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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飛評《血戰鋼鋸嶺》:美國精神的奇跡與張力

吳飛/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
2017-01-25 12:26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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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拒服兵役的英雄

《血戰鋼鋸嶺》海報和劇照。

在槍炮無情、血肉橫飛的戰場上,一個不拿槍的士兵竟然能活下來,已經是一個奇跡;不僅活下來,而且成為整個部隊的精神支柱,更是匪夷所思。就在向鋼鋸嶺發出最后攻擊之際,整裝待發的部隊比預計時間晚了足足十幾分鐘,僅僅為了等待一個人完成他的祈禱,雖然所有人都不接受他的宗教,但這個不肯殺人的士兵的祈禱,卻成為他的同袍們奮勇殺敵的動力。

正是因為他的祈禱,對鋼鋸嶺的第二次攻擊與第一次已截然不同。在第一次,美軍士兵戰戰兢兢攀上懸崖,小心翼翼摸進,提防著隨時會致其死命的槍彈,戰斗打響后,到處是恐懼的哀嚎與絕望的呻吟,驚惶的眼睛充滿無助的乞求;但第二次完全不同了,必死之心使軍人們變得無所畏懼、奮勇爭先,眼睛里滿溢著自信的力量。這種充滿巨大張力的精神力量,正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影片《血戰鋼鋸嶺》最震撼人心的地方,也是美國精神中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出于良心的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這個法律概念包括因為各種理由而拒服兵役的人,尤其是因宗教原因而拒絕殺人的人。2004年,在美國俄亥俄州的阿米什人聚居地,我第一次接觸到了這個詞,知道阿米什派和保守門諾派教徒在服兵役時只當軍醫。基督復臨安息日會(Seventh-day Adventist)雖然并不像阿米什和門諾派那么非主流,但也有同樣的主張,而這正是片中主人公戴斯蒙德·多斯(Desmond Doss)所屬的教派。這些教派之所以拒服兵役,一方面是出于十誡中第六誡“不許殺人”的字面含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耶穌愛敵人、反暴力的誡命。

在“二戰”中,德國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很多信徒,因為拒服兵役而被送進瘋人院或處死;而屬于同一教會的美國信徒,則有很多當了軍醫。作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信徒,多斯做軍醫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但在現實生活中作為一個拒服兵役者而被美國總統授予榮譽勛章,則是多斯最與眾不同的地方。

1945年10月,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為多斯下士佩戴榮譽勛章。

“出于良心的拒服兵役者”這一特殊身份,通常只在需要服義務兵役時有意義,而在志愿性軍事行動中沒有意義。拒服兵役者按宗教信仰不能服兵役,但在國家要求他們不得不服兵役的時候,他們就去做軍醫,做軍醫是他們在信仰和國家之間的妥協。必須有這種妥協,是因為信仰的要求與世俗國家的要求在根本上是相沖突的。把拒服兵役者的信仰再向前推一步,就是阿米什教派對一切世俗事務的蔑視——靠暴力組織起來的世俗國家就是魔鬼;而從世俗國家的角度出發,這樣的信仰的傳播必然會危害到國家安全。這種拒服兵役者的存在,已經處于洛克式宗教寬容的邊緣。

歐洲大陸上的國家無法做出這種妥協,無論在十六、十七世紀宗教戰爭期間,還是在納粹德國,拒服兵役者都遭受了滅頂之災。但崇尚宗教自由的美國,既然能夠容忍在歐洲早已消滅干凈的阿米什人存在下去,也能夠大度地允許拒服兵役者去做軍醫,這已經是世俗國家所能做到的極限了。若要去鼓勵這種信仰,甚至讓一個拒服兵役者成為部隊中的英雄,必然會打破世俗國家的底限。

因而多斯才顯得如此與眾不同。他是自愿參軍,當軍醫并不是他的消極抵制,而成為他貢獻于戰爭的方式。所以當格魯夫上尉試圖以精神疾病的理由讓他離開部隊時,他沒有配合;在戰場上,他的這種精神力量沒有導致更多人放下武器,反而鼓勵更多的士兵奮勇殺敵。多斯故事的實質張力在于:宗教自由與保衛祖國,這兩個格格不入的道理,怎么會相互支撐?宗教自由,居然可以成為為國殺敵的動力?在這一點上,美國不僅遠遠超越了古老歐洲,而且要調和國家與宗教兩個邏輯。

多斯的故事,就是這樣一種嘗試。靠和平主義來激勵尚武精神,用上帝之城來建構地上之城,以精神的自由成就政治的自由,憑無邊界的信仰來捍衛祖國的邊疆,這是可能的嗎?

