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還讀到一本似乎是為我定制的書，The Feud（《仇敵》），梳理我最喜歡的兩個作家埃德蒙·威爾遜和納博科夫如何在我最在意的事情上反目成仇。納博科夫當年飄落在美國的海岸，舉目無賞識，是那個時候一言九鼎的評論家威爾遜替他打點了一條揚名之路。但《奧涅金》的譯本出來，威爾遜在《紐約書評》萬字長文痛斥，說他太直譯，選詞太冷僻；納博科夫抓起電話就給報紙的編輯撂下了上方的引語。聽說讀寫縱然萬難，多少還有些盼頭能做成，翻譯則注定一敗涂地，多翻一句就是多辜負一句原文，而翻譯俄語文學，據說，是其中最不近人情的。更何況納翁還要“作”，認為《奧涅金》譯本“只要可讀（readable）都是垃圾”；被威爾遜罵了之后，修訂，說我那第一版吧，“還不夠直譯，還不夠丑陋（Not literal enough. Not ugly enough.）”。

安迪·米勒在巴黎莎士比亞書店做活動，底下有觀眾提到納博科夫，他當即忘情歌頌起來，反復說納博科夫“擅長一切”。但從這本The Feud出示的證據來看，納翁至少兩件事還有提升空間，一是翻譯，二是在翻譯被罵時，如何調整心態。我對納博科夫的熱愛不讓米勒，但這本書里他的丟人也絲毫沒有留給崇拜者為其公關的余地（我甚至已經顧不上我最在意的事——“譯觀不合”）。話說回來，至少，當年的筆仗，還是一本正經的文人架勢。網絡時代，連文人相輕這么重大的事都速食化了。那個開了學校教做人（The School of Life）的阿蘭·德波頓，2009年一本書拿了個差評，居然到《紐約時報》書評作者的個人博客下面留言，說：“我一直到死都會恨你，對你職業生涯的每一步，我只有詛咒，而且我會懷著幸災樂禍的心情好好欣賞的。”

“我一直替你辯護，說你要是早知道一定就改掉那幾行了，可以少死那么多人。”

馬上要八十五的羅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一定是全世界履歷最光輝的編輯之一了，新出的回憶錄，Avid Reader（《嗜讀之人》），大概有九成都是一個偉大書人的勵志經歷，但是——其實更體現了本讀者的格調——讀完之后我記住的全是那百分之十的蜚短流長。戈特利布行文做派有點像影視劇里常見的家族老太太，已經活到不用再為誰留面子的階段了，披露不少會讓諸多大牌當事人難堪的細節，但字里行間形象受損最嚴重的卻似乎是作者自己。先是那種假意謙卑的得意勁就很不討人喜歡，更有趣的是他始終堅信自己是個非常好相處的人。比如，他和羅伯特·卡羅（Robert Caro）改稿，激烈到兩人要時不時地輪流出辦公室消氣。他寫道：“卡羅覺得我侮辱人，我覺得我只是在完成我的工作。我們的分歧都是就事論事（nothing personal）。”這種論調張口就來的同事，中午食堂就算沒有別人，我們應該也不會坐到一起去。

他最看不慣的作家是拉什迪。《撒旦詩篇》的作者被扣上追殺令之后（這應該是史上最嚴厲的差評了，而且書評人號稱沒有讀過這本書），他們難得碰到，戈特利布對拉什迪說了引在上面的話。他舉這個例子竟是為了證明拉什迪脾氣火爆，聽了居然生氣。拉什迪之前在自己的回憶錄Joseph Anton（《約瑟夫·安東》）里，也寫過和戈特利布的交往，他寫自己到美國第一次覲見大編輯，相談甚歡之后戈師傅來了句，“我還以為自己不會喜歡穆斯林出身的人呢”。其實，讀小說、寫小說、改小說，都是一種“共情”的練習，而戈特利布自己就說編輯最重要是對作品要有empathy，而幾乎所有曾與他共事的作家都服帖戈特利布是位最細膩、最敏銳的讀者，但在現實之中，卻是這樣一位“共情不足癌”患者。

“書沒有錯，錯的是我們；他們想給的是路標，我們卻誤當成了終點。”

讀完《一年危險閱讀》，我乘勢完成的第一本書是福斯特的《霍華德莊園》。一直以為這本書我這輩子排不上了，因為看過電影，覺得不是很有意思；但聽了米勒的說法，我想“親身”去見一見其中那位試圖通過看書改變人生的萊納德·巴斯特，“最后被壓死在書架下面”。上面引用的話是小說中另一個角色在批評巴斯特先生。于是很切題地，想到《莫里斯》的主演——休·格蘭特1995年在日落大道被抓住和妓女有傷風化，上拉里·金（Larry King）的節目悔罪。老金暗示，你是不是需要一點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格蘭特優雅地作如下答復：我一直覺得只要讀了足夠的好書，人生就不會出大問題了（kinda sorted out in life）。二十年后，讀書療法（bibliotherapy）儼然成了正經買賣。阿蘭·德波頓的“做人學?！崩?，他兩位劍橋的同班同學，Ella Berthoud和Susan Elderkin，根據多年臨床經驗，推出了The Novel Cure（大陸版叫《小說藥丸》）。我對“用讀書讓自己更好”的企圖完全沒有意見，但那種以為能定制“讀者反應”的野心，并以此牟利的行徑——我只是就事論事——都是癡妄甚至不誠實的。聽Ella和Susan聊書，有點像春節期間忍受長輩破解文藝。當然我沒有看書的親戚，如果拿影視打比方，他們會以為《霸王別姬》是警告藝人遠離毒品；《24小時》是勸大家珍惜時間；《魔戒》是鼓勵小個子也可以有大夢想。這樣的比方是否簡化了《小說藥丸》其實用心良苦的簡化，或是歪曲了埃、蘇兩位其實情有可原的歪曲？要不是霍比特人的例子就是書里面的，我還真有些顧慮。

看書是與人長談。文明史中最有意思的頭腦，端了杯茶在你面前坐下，你卻急著拿處方問對方討一顆治療傷心/失眠/恐懼周一/惦念鄰人之妻的藥丸。最起碼是糟蹋了好意。那些真相信讀包法利能改善夫妻生活的人，應該判決他們除了營銷號的微信推送之外什么都不許讀。有一年也是年末，一位書評人在接受采訪時說自己沒有“失望之書”，因為自己珍惜時間，看書之前往往做了足夠的調查，不好就不會看了。我只祝愿，這位老師能終有一天體會到閱讀真正的樂趣。最值得閱讀的書是那本你事先沒想到需要讀的書。而唯一可稱之為有效的“讀書療法”，是療程結束，你發現自己讀的還遠遠不夠。這種可靠的功效只有“上癮”的藥丸，致病可能性更大些，治病就不要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