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圖書館藏稿本《陔華吟館書畫雜物目》，是近來最喜歡的一部文獻。它是一個矮冊，封面題“道光二十九年歲次已酉正月穀旦”。若“穀旦”特指除夕之后的新年元旦，這一行字就落墨于公歷1849年1月24日。其中內容確是雜物清單，并非一次寫成，裝訂順序恐怕也不完全正確，幸好于閱讀無礙。從字跡來看，有翁氏親筆，也有下人筆跡，還夾雜著些大大小小的奇妙單據。對照日記翻閱此書，發現這期間翁大人正好從常熟老家上了北京。那么不妨先查考事由，再順道翻翻“雜物”都是些什么。

緣起

翁心存字二銘，江蘇常熟人，道光二年（1822）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督廣東學政。咸豐元年（1851）以后歷任工、吏、戶、兵諸部侍郎、尚書等職，遷協辦大學士。八年（1858）充上書房總師傅，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入祀賢良祠。他有三個兒子，長翁同書，安徽巡撫；次翁同爵，陜西、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幼翁同龢，戶部、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更兼為同治、光緒兩代帝師，卒謚文恭。

時間倒回道光十八年（1838），翁心存從大理寺少卿任上辭職，回到常熟，奉母鄉居。八年間為她送終、服喪、營治墓地。其時同書已出仕，任翰林院編修，同爵、同龢陪侍身邊。他已“怡顏養志，若將終身”，似乎無意出山。

道光二十八年（1848）七月二十一日（公歷8月19日），翁同書簡放貴州學政，照例于次日領旨謝恩。皇帝還掛記著家居不出的翁心存，問道：“汝父豈終不來乎？葬事將以何日畢乎？”翁同書只好說，“臣父受恩深重，今葬事將畢，期以明春北上”。道光還不滿足，又叮囑曰：“汝父固當速來，汝其具家書述朕意，趣其行。”三天后，翁同書奉旨寄出家書；二十二天后，翁心存接到此信。這天的日記有云：

午初得三兒七月廿四日書，備述廿二日謝恩召見，荷蒙訓諭周詳，垂問微臣無微不至，敢不勉思陳力，稍申報效之忱乎？

八月十七日得翁同書信，《知止齋日記》。

于是翁大人不得不準備進京。其時葬事尚未全完，先費期月余，安排老母棺槨入土，并在墓上補種松柏冬青，然后，他終于在士紳間日復一日的祝壽、題詩、拜客、抄書之事里省出時間檢點行裝。這年12月10號日記，“整理大廳西廚書籍”。12日“竟日整理書籍”，至15日猶未完成。翻過年來，正月八日（1849年1月31日），還有非常令人高興的記錄。“仍料檢書籍，樓上有十余年未發之篋，盡發之。得書數種，皆素以為失之者，欣如乍遇良朋也。”

也許是行期將近，朋友紛紛前來作別，翁大人已無暇應對。正月廿二（2月14日），他記下許多客人名字，因為“檢點琴書”，沒有時間，一概未見。約一周后，下人雇得“太平船二只”。二月四日（2月22日），翁心存與妻許氏、次女璇華、幼子同龢登舟北上，次子同爵隨船送行。

據《揚州畫舫錄》可知，太平船是一種重檐飛櫨，有小卷棚的木頂船，看來比較寬闊。《雜物目》中夾著一張船錢賬單，寫明“太平船戶陳萬全、周瑞麟”，水程由常熟至清江浦計十一站。翁家需要支付“水腳大錢”、“神福犒賞”、“燈旗洋錢”和飯錢共四十五千九百文。

此外，還有數頁“托帶信件”清單。過去郵傳未便，寄信多靠私人關系，托翁心存帶信帶東西的竟有三十多位。若只寄信，就寫“某人寄某人一函”。若另外捎帶物件，再加小字注明。譬如“梁光甫寄蔡薇堂太史一函，外于術一匣”，薇堂二字外復有小圈，并標“繩匠”二字，料來蔡征藩當時住在繩匠胡同。郭孝虎寄沈兆霖信，附有碑刻一包；章鐵珊寄吏部陳柳萍信，附送“南腿一肘，漆皮一匣”。此外尚有帶圖章的，帶書畫的，帶銀子、馬褂、皮袍、襪子、衣料、竹篾、茶葉、水煙的，都不算稀奇。最引我注意的是“汪克昌寄潘中堂太太燕窩一匣”，不能不略為查考——“潘中堂”即潘世恩，“太太”出自吳趨汪氏，而汪克昌又是潘家的孫女婿。