二、多斯的信仰結構

《血戰鋼鋸嶺》劇照。從左至右:多斯、父親、哥哥哈爾和母親。哈爾表示已報名參軍,父親表情凝重。

多斯拒絕拿起武器,不僅僅因為他屬于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的生活經驗。據說,這是電影偏離真實的多斯最大的地方,也是影片中理解多斯的故事非常重要的部分。在片中,多斯和所有其他人一樣,有著天生的暴力傾向。兩次瀕臨殺人的體驗,使他頑固地拒絕暴力。

第一次發生在他的少年時代。多斯和哥哥哈爾在玩耍中打了起來,越打越急,他把一塊磚頭敲在哈爾頭上,差點要了哈爾的命。事后多斯盯著該隱殺亞伯的畫看,媽媽告訴他,十誡中的第六誡(“不許殺人”)是必須遵守的,因為殺人是最大的罪。這是多斯最早接受第六誡的教育。但令多斯最難忘的并不是兄弟相殘的教訓,他并不是該隱。就在當天晚上,多斯和纏著繃帶的哈爾在床上談心,兩個人共同表達的,是對房間外正與媽媽爭吵的父親的痛恨。父親湯姆是“一戰”老兵,曾親眼看到自己的好友紛紛倒在戰場上,陷入無法遏制的焦慮中,酗酒、神經質、充滿暴力傾向。這在精神醫學中稱為“創傷后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在老兵之中非常常見。對這樣一位父親的恐懼與憎恨,成為多斯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礙,并成為多斯所有故事的真正底色。

因而,第二次體驗對多斯的影響更加深刻。一天深夜,父親與母親再次爭吵,而父親手里拿著一把子彈上膛的手槍。多斯沖上去保衛母親,搶奪手槍。槍響了!雖然沒有人受傷,但所有人都被嚇壞了。電影中曾兩次出現這個場景。第一次是在多斯被桑斯頓上校關起來,以致無法趕回去出席婚禮,甚至要被送到軍事法庭的時候,他夢到了這個場景,當時他極端焦慮,不知所措,腦海深處的記憶就出現在夢中。但下一個鏡頭,他的父親正在為他打贏官司而奔走。這個威嚴的父親,既是多斯痛恨的對象,也是多斯真正的救星。另一次,是在部隊第一次攻上鋼鋸嶺之后,多斯經歷了一生中最慘烈的戰斗,也首次表現出他頑固的勇敢,曾經誤解他最深的戰友斯密提向他道歉。多斯向斯密提解釋自己為什么不殺人,講到了這個故事,并對斯密提說:“我在心里已經殺了他了。”顯然,那一次他完成了精神上的弒父。

多斯無時無刻不生活在父親的陰影當中,他的恐懼、勇敢、自由、愛,都是在與父親的關系中展開的。正如他父親與“一戰”的關系。父親痛恨戰爭,但內心深處又眷戀戰爭,以舊日的軍服為榮,他掙扎著擺脫戰爭帶來的陰影,自己的生活卻永遠籠罩在當初的戰火之下。父親與戰爭的糾葛在多斯的身上復制了。多斯與“二戰”的關系,既是他與父親關系的投射,又是父親與“一戰”關系的延續。電影在處理多斯父子的問題上,有意無意地帶著精神分析的深刻烙印。對多斯而言,父親就是讓他又敬又怕、又恨又無法擺脫的圣父,是他的深度自我。

有一天,愛情像鴿子一樣突然落在了多斯身上。多蘿西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多斯的愛,也毫無保留地愛上了多斯和他所有怪異的地方,她完美得幾乎沒有任何個性。在多斯奔赴戰場之際,多蘿西送給他一本圣經,其中夾著自己的照片,從此多斯把這本圣經隨時帶在身旁。多蘿西是多斯宗教情結中的另外一個維度,是他的圣靈。有了父的差遣和愛的召喚,多斯這個圣子就必須到戰場上去,完成他的位格生成。

