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1年剛剛過去，世界依然在新冠疫情肆虐下艱難前行，大國博弈、地緣政治沖突、新老熱點問題錯雜交織。世界與中國如何從2021年走來，又如何向著2022年前行？上海外國語大學（SISU，“西索”）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與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合作，邀集各領域專家，呈上“西索世鑒”系列文章，盤點2021年世界大勢，展望2022年世相新局。

新冠肺炎大流行疊加中美貿易摩擦，改變了世界各國對全球價值鏈的認識。價值鏈“回流”、價值鏈“去中國化”、價值鏈區域化，近兩年這些聲音充斥在西方各種媒體和機構討論中，在這其中，有些是理性的研究和判斷，有些則是對中國復雜情緒的過度反應和非理性表達。如今，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已近兩年，全球價值鏈依然充滿韌性，中國的中心地位仍然堅挺；但展望未來，由于新任美國政府在高科技等領域與中國的脫鉤戰略并無松動跡象，后新冠肺炎時代全球價值鏈的發展仍將存在隱憂和變數，中國必須做好應對之策。

一、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全球價值鏈具有強大韌性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前，全球價值鏈曾經歷過兩個階段：一是1990年代至2008年的超級全球化階段。受益于全球市場一體化、運輸成本大幅下降以及國際分工日益碎片化，全球價值鏈快速發展，從1995年到2008年，以貿易為基礎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率（全球間接貿易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重）從35.2%上升到46.1%。總體看，世界出口占世界GDP比重從1980年代末的15%大幅攀升至2008年的25.5%。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的全球化放緩階段。根據2019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報告，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由于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經濟全球化出現退潮，世界經濟以中國、美國和德國為中心，“區域化”趨勢逐漸加強。全球價值鏈參與率從2008年的46.1%略微降至2020年的44.4%。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對世界經濟產生巨大影響。受疫情全球蔓延的影響，2020年世界實際GDP下降3.6%，全球商品貿易額下降5.3%，外商直接投資（FDI）流量下降42%。全球貿易下滑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由于封鎖，工廠無法運營，因此無法生產和出口；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導致港口封鎖和集裝箱船停運，從而使得運力整體下降；由于封鎖而改變消費者行為，對某些消費品需求大幅下降，等等。由于與全球價值鏈直接相關的貿易占全球貿易的比重高達2/3，致使許多人對全球價值鏈的風險和未來充滿擔憂。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早期階段，人們對全球價值鏈未來趨勢的擔心和判斷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許多人聲稱，大流行將標志著全球價值鏈的終結，未來將出現大規模的生產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回流”。二是還有不少西方人士對全球價值鏈高度集中在中國的現實產生復雜情緒并出現一些過度反應，認為跨國公司必須采取“中國+1”戰略以避免業務過度集中于中國所帶來的風險。

但從2021年全球貿易走勢和結構看，上述擔心都未變成現實。

首先，世界貿易規模快速反彈，全球價值鏈雖然遭遇疫情和物流運輸不暢的沖擊，但仍舊顯示強大韌性。在2020年下降5.3%之后，2021年全球貿易出現大幅反彈，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2021 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貿易額比 2019 年增長了15%。而根據世貿組織（WTO）估計，2021年全球世界商品貿易將增長10.8%，高于大流行之前。這一事實表明，當今以全球價值鏈為特點的全球一體化具有十足的彈性和穩定性，因為與孤立的經濟體相比，全球網絡分工在資源共享、專業知識共享和供應來源多樣化方面處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雖然新冠疫情大流行早期階段，許多國家暴露出對口罩或呼吸機等關鍵醫療用品過度依賴中國等少數國家供應的風險，這促使人們廣泛呼吁供應鏈回流或多樣化。但隨著中國快速控制疫情以及主要發達國家陷入疫情困境，人們越來越清楚的一點是，全球價值鏈的安全并非在于價值鏈回流有多快，新的生產商出現有多迅速，而是在于能否使與合作伙伴的貿易更加自由和更加便捷。在世界各國產業已經深度融合的今天，即使是最大的經濟體也不具備自給自足，生產所有關鍵零部件、精密材料和技術訣竅的能力。

再者，中國作為全球價值鏈網絡樞紐的地位沒有改變，而且愈加重要。根據我國海關統計，2021年前11個月，我國出口19.58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1.8%，比2019年同期增長25.8%；進口15.81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2.2%，比2019年同期增長21.8%。從貿易區域結構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均大幅增加，其中與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東盟的貿易總額5.11萬億元，增長20.6%；與歐盟貿易總額為4.84萬億元，增長20%；與美國貿易總額為4.41萬億元，增長21.1%；與日本貿易總額為2.2萬億元，增長10.7%。

