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可能不是人類最先飼養的家禽，卻肯定是現在數量最多，比貓、狗、豬、牛、羊和鴨、鵝的總和還多的家禽，粗略的統計顯示，在本世紀任何一年，圈養在農場雞棚及草地內的雞大約有兩百億只，那等于說，不分男女老幼種族共七十三億左右的世人，每人可分得三只雞。不過，這不是說人人有雞，因為地理環境或環保因素，令世上有些地區沒有雞。梵蒂岡便是無雞之“國”，以該地沒有超市，更無肉店，當然沒有養雞場，教宗和一眾神職人員要吃雞肉，廚人只好去羅馬入貨。另一個無雞之地是南極洲，雖然其氣象觀察站元旦聚餐例有烤雞翼，但國際協定書明“生雞不能進口”，這是防范該地企鵝受雞瘟感染的最徹底做法。除此二地，雞真是無處不在，美國太空總署甚至有意把它送上火星，以看看雞能否經得起大約兩年“旅程”的折騰！

雞所以到處可見，主要是易生養、美味可口、具很高營養價值且具藥效即非常實用有以致之。毋庸多說，有這么多優點，人類不爭相飼養才是怪事。美國第一代經濟學家亨利·佐治（Henry George，1839—1887）說得好：“大嘴鷹（Jayhawk，小說家筆下的巨鳥）和人都喜歡食雞肉，但鷹多雞少而人眾雞多！”

這怎么說呢？這是說食雞的鷹多了，雞的數量自然萎縮；同樣嗜雞的人多了，對雞的需求上升，為了迎合市場需求，養雞者日多，結果便成今日世上隨時有兩百億只雞的旺象。順便一提，亨利·佐治是個很“有趣”的人物，少年時游蕩無心向學，稍長當記者、做編輯，再后成為社會運動家（社工），最終躋身政壇為政客；他于1879年出版近六百頁的政治經濟學厚著《進步和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把貧困的根源完全推到土地價格被炒高頭上，因此他建議應對土地課以重稅（甚且沒收歸公），惟有如此，才能恢復“民主主義的平等進而促致經濟繁榮……”（愛因斯坦、邱吉爾、托爾斯泰和孫中山先生都予好評）。佐治百余年前已看出造成貧富兩極的其中一項重要因素，但現今這種情況遠較當年嚴重！學者看準問題在哪，但惟其理論對問題的解決毫無用處，于茲是個顯例。

世上人人食雞，不過，飲食習慣各有不同，對雞的需求互異。據美國作家羅拉（A. Lawler）在《為何環球處處雞？》（Why Did the Chicken Cross the World? – the Epic Saga of the Bird that Powers Civilization）的說法，中國人嗜雞腳、俄國人愛雞腿、西班牙人喜雞翼、土耳其人對“扶翅”（“副胵”，家禽內臟的統稱）著迷、荷蘭人善煲雞骨湯，而英美人則非雞胸肉（白肉）不吃。這種說法當然十分籠統，極不周延，遠的不說，中國人雖然雞的什么部位都吃，而且烹調之法各有巧妙，我們當然吃雞腳（六十年代以前的英國，七十年代以前的加拿大，雞腳均免費送給華人），但與有蹼的鵝掌鴨掌被視為珍饈不同，亦稱“鳳爪”的雞腳只宜“煲湯”或作為上不了大臺的小食。羅拉顯然是憑耳食——可能聽唐人街老人之言——而如是寫。無論如何，世人對全雞都有食興，不然家雞的數量之多不會媲美天文數字！

一般說法是雞源于東南亞森林，沿湄公河傳至中國……不過，“歷史敘事”，平鋪直敘，不寫也罷，筆者只選擇這本書有關東南亞（中國）雞傳入英國的“傳奇”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