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魏希德教授（Hilde De Weerdt）是比利時漢學家，致力于研究宋史。著有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6)（該書漢譯本《義旨之爭：南宋科舉規范之折沖》2015年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等專著。近年來，她嘗試用數位人文的方法進行歷史研究，主持開發了Markus古籍半自動標記平臺，引起了國內外不少人文學者的關注。澎湃新聞特約記者、萊頓大學歷史學博士生劉家隆對魏希德教授進行了專訪，主要談及了她的學術生涯、史學訓練及其數位人文的最新研究成果。本文為該訪談的第一篇。

魏希德教授

澎湃新聞：您能先簡單介紹一下自己的學術生涯嗎？

魏希德：我的名字是Hilde De Weerdt，中文名叫魏希德，現任萊頓大學中國史方向的講座教授。我出生在比利時，本科時期在比利時魯汶大學學習漢學。本科畢業后，我前往哈佛大學繼續深造，并在那里獲得了博士學位。在哈佛大學求學期間，我就讀于東亞語言與文明系，主要的興趣是中國歷史。博士畢業后，我在多所高校工作過：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過博士后；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負責過公共與參考咨詢服務（筆者注：《宋代研究工具書刊指南（修訂版）》即為此次工作的成果之一）；在田納西大學擔任過助理教授；2007年，我到牛津大學任教，并同時在彭布羅克學院（Pembroke College）兼職；后來又在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歷史系擔任過兩年的高級副教授（Reader）。2013年，我來到萊頓大學任講座教授并任職至今。

澎湃新聞：您曾就讀于魯汶大學、哈佛大學等高等學府，能否介紹一下當時您在這些學校接受的學術訓練是怎樣的？有哪些訓練方法讓您受益匪淺？

魏希德：上世紀80年代后期，我在魯汶大學求學，所受的教育有比較突出的三個特點：第一，魯汶大學要求學生一定要涉獵廣泛。所以，盡管我的專業是漢學，但還必須修習哲學、語言學、比較文學、歐洲近代史等課程。這些課程類似于通識教育，并不必然與中國相關。魯汶大學希望學生的視野能夠盡可能的開闊，每個學生都能清晰認識到什么是“人文”。雖然很多課程僅僅是導讀介紹類的，但學校的理念是使學生盡可能多地接觸各類知識，并使他們了解當代社會的很多傳統是如何發展形成的。

第二，具體到漢學的專業課程，魯汶大學尤其重視中文語言能力的訓練。因此，每個星期我們都要花大量時間學習中文。當時，魯汶大學漢學系剛剛制定了新的課程大綱，中文的課堂學習時間從每周三小時擴充至每周八到十小時。所以在魯汶大學的前兩年，課程的重心是語言訓練。我一方面覺得花費在語言學習上的時間有些多，但另一方面也認為那是值得的，我們很多人后來都感覺到我們的現代漢語水平相比其它學校的學生要好一些。另外，甫一入學，學校就開始教授古代漢語。在魯汶的第一個學期，我們就學習了繁體字，而古代漢語的學習一共要持續四年。

第三個特點說起來有些偶然因素，它并不是學校刻意設計的。那時，一位漢學系的老師臨近退休，他將大量的課堂時間和課堂內容都交給學生自己去設計完成。當時，我們是在圖書館里學習古代漢語的：我們坐在圖書館里，面前放著要學習的文本，而他只是簡單地安排說你來負責查找這部分內容，你去負責查找那部分內容。在這個過程中，相對優秀的學生會逐漸掌握如何利用工具書進行學習，這是一種在自然而然之間培養學生研究能力的方法。這種教學方法當然也有一定問題，因為普通的學生往往并不適應這種授課方式，他們需要老師更多的投入和參與。但是我認為，對于那些對研究懷著濃厚興趣的學生來說，這種方法是很有益的。