由于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增速超過世界總的進出口貿易增速的預測值，2021年中國在全球貿易總額中的占比必將繼續上升。而在中國的出口當中，由于全球價值鏈出口占比已接近一半（2019年為44.6%），這就說明，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網絡中的中心地位沒有改變。此外，包括亞投行在內的許多國際機構的研究還顯示，在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出口中，高技術制造業的貢獻顯著增加，表明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在不斷升級。

因此，盡管近兩年有一些討論提到，許多跨國公司都在考慮將部分生產轉移到東南亞國家，但實施起來并不容易，即使他們將部分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但原材料和設備對中國的依賴仍然會持續存在。所以無論是在中國的美國商會還是歐盟商會，他們的調研報告都顯示，90%左右的在華企業都不會將生產遷出中國。

二、中美貿易摩擦與全球價值鏈的隱憂

從經濟發展的長期視角看，新冠肺炎疫情只是短暫的一次性沖擊，疫情結束后世界經濟就會慢慢恢復到常態。然而，由于當前新冠肺炎疫情是在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發生的，有關疫情的起源以及如何應對疫情，都變成了西方“甩鍋”中國的政治話題，使得疫情影響超越了經濟本身，因此即使全球價值鏈暫時由于各國疲于應對疫情而難以真正實施脫鉤戰略，并不代表其未來依然毫無變化。相反，在看似穩定的背后，2021年仍然暴露出一些脫離市場邏輯的隱憂，未來它們會如何影響全球價值鏈的走向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首先，美國對華戰略脫鉤對全球價值鏈的穩定具有實質性的長期影響。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發起的對華貿易摩擦已被證明基本失敗，2020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總值4.06萬億元，增長8.8%。2021年1-10月，兩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繼續上升，達到6099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長33.4%。其中對美出口額4653億美元，同比增長31.7%，自美進口額1446億美元，同比增長39.0%，均創歷史最高水平。不過，亮眼的兩國貿易額背后是緊張的大國博弈。

特朗普發起的中美貿易摩擦，除了關稅戰之外，通過科技戰實現與中國的價值鏈脫鉤是更加需要重視的領域。2019年5月，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發布題為《中國企業如何促進從美國轉移技術》的報告，此后美國政府開始對半導體行業供應鏈實施一系列廣泛的出口管制，截至2020年末特朗普政府分9批共計將162個他們認為可能危及美國國家安全的中國企業和個人列入實體清單，其中大多數為高科技和軍工企業，并且其集中炮火攻擊華為的做法更是毫無底線。

美國現總統拜登上臺后，受制于國會兩黨對華遏制的共識，雖然在部分領域放松了對中國的遏制，但在高科技產業領域，拜登政府完全繼承了特朗普時期的政策措施。比如拜登政府上臺不久就對華為的5G禁令再度升級，他們向華為供應商發出通知，要求其放棄向華為供應與5G相關的半導體、天線和電池等組件。2021年4月8日，美國商務部將7家中國超級計算機公司列入實體清單；6月3日拜登簽署行政命令，將包括華為公司、中芯國際、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在內的59家中國企業列入投資“黑名單”，禁止美國人與名單所列公司進行投資交易。

除了通過技術“卡脖子”方式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拜登政府還將重構全球價值鏈、重振美國在半導體領域的制造能力作為重要手段。為此，美國國會和政府從兩個方面入手加大努力：一是2021年6月8日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了參眾兩院共同發起的《2021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試圖通過向相關產業、大學和研究機構進行資助來推動美國科技創新，法案涉及到了芯片、5G、航空航天、網絡安全和人工智能以及美國制造等多項議題，其中包括要在五年內向半導體制造業補貼逾500億美元，以應對中國競爭。

二是通過“美國芯片法案”和向具有芯片制造能力的盟友施壓等手段，威逼利誘國際芯片制造巨頭在美投資設廠。拉攏芯片生產巨頭赴美投資設廠的同時，拜登政府還在2021年9月23日由其主辦的芯片峰會大會上，要求全球芯片生產巨頭臺積電、三星等在45天之內提交包括商業訂單、庫存量等在內屬于企業內部機密的芯片供應鏈信息，如果企業不按要求做，美國政府將引用《國防生產法》迫使其交出數據。盡管臺積電和三星最初試圖抗爭，但最后都被迫如期在11月10日前提交了數據。事實上，美國政府看似是想了解芯片短缺的問題，實質則是為了幫助本國芯片企業贏得未來的價值鏈競爭，最終建成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供應鏈。

第二，美國的對華脫鉤戰略會形成巨大的負面溢出效應，使得其他西方國家政府和企業對未來產生不確定性的預期，進而在全球價值鏈領域采取保守的收縮戰略。拜登上臺以來，除了繼續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大肆抹黑，還以安全為由蠱惑盟友采取與中國企業脫鉤政策，站隊美國重新構筑基于相同價值觀的全球供應鏈體系。