這就是多斯的信仰結構。他純真、敏感而偏執,對世間的惡有著不可遏制的憎恨,對美好和弱小的事物也有無法遏制的愛與同情,隨時準備犧牲自己去拯救世界,有著耶穌、哈姆雷特、少年維特、梅什金公爵的影子,又多了一層美國式的純真,就像林肯和阿甘身上的純真。他要隨身帶著多蘿西給的圣經,唯恐丟失,要讓她的愛隨時充滿自己,但父親的影子卻是與生俱來的,不需要什么信物來提醒。多斯在戰場上的勇敢,并不是因為他是什么英雄,而是因為這樣的情結驅使著他無法離開戰場。

鋼鋸嶺的夜晚,斯密提與多斯推心置腹,言歸于好,但在第二天早晨的戰斗中,斯密提被日軍擊中,重傷的他不停對多斯說:“我好害怕,我好害怕……”多斯背著他,隨著大部隊撤退到了懸崖邊緣,但斯密提已經死去。別人都已爬下懸崖,多斯卻陷入了對斯密提的無限哀悼之中,更被斯密提死前的恐懼感染了。他無助地向上帝祈求,不知道自己該做什么,身邊卻響起了傷員的哀嚎,他無法置之不理,盡管周圍充滿了死亡的威脅,甚至正是因為這種威脅,他走向了呼救的聲音,從此開始了他最為人稱道的義舉。這義舉不是因為他特別勇敢,不是因為他無所畏懼,當然更不是為了出名,而是來自他的純真、恐懼感和不可遏制的同情。也正是出于這種同情,他即使在遇到日軍傷員的時候,也會為他們止痛,甚至把幾個日軍傷兵運送到了懸崖下面。

三、出于良心的合作者

在多斯奔赴戰場之際,多蘿西送給他一本圣經,其中夾著自己的照片,從此多斯把這本圣經隨時帶在身旁。

多斯救日軍這個細節,在整個故事中很耐人尋味。不少人由此認為多斯是個和平主義者、反戰主義者、國際主義者。當然,那些拒服兵役的教派,多少都有這種反戰主義的傾向,多斯也明確表示過,讓他殺死一個和他一樣的人類,他下不去手。既然日本人也是人類,當他見到垂死掙扎的日軍,怎么會不伸出援助之手呢?

但這絕不意味著多斯不熱愛他的祖國。電影最精彩的“戰斗”,并不是后半部分的戰場廝殺,而是在訓練營中,多斯與所有其他人的反復辯論。在訓練場上,中士霍維爾在給新兵發槍時,鄭重表示:這是美國政府給每個人的禮物,是專門用來殺敵的,是大家的愛人、情婦、愛妾,是一生最愛。但多斯卻拒絕碰它,在霍維爾看來,這無異于對美國政府和軍人精神的莫大羞辱。這是多斯的信仰與軍隊邏輯交鋒的第一回合。從這時起,多斯事實上開始陷入了密集的神學與政治學辯論。

下一個回合,格魯夫上尉對多斯說:“你是個‘出于良心的拒服兵役者’,卻來參軍了。”格魯夫非常敏銳地看到了問題,對于拒服兵役者而言,這是自相矛盾的事。多斯卻說自己是個“出于良心的合作者”(conscientious cooperator)。良心,是談論宗教信仰的核心概念,洛克討論宗教寬容的時候,焦點即在良心之事。出于良心的拒服兵役者,是宗教信仰使他們認為自己不該殺人,從而也不該服兵役。真正自愿服兵役的人,在良心上往往沒有這樣的負擔,愿意服兵役就愿意上陣殺敵。而多斯出于良心,既不肯殺人,又自愿服兵役,所以他沒有把自己說成“出于良心的士兵”(conscientious soldier),而是“出于良心的合作者”,這個名稱如此不倫不類,難怪格魯夫說多斯在逗他。