從魯汶大學畢業后，我去哈佛大學讀博。之所以會選擇哈佛大學，一定程度是受到了一些已經在美國讀書的朋友們的影響。他們告訴我，美國大學的教學方式十分獨特：美國大學的教學重心并不在于要求學生背誦記憶大量的教材和知識點，而是強調“問題”意識，并且注重寫作能力的培養和專業領域的大量深入閱讀。那時的我有比較好的語言能力，對文字、文本也比較熟悉，并且知道該從哪里查找資料，這些確實給了我很大幫助。但是，我并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寫作，如何提出好的問題，以及如何將我感興趣的問題轉化成一篇論點明確的文章。而哈佛大學的很多課程都強調在閱讀材料后要提出有意思的問題，然后再以問題為導向重讀材料。哈佛大學同時強調對于學術史成果的廣泛閱讀，而不是僅僅閱讀一些教材而已。我認為學生確實應該盡可能多地閱讀，這樣，學生能夠很早就意識到不同的研究者會有不同的研究取徑，所以關于某一相同論題往往會有不同的闡釋，學生在閱讀時就要找準自己的定位。在哈佛大學讀書時，一門課常常要求閱讀10-20本書，也就是一星期至少要讀完一本書。

我并不是牛津大學正式的學生，但我在牛津大學教了五年書。我感覺如果能回到17歲，再次選擇去哪兒讀書的話，我應該會選擇牛津，因為理論上講，牛津大學的教學模式是比較適合我的。在那里學生會得到更多的個性化關注，我也可能在求學早期獲得更大的進步。但有一點也必須注意：雖然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有很多優秀的學生將大量的時間用于閱讀和寫作，但這是兩所注重培育精英的大學，所以學生們同樣會將大量的時間花費在社交上，去建立他們自己的人際網絡，去考慮他們個人的長遠發展，因此對于學術的投入有時還會有所不足。

我認為我在魯汶大學接受的語言和研究技巧的訓練是很重要的。這些訓練不僅在學術領域很重要，對于從事其它工作同樣是很有幫助的。不論從事何種工作，當對某些事情缺乏了解時，你應該知道怎樣才能最好地找到答案。然而據我了解，現在歐洲的很多大學，這種類型的課程已經不再開設，對于研究技巧的關注也有所下降，這種趨勢是極為不利的，因為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些訓練。在當今的數字化時代，我們仍然需要傳統的文獻學方法，同時還需將傳統的方法與新的數字化方法相結合。

我在魯汶接受的學術訓練確實很有幫助，但我在美國接受的訓練，比如更具批判意識的閱讀和寫作能力的著重培養，也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我認為，使學生盡可能廣泛地涉獵學術，使學生盡可能早地獲得與老師以及其他研究生一起工作的機會以發展他們的專業研究技巧也很重要。

澎湃新聞：您對求學時期的哪門課程印象最深？

魏希德：只選一門課的話確實比較難選。我想我還是會選擇大三、大四時所上的“古代漢語”課，因為這門課對于我最終成為一個研究者非常重要。正如前面談到的，那門課的老師并不嚴格管控課程的內容，他只是會說，好了，現在你們已經在圖書館了，你們需要自己查資料。某種意義上說，那門課是我上過的最好的一門課，因為我逐漸學會了如何做一個研究者。而且，那門課還教會了我如何與別人合作，因為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關注點和解讀方式，我們需要彼此爭論、一起探尋最佳答案。

如果可以，我還想談一下另外一門課。那是我在哈佛大學第一年時修習的“自傳作品研讀”（Autobiographical Writing）課。那門課討論了在傳統中國如何書寫自傳，以及自傳文本的多種類型。我們一直認為，在中國，書寫自傳的行為并不常見，但如果廣泛搜尋并把多種體裁考慮在內的話，就會發現不少自傳性質的文本。這門課對于歷史研究有很大的啟發，它提醒我們必須廣泛閱讀，去閱讀文集中的書信、自傳、年譜、日記等等，從中了解人物的經歷，以幫助我們從新的角度認識自傳。這也是歷史學者在面對陌生領域時需要做的。