事實上，美國這種策略已在西方國家產生實質性的破壞作用。比如2021年6月25日美歐宣布成立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旨在就全球貿易、經濟和技術問題進行協調。9月29日該委員會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舉行首次會議，雙方聯合宣布，將以“共同的民主價值觀”為基礎，深化跨大西洋貿易和經濟關系，協調解決全球關鍵技術、經濟和貿易問題。特別是，雙方聲明指出：“我們將站在一起，繼續保護我們的企業、消費者和工人不受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影響，特別是非市場經濟體造成的不公平貿易行為，這些行為正在破壞世界貿易體系。”雖然聲明并未提到中國，但其針對中國的目的不言自明。

2021年10月30日，美國和歐盟還直接達成了一項將中國排除在外的聯合行動計劃，并可能為更多此類協議定下基調。美國取消了特朗普對歐盟征收的鋼鐵和鋁關稅，而歐盟則同意加入美國倡議的、被稱作“可持續鋼鐵和鋁生產的全球安排”聯合行動。協議以在“志同道合的國家之間”開展貿易為由，明確將中國排除在他們的合作伙伴之外。歐盟貿易專員多姆布羅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將此形容為“限制非參與者的市場準入”。

此外，在美國鼓動下，西方盟友接連采取了與中國高科技產業脫鉤的行動，包括英國、瑞典、西班牙等國先后棄用華為的5G，全面拆除國內的華為基站；英國禁止中國中廣核集團參與欣克利角核電項目，等等。與此同時，一些西方國家政府還繼續采取行動，推動本國在華企業回流或遷至其他國家。歐洲的一些公司也已開始考慮改變其全球價值鏈，降低對中國的依賴，更多地轉向“離家更近”的供應商，比如選擇在東歐或巴爾干國家、土耳其或北非（即工資仍明顯低于西歐）的生產。

短期看，雖然美國的上述對華脫鉤戰略暫時不會給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全球價值鏈產生實質性沖擊，但潛在危險是出現“溫水煮青蛙效應”和“羊群效應”，因此我們必須早做準備，以防患于未然。

三、中國“雙循環”戰略、RCEP與全球價值鏈的未來

面對美國打壓和動蕩的國際環境，2020年中國政府適時提出了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從該戰略所要達到的目標看，就是要通過動態的增長模式調整，改變全球金融危機前建立在投資與出口基礎上“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增長方式，形成以我為主、內外互動的新發展模式，從而在把外部不確定性風險降至最低的同時，還能通過國內經濟循環的順暢運轉推動國際大循環的穩定發展。圍繞雙循環戰略有針對性地制定和落實好各項措施，能夠保證中國參與其中的全球價值鏈穩定發展。

巨大的國內市場既是保證國內循環暢通的基礎，也是在與美國高科技產業全球價值鏈競爭中實現突圍的根本保證。2020年中國的全社會消費零售規模已經達到美國的90%，預計今年將超過美國。巨大的、持續擴大的國內市場，可以轉化為巨大的吸引跨國公司扎根中國的結構性權力。

從半導體產業看，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消費市場，消費全球占比高達60%，2019年中國從美國進口了81億美元的集成電路，約占美國公司全球銷售額的36.6%，高通、美光、博通和德州儀器在華營收占其總收入的比重甚至高達40%以上。因此，離開中國，這些企業將難以為繼。與美國的這種相互依賴關系為我國高科技產業依靠技術創新實現國內大循環，在時間層面提供了一定的緩沖空間。如何加強自主研發的同時，繼續采取有效措施推進開放進程，營造更優營商環境，從而吸引美國等發達國家高科技企業繼續留在中國，是未來實現全球價值鏈穩定的關鍵。

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生效為中國更好推進國內國際兩個循環相互促進形成了重要支撐。中國從新冠疫情大流行中迅速復蘇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融入了亞太地區的價值鏈。與其他地區相比，亞太地區對中國的全球供應鏈具有更加重要的戰略意義。雖然新冠肺炎疫情疊加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了價值鏈主權化的進程，對我國穩定全球價值鏈形成巨大挑戰，但RCEP協定可以有效對沖上述美國脫鉤戰略的負面影響。

不過，新的RCEP框架只是給中國擺脫美國霸權行為提供了一種理論可能性，能否抓住這一機遇還取決于中國是否能夠采取有效措施，吸引更多國際直接投資，更大幅度提升與區域伙伴的貿易特別是進口規模。特別是，考慮到中國經濟當前正在發生的兩大變化——即增長方式從投資與出口拉動為主向國內需求主導的轉變，以及產業結構從以低附加值生產為主向以高附加值生產為主的升級——所可能給東亞區域分工帶來的重大調整，中國積極推進東亞區域合作，保證東亞各國經濟正向聯動和區域價值鏈穩定發展和升級，就顯得格外重要。這也是繼續穩固我國在東亞地區作為全球價值鏈“樞紐”中心地位，進而最終實現東亞各國互惠共生、互利共贏的包容性增長的根本保證。

（劉洪鐘，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