多斯解釋自己發明的這個概念說,他完全是自愿參軍的,對于軍服、國旗以及服兵役都毫無問題,只是不摸槍。格魯夫看出了更大的問題:自愿參戰,不可能不殺人,因為殺人就是戰爭的本質。他的要求很簡單,只要多斯在軍隊里,就必須服從命令。格魯夫的道理簡單明了,眾所周知,自霍布斯和洛克以來,沒有戰爭就不需要國家。多斯既然是一個愛國者,要參與保衛美國的戰爭,就沒有理由拒絕暴力。因而,就良心而言,只有士兵與拒服兵役者,沒有合作者。多斯只要在部隊中,就必須按照士兵的標準,服從命令。從國家與戰爭的角度出發,宗教是得不到寬容的。即使針對教義中看似簡單的問題,即“星期六不工作”,格魯夫也簡單地駁斥了:只要能做到告訴日軍別在星期六發動攻擊,就可以不工作。

第三個回合,霍維爾中士和所有同袍都按格魯夫的邏輯對待多斯的信仰。霍維爾在訓練場上宣布了他對多斯的理解:別指望他在戰場上救你們,因為他在忙于良心的斗爭。霍維爾一針見血地指出:多斯對他的信仰非常虔誠,這就是我們要維護的權利,我們要保護女人和孩子,盡管多斯的信仰會導致女人和孩子的死,我們還是要給他足夠的尊重。霍維爾并非不知道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對宗教自由的保護,但他如此嘲諷的語氣表明,在戰爭中,這種自由是荒謬的。隨后在營房里,斯密提更清楚地表達了一個士兵對多斯信仰的理解:那不過就是懦弱的代名詞。斯密提嘲諷的不僅是宗教自由,甚至是耶穌愛敵人的教導。他在多斯臉上打了一拳,說:你是不是要把另一半臉伸過來呢?格魯夫這樣的軍官還能保持對多斯表面上的尊重,但霍維爾就直接嘲諷了他的信仰,而像斯密提這樣的同袍,就公然羞辱他了。他們共同傳達的一個態度是:戰爭中沒有宗教自由。

在營房里,戰友斯密提更清楚地表達了一個士兵對多斯信仰的理解:那不過就是懦弱的代名詞。

第四個回合,格魯夫和霍維爾試圖按照軍中第八項條例,以精神障礙的理由開除多斯,因而請軍醫斯德爾策上校與多斯交談。可多斯說,上帝并沒有在他耳邊說不要拿槍,他不是瘋子,他不拿槍是因為第六誡,并舉耶穌的話為證:“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斯德爾策明白了多斯并沒有幻聽,交談于是變成了神學辯論。他對多斯說,第六誡只是針對謀殺而言的,戰爭就完全不同了,因為所殺的不是人,而是撒旦。我們知道,這種說法無論按照洛克的宗教寬容論還是現代國際法和戰爭法,都是大成問題的,但多斯卻毫無保留地同意了,說這正是他參軍的原因。可見,多斯不是一個簡單的和平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而是深刻地熱愛自己的祖國,把敵人當做魔鬼的代表。但這就使他更難解釋清楚:他到底為什么不能殺那些魔鬼?

第五個回合,在精神醫學的努力失敗后,格魯夫與霍維爾只能采取最下策,想辦法逼迫多斯自動離開。霍維爾因為多斯而懲罰全班,導致同袍在深夜痛打多斯,但多斯并沒有知難而退,甚至不愿指出打他的人的名字。

第六個回合,是雙方的決戰。在全班休假、多斯準備回去結婚的時候,桑斯頓上校卻故意刁難多斯,不準假,還要把他告上軍事法庭。多斯要么認錯,自動離開,要么被審判有罪,關押起來。部隊把他逼入了絕境,多斯也已近乎絕望。

在禁閉室中,格魯夫和多斯進行了又一場神學辯論。他拿過多斯珍愛的圣經說,自己對這本書的信仰絲毫不弱于多斯,只是,“當你珍視的東西遭到攻擊的時候,你要做什么?”這是前幾個回合里的問題的繼續,即,一旦你的世界遭受了暴力攻擊,你是否要用武力捍衛它?他進一步解釋:“我可以尊重你的原則,但日本人不會,如果他們攻擊一個受傷的士兵,你怎么辦?用你的圣經去打他們嗎?”多斯承認,自己的價值觀遭到了攻擊,他無法回答這樣的大問題。直到這時,多斯才真正認真面對問題的實質:在堅持自己信仰的前提下,還能有效捍衛自己熱愛的祖國嗎?真的可以做一個“出于良心的合作者”嗎?格魯夫說得也很清楚,他并非不尊重多斯的信仰,只是有這種信仰的人不該來當兵,僅僅會犧牲而無法保衛祖國,應當讓更勇敢的人來承擔這份職責。所以,他并不想為難多斯,只是想讓多斯回家。