澎湃新聞：您是如何最終選擇宋史作為自己主要研究領域的？

魏希德：為什么會選擇宋史？這是一個很難說清的問題。其實當初申請博士時，我本以為會研究明代，尤其是明代晚期思想史。但到哈佛后，我參加了包弼德主持的關于宋代思想史的研討班，并開始系統閱讀宋代類書。而在這之前我主要閱讀的是明代類書，尤其是《永樂大典》。在開始閱讀宋代類書之后，我感覺其中有很大的學術空間。這些類書很多是由應考舉子寫成，以供其他備考舉子使用，我感覺可以在科舉制度史視域下重新利用這些文獻。在研究過程中我也逐漸體會到為何宋朝在中國歷史上如此重要。實際上，直到我在哈佛讀書的時候，英文學界都未重視宋朝。那時在歐美沒有多少學者專注于宋史研究，對于宋史研究學術史的總結也遠遠不夠。在閱讀地方志和類書的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盡管明史很有趣，但很多重要的發展實際上要回溯至12、13世紀，或至少能在南宋找到萌芽。若想了解明清時期的發展狀況，南宋是一個繞不開的朝代。

澎湃新聞：中國大陸最早是通過您的Twitter了解到孔飛力教授逝世的消息，能否介紹一下您與孔飛力教授之間的往來情況及他對您的影響？

關于孔飛力教授逝世消息的魏希德教授的Twitter截屏

魏希德：我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一年級時第一次見到了孔飛力教授。當時，我選修了他開設的關于清代檔案的研究生課程。這門課很受歡迎，那時候大多數一年級歷史學的研究生都會選那門課。這門課也是我最喜歡的課程之一。其實對我來說，課程的主題并不是很有吸引力，它是關于鐘人杰這位清代起義領袖的，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這個名字。每周我們會討論一份檔案，它可能取自《清實錄》或其它檔案。我們需要翻譯它，并做出注釋。大約三到四周后，雖然當時只閱讀了幾份檔案，我們就被要求撰寫一份研究計劃申請書，這可能是我迄今為止遇到的最好的課程作業。但在那個時候，我非常驚訝，因為我還沒有讀完所有的關鍵文獻，怎么可能就寫一份研究計劃申請書呢？但孔飛力教授卻確信已經到了撰寫研究計劃的恰當時機，因為學生已經可以大概規劃要研究哪些問題，知道要處理的檔案是什么樣子的以及可能需要多少時間。那次作業對我而言是一次很大的挑戰，但我的確從中學到很多，孔飛力教授的反饋意見也很有啟發性。所以我在平時的教學中也會要求學生在閱讀完一部分文獻后就要開始提出問題，不要一直等到最后。

我從孔飛力教授那里學到的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學會面對失敗，因為不論申請什么，都有可能失敗。在他給我們布置那次作業的時候，他同時告訴我們，如果他將申請失敗的經歷也寫入簡歷中的話，他的簡歷估計會比現在長十倍。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句話，這是他的經歷，將來也極有可能是我們的經歷。

此外，孔飛力教授也許是我遇到的第一位真正的中國歷史研究者。我能清晰地感覺到他是以一個歷史學家的思維進行思考。他像是一位歷史社會學家，對宏觀的結構性問題非常著迷，而且特別關注隨著時代演進而發生的巨大變革，這點有些像法國的歷史學家。他既關注宗教信仰的結構，也關注軍事、地方組織等相關背景，同時又非常強調行文的敘事性和可讀性。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總能依據并不太多的檔案就提出極關鍵的問題。在閱讀他的著作時你會發現，他能很好地處理歷史文獻，但大的歷史問題才是他最為留意的。

