是普遍、持久、致命的”(Mark W. Allen. Violence and Warfare among Hunter-Gatherers. 2015)。原始人群的生活，絕非如赫拉利“想象”中一般浪漫而溫馨。

《簡史》雖然大量借鑒了《槍炮》一書中的原創論點，卻拋棄了《槍炮》中對人類發展不平衡的復雜論證；《簡史》忽略地理環境，生態氣候等因素對歷史的影響，也絕不討論個人或者人類群體在不同環境中的不同反應。我們看不到環境，文化，習俗，經濟制度導致的人類行為差異；看不到氣候、生態、疾病、災害、經濟規律、政治組織、文化傳統、個人決定對歷史的任何影響。這讓《簡史》缺乏對歷史發展深層原因的解釋。

本書最大的缺陷，是生物決定論和人對自我命運把握之間的邏輯矛盾。赫拉利認為，科學的“新發現”摧毀了人文主義的正當性，讓人從神圣的位置上跌落，降格成了和其他物種一樣的動物；人被基因、荷爾蒙、和腦神經元驅動，以機械的、純粹生物學的方式存活。他的文化成果只是“想象”，他創造的歷史是一個圈套，他的未來，是走向科技的牢籠，變成弗蘭肯斯坦式的怪物——Cyborgs——邁向自我毀滅。

《漢莫拉比法典》

奴隸的解放，法律面前的平等，女性的投票權，工作和教育機會的均等這些歷史事件，不再有進步的價值。援助饑餓的非洲兒童和屠殺美洲的印第安人之間，界限模糊。林肯廢除奴隸制與宣揚君權神授的《漢莫拉比法典》之間，也無所謂好壞；人文主義廢墟上的“自然”之人，茫然四顧，發現歷史只是由“荷爾蒙、基因、和腦神經元突觸”推動的冰冷生存故事，無法評價，沒有意義。

這幅陰冷圖景中所缺乏的，是人類的自由意志和以文化來改造自身的能力。如果我們只是基因的囚徒，生物性的奴隸，我們如何才能改變自我毀滅的命運？生物決定論無法回答赫拉利提出的問題——只有對人類自身命運的關懷，對人的價值和目的的探討，才能讓我們評價科學的發現，賦予數據以意義，走出基因的牢籠。

為了回應赫拉利對人類未來的警告，我們需要一種被他否定的東西。人類的文化價值確實是“想象”；但各種“想象”之間的競爭，絕非混亂而無意義，而是有關人類命運的重大抉擇。有些“想象”比其他的“想象”要更加合理。正如和平比戰爭美好，公平比腐敗合理，善良比自私珍貴，平等比壓迫更值得渴望。正如人們天然地更愿意成為《人權宣言》中描述的自由公民，而不是《漢莫拉比法典》中被合法奴役的奴隸。

因為，促進人類整體的幸福，是一件最必要的人文主義“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