多蘿西前來探望關押中的多斯。但多蘿西的愛只能起到精神上的支持,卻不能解決問題。

低谷中的多斯見到了多蘿西,這是一個巨大的安慰。但多蘿西對多斯信仰的理解并不比格魯夫多。她先是建議多斯拿起槍來做做樣子,接著又說,多斯的信仰只不過是驕傲和頑固,那并不是上帝的意志。多蘿西的愛只能起到精神上的支持,卻不能解決問題。

于是,多斯夢到了父親。而父親聽到多蘿西的匯報后,已經有了主意。他去華盛頓找自己當年的長官、而今已成為準將的馬斯格魯,然后拿著準將的親筆信闖進了正在審判多斯的軍事法庭。

在法庭上,多斯沒有像調解時答應的那樣——認錯并回家——而是要求進入審判,因而審判再次成為一場辯論。原告說,戴斯蒙德·多斯把自己的道德當成榮譽勛章來揮舞,就在別人奮勇犧牲時,卻違抗命令、貪圖安逸,這是多斯的同袍對他的抱怨的一個總結。針對這樣的控訴,多斯辯護說,自己并非貪圖安逸。當日本人偷襲珍珠港時,他如同自己遭到了攻擊,他和周圍的人一樣怒火中燒,毅然參軍,自己家鄉有兩個人甚至因為參軍體檢不合格而自殺。他本來在兵工廠工作,不需要服兵役,但他認為那不對,因為他不能在別人為國犧牲時,自己卻安坐家中,他需要和別的同胞一樣奔赴戰場,哪怕做個軍醫。

“當整個世界分崩離析的時候,我要慢慢把它拼回來。”可這句引自哈姆雷特的豪言壯語,無法說服法官他是無罪的,而只能表明他和哈姆雷特一樣困惑。他說的一切,仍然在表明自己應該上戰場,但無法說服別人,他為什么就不能拿起槍來,甚至把這個矛盾變得更加尖銳,使法官毫不猶豫地準備舉錘宣判。

就在這時,多斯的父親闖了進來。湯姆·多斯的一番話比多斯的有力量得多:“我知道這里的法律,并且知道,按照憲法制訂的法律會保護我的兒子。我和我兒子一樣相信,我們打仗是為了保護這些法律,至少我當初上戰場是這樣想的,否則,我就不知道我究竟為什么去打仗了。”這番話是對準將的信的詮釋,甚至比準將自己訴諸憲法的話還有力量。多斯看著他父親的身影,復雜的表情中明顯透露出幾天以來從未有過的希望。

整個部隊,甚至連多蘿西,都無法理解多斯的所作所為。唯一理解他的,卻是他憎恨的父親,這位威嚴的父,成了美國憲法的化身。湯姆不僅使多斯贏了官司,而且還幫多斯走出了困境:堅持信仰與保衛祖國并不矛盾,祖國之所以值得捍衛,是因為它捍衛人們信仰的自由。

四、捍衛自由的戰斗

身著“一戰”舊軍裝的父親手拿準將的親筆信闖入軍事法庭。

在法庭上的這一刻,多斯與父親、祖國、上帝一同和解。

從小以來,弒父情結深深折磨著多斯,他不知道該怎樣愛這樣的父親。父親之所以酗酒而充滿暴力,其實是因為他糾結于對祖國的愛與犧牲當中。他本來很不愿意兒子去參軍和犧牲,但在最關鍵的時刻,他并沒有迎接兒子回家,而是把他送上了戰場。多斯所痛恨的父親,卻是和他一樣的人,是唯一真正理解他的人。多斯與美國的關系,則是他與父親關系的另一個面相。他深刻地熱愛著祖國,卻既不知道為什么愛,更不知道怎樣愛,而所有代表祖國的人,都把他當成膽小鬼,認為他沒有資格去捍衛祖國。沒有祖國的理解,他的信仰也變成多蘿西那樣蒼白無力的愛,無法解決他的問題,多斯也無法給上帝一個交代。