澎湃新聞：您在萊頓大學的教授就職演講中提出要“重塑中國政治史”，能否簡單談談您對這一議題的理解，您認為中國政治史研究在哪些方面可能有所突破？

魏希德：也許“新政治史”、“巨大突破”這樣的說法有些野心太大。我已經與鄧小南、黃寬重等很多學者在這一領域合作研究了很長時間，我們曾就“新政治史”這一議題舉行過一次研討會。過去，我曾花時間專門檢索過“新政治史”這一術語，結果發現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一直在討論“新政治史”，然而能使政治史領域發生革命性變化的“新”政治史卻似乎從來沒有出現過。就我個人而言，“新政治史”不要總回去討論一些老問題，而應該賦予政治史新的生命力。政治史已經被學界忽略了一段時間，中國政治史是這樣，其它國度的政治史也是如此。當然，這種忽視主要發生在西方世界，比如歐洲和美國，在中國學界也許不盡然如此，因為中國學者一直對制度史有著濃厚的興趣。在歐洲和美國，上世紀60、70年代以前，政治史一直屬于顯學，但從那之后便開始沒落，許多政治史的教席被取消。片面地看這也許是一件好事，但是人們卻不再關注大的政治類問題，使得我們現在缺乏好的歷史學家，能夠用長時段的眼光解釋當今發生的事件，因為很多學者都跑去做社會經濟史或文化史了。

因此，我們需要重新重視政治史。但是，政治史研究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它更偏重于事件研究，因為這些事件多被記錄在政府當局編纂的權威歷史文獻中。以中國史為例，我們會討論編年體的《系年要錄》，我們會閱讀正史，我們往往將關注點放在大的事件上，比如軍事事件、黨爭、人事調整、變法改革等等。這些當然都很重要，應該去了解，但我認為學界在這條路上已經走了太久。在研究這些歷史事件之外，我們還應注重過程、注重交流互動、注重決策到底是如何做出的以及政治思想等問題。對政治思想的關注也不是一般認為的要直接回到早期中國，而是要關注不同時代一直在發展演變著的政治思想。我認為鄧小南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中國大陸從80年代開始，有很多學者在呼吁新的制度史，這種新制度史關注過程、關注基層行政、關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交流互動、關注地方社會與士人網絡，目前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我看來，通過采用新的觀察視角也可以促進政治史的發展。這里我主要想談兩點：第一，是采用比較的觀察視角。在討論政治文化、決策過程、政權機關、政體、人們如何尋找政治團體認同等問題時，要記得看看其它地域的情況是怎樣的。在比較時，既可以進行寬泛意義上的比較，也可以特別關注其它地方發生的事情如何與中國聯系起來。

在這我舉一個在我的就職演講中沒有提到的例子，這個現象是我從2015年開始關注的。在讀《貞觀政要》的時候，你當然可以把它完全放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去理解，比如探討唐太宗、魏征是如何借鑒中國早期的哲學思想或是王通的見解的，或是將這部書與之后的政治思想相聯系，這是目前研究這部書的常見方法。但如果仔細閱讀這部書，并將其置于更大的背景中的話，就會發現《貞觀政要》其實是歐亞大陸上一種文體的一個代表。實際上，在阿拉伯地區、中亞地區以及稍晚的歐洲都有大量的這種類型的文獻存在。同時我們還知道唐太宗與中亞地區的很多君主有著相似的背景，他們都是歐亞軍事精英。因此就可以追問這些相同類型的文本之間有什么聯系，它們承擔著哪些政治價值，這些政治價值在多大程度上有所重合，又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區別。這樣，就不必把中國歷史的發展局限在當今中國的疆域之內，而是將其置于那個時代去討論。這種比較的思維方式可運用于探討不同地區歷史中的相似問題。我注意到最近在中國人民大學已經漸漸有了這種趨勢。我希望這種比較的視角可以被堅持下去，這不僅對中國史非常重要，對歐洲史同樣很有意義，否則大家就只能各說各話。其實在中世紀時期，并沒有“民族國家”的概念，我們不能依據20世紀的概念去書寫過去的歷史。