美國憲法,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鑰匙。父親當年也純真地為了捍衛美國式的自由而戰,好友的犧牲和長久的哀悼使他的純真變成無法排遣的抑郁。多斯之所以熱愛祖國,并不是因為他碰巧出生在美國,而是因為美國是唯一尊重他的信仰的國家。在美國憲法面前,連桑斯頓上校都撤回了上訴,而德國政府卻只會把多斯這樣的人送去瘋人院甚至殺死。既然這是唯一一個允許他這樣信仰的國家,他當然要誓死捍衛它,同時又不能用他的信仰所不能允許的方式,這是對他的祖國和上帝共同的交代。

基督精神和美國憲法,是這部電影的真正主題。以基督精神實現美國式的政治自由,乃是多斯故事的意義所在。在鋼鋸嶺下,多斯的祈禱之所以成為所有士兵的祈禱,并不是因為大家都認同了他的不殺人,而是因為大家在他身上看到了美國式的基督精神,這才是大家共同的信仰,是每個士兵都認可的公民宗教。為了這個公民宗教,多斯甚至妥協了自己的信仰,寧可在星期六工作。這一妥協使多斯由隨軍醫生變成了隨軍牧師。《以賽亞書》中的這一段就是他的布道辭:

“你豈不曾聽見嗎?永在的上帝,是創造地極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上帝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鋼鋸嶺下,整裝待發的部隊在等待一個人完成他的祈禱,多斯的祈禱成為了所有士兵的祈禱。

本來,基督教式的精神救贖與古希臘式的愛國情懷是背道而馳的,這也正是現代政治理想中難以化解的矛盾。但在多斯的故事中,美國憲法卻奇跡般地讓純真的基督徒培養出強烈的愛國情懷,或許這正是美國能夠戰勝老歐洲的秘密。

但要實現這個奇跡,卻不能僅靠憲法文本和法庭辯論,還需要多斯在戰場上的表現,即真正耶穌式的犧牲。在鋼鋸嶺上,雖然多斯幾次都在配合同袍殺人,并沒有嚴格執行他所理解的第六誡,但他畢竟沒有親手開槍。靠著比任何抗日神劇都更加神奇的歷史事實,多斯赤手空拳救出七十五人,包括曾經鄙視他的同袍和長官,實現了美國式的基督精神。

不過,奇跡畢竟是奇跡。信仰與政治要靠奇跡才能彌合,這也更深地暴露出,二者的張力并未化解,盡管美國憲法已經是一個最偉大的化解嘗試。畢竟,大多數拒服兵役者沒有變成“出于良心的合作者”,甚至可能認為多斯沒有嚴格執行誡命。

更重要的是,這種化解方式不可能在純真的中正平和中完成,而必須在焦慮、恐懼、敏感的糾結中才能做到,甚至伴隨著可怕的弒父情結。耶穌那巔峰式的情感表達與犧牲精神是他留給西方的偉大遺產,但也是非常危險的遺產。

電影給人留下的巨大不和諧仍然是:這個偉大的基督徒為什么會去救治日本兵?難道多斯真的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當然不是。他是在以基督徒的微笑,嘲弄武士道的勇敢。基督教式的謙卑中,隱藏的是巨大的道德高傲,愛敵人,就是對敵人的極度輕蔑。多斯不會因為救治日本人而反對戰爭,反而會更加擁抱他的美國價值。靠著這種力量,美國不僅戰勝了古老的歐洲,而且戰勝了東方的日本。可是,一旦多斯式的同情真的變成國際主義和反戰主義,美國精神也就慢慢失去了它的力量;但若是美國仍然堅持基督徒式的驕傲,那就不可能有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國際主義,在今日的世界,純真就會真的變成頑固。驕傲與頑固,不正是多蘿西對多斯的批評嗎?

多斯神話最震撼人的偉大力量,正是美國神話最大的張力所在。

    校對: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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