第二，是借用數位的方法。通過利用數位人文，我們可以回答一些在過去很難周密考慮的問題。比如我在就職演講中曾提到，如果想對某個黨派的所有人物做出分析并找到分析的最佳切入點，研究者就可以考慮采用數位方法。借助數位人文，研究者可以快速檢索文獻，并對文獻做出分析，而這在以前僅憑人力是很難做到的，因為我們很難在閱讀2萬份文本的同時，從中找到關于300個人之間關系的所有信息（筆者注：指被列入元祐黨籍碑的309人），但是電腦可以幫助我們做到。利用數位方法，研究者可以盡量避免被正史或編年史所記載的重要事件所左右，因為現在還有大量的文集可資利用。如果研究者想知道某個人是如何與某一事件發生聯系的，以及他與其他人的交往情況，就可以在數位方法的幫助下，大量利用文集、筆記等多種類型的文獻進行探索。另外，借助數位的方法，研究者也許可以發現新的、隱藏在文本中的、以前從來沒有注意到的有意義的問題。我們應該對新的研究問題保持開放的心態，而不是一味去探求過去已經討論過的問題。我認為數位人文也許可以使政治史再次趣味盎然并煥發生機，因為我們不再是單純地書寫最上層發生的事件，同時也展現了人們到底是如何參與到政治事件中去的。

澎湃新聞：您在歐洲、美國均曾求學并任教，可否比較一下兩者之間在中國歷史研究中的異同？

魏希德：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我認為進行這種兩塊大陸之間學術旨趣的比較是很危險的，因為通常我們會把我們心中所認為的不同一般化。但我可以簡單談一下中國史學科在歐、美兩地依托學術機構的不同，從中或許可以一窺為什么人們經常認為兩者之間會有不同。

在歐洲，絕大多數的中國史學科都隸屬于中國研究系或漢學系。這是有一定歷史原因的：從19世紀中后期開始，歐洲的一些大學開始聘用漢學教授，他們通常對關于漢學的所有領域均有所涉獵，包括文學、哲學、歷史學、語言學等等。歐洲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這種傳統，大多數的歐洲高校將所有研究涉及中國的老師都集中在了漢學系，而不會將其中一部分人錄用在歷史系或其它的系。最近在英國，這一情況有所改變，一些新興大學開始將中國史設置于歷史系，不過這是因為它們之前沒有漢學的傳統。對于那些之前有漢學傳統的高校來說，中國史被清一色地設置于漢學系。這樣的結果是中國史研究很難與其他地域的歷史研究產生對話，故而缺乏多元性，這是這種設置不利的一面。而且這還造成了從事中國史研究的人員較少，因為只有漢學系設置有中國史，而歷史系并不關注中國史，因此提供給中國史的教席也就少得多。

而在美國，這種情況有所不同，中國研究系和歷史系往往都設有中國史教席。美國有一些高校在較早的時候就開設了漢學專業，如今在這些高校從事中國研究的研究生也會多一些，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都是如此。這些高校延續了它們漢學的傳統，把中國史設置于東亞系——不過現代史有時候被放在歷史系。但美國還有很多大學將中國史設在歷史系，中國文學設在文學系，中國哲學設在哲學系。這樣，很多從事中國史研究和教學的老師就得以在歷史學的學科背景下開展工作，他們不必只關注文獻，也不用教中文，只負責教授歷史即可。他們可以用更多的精力研究歷史敘述，而不是文字文獻。而在歐洲，因為你在漢學系，就必須要展示你有能力處理文字文獻，因為這是漢學研究傳統的治學方式。

我認為這是歐洲與美國在中國史研究方面最主要的不同。總的來說，美國的學科設置更為合理。我認為歐洲應該使研究更加多元化，歷史系不應該只研究歐洲史，也應該關注其他地域的歷史。而且現在很多歷史系的學生也對其它地域的歷史感興趣，我們應該給予他們學習的機會。這樣一來中國史專業的學生也更容易找到工作，因為他們也可以申請歷史系的職位，比如近現代史教席、前近代史教席，甚至中世紀史教席，這也是全球化對歷史系提出的要求。當然，我們也要保證學生有能力做到這些，他們不僅要能處理文本，還要將自己的研究置于更寬廣的背景下，而不是只局限在傳統中國。

（注：本文系筆者據魏希德教授的英文訪談錄音翻譯整理而成，雖全文已經魏教授審閱，但轉譯之中難免有疏漏歧義之處，敬祈讀者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