燕窩

至此不難判斷，這本目錄是翁家進京雜物清單。但如何證明翁大人隨身攜帶了它？“托寄信件”部分又幫了忙。在“張約軒寄但運使一函”下，寫著“二月廿二日已交”。檢日記，這天船才開到揚州，翁心存進城看望阮元不值，轉而“晤都轉但云湖前輩，談良久”。都轉、運使，都是“都轉鹽運使司鹽運使”這個官職的省稱；看來“已交”二字應該寫于見面之后。

日用品

托帶之物惟恐混淆，偶爾會標出放在哪一箱里。譬如“汪墨仙寄程覃叔袍褂料一包”，注明“在第七號衣箱內”，而七號皮箱中確實有“汪寄程綢緞包一個”。可是那寫“十七號衣箱”、“五十一箱”的，在存稿中遍尋不著，可證此書恐怕已非全帙。在現存部分之中，一至八號衣箱和一至四號書箱謄寫比較清楚。另有“大被囊”、“木匣”、“棕帽盒”、“小棕箱”，可能也帶到北京，但沒有編號；至于開頭的幾只“新添皮箱”、“新添皮老虎”、“高州皮箱”，則由另一筆跡書寫，并明言記錄時間已在咸豐元年九月。

我們只翻帶到京里的東西，先說八個衣箱。其實衣服衣料而外，還有書畫、配飾，也偶有“桌氊”、“浴布”、“月宮帳”、“薙頭衣”這類日用織物。可惜這部分頁面裝訂舛錯，只能大概羅列一二。且舉內容比較完整的“陔華吟館第六號皮箱”為例，里邊有：

不提“上賞”，這些東西也足夠富貴逼人，只是不太能喚起視覺想象。三號衣箱內的一批則要炫目得多，“二藍”、“天青”、“寶藍”、“月白”、“元（玄）色”、“本色”、“湖色”、“紅”、“泥金”、“金醬”、“庫灰”，諸色紛呈。配飾雜件則有“大荷包”、“水晶煙壺”、“玉飄風軋”、“翡翠煙筒嘴”，以及雀腦、金珀、綠松、椰子各種朝珠。又仆人所書帽盒一頁，內收“四品朝頂”、“老爺帽袱二塊”之類，還有“叔記金頂一個”，“叔記棉小帽一頂”，翁同龢字叔平，此次隨同上京，偶有幾件東西放在父親箱子里。

二號、八號衣箱中還有些衣服，可能工藝復雜。例如“醬色湖縐大毛麥穗一裹圓”，“天青線縐小羔皮珠兒毛出風褂”——應該都是男裝。整部《雜物目》中，確知屬于女性的東西實在有限，三號衣箱內有“天青實地紗顧繡朝裙料一身”，小字注明“連片金全”，是一例。另一例收在“舊花布包”內，睹之不忍，是“包腳布五、腳布四”。

再說木匣，放了這些東西：

鼻煙四瓶。茶碗一只。茶盅三只。錫茶船一只。錫茶盅連底（？）蓋二只。金涂塔一座。宜興茶壺兩把。宣德爐一座連底。又一個（方）。小香爐一個。自用端硯兩方。磁筆洗一個。銅小椎（？）一個。

這一匣子簡單的茶具、香爐和文具，恐怕不是家用配置，而是路上臨時頂事兒的。在實用工具之中，紙筆簿冊也與文事相關。最后一個書箱里有“詩箋二匣”、“大筆一包”、“筆二匣”、“折子一包”，也許進京后就要派上用場；“小棕箱”里則有“筆二匣”、“叔平筆一匣”。翁心存沿路不斷停泊拜客，朋友也常常登舟回拜。閑暇之際，他一直在寫信、寫字，既了卻公私事宜，又打發漫漫長途。若無茶碗香爐，再不帶筆墨紙硯，這一切都無法進行。我們今天以為“風雅”的事與物，當時卻不過尋常習慣無從割舍。

藝術品

行李既定，輕舟已發，終于可以暫拋塵事，看看書籍字畫。這就先談談我較為熟悉的藝術作品。它們散在衣箱與書箱之中，但純粹的藝術品數量實在有限，倒很有些具備實際意義或功能的作品。比如三號書箱中有“秋允公畫扇面”、“迂伯公尺牘冊”、“梅岑公書小橫披”、“芳庵公書議單”等條目。因不便查《海虞翁氏族譜》，僅據翁同龢《石梅先祠記》探知翁振翼、翁是平兩位，皆是康雍時代的翁家先人。另有《鐵庵公墓志銘》一卷，則是康熙十五年（1676）探花翁叔元的墓志。先人手澤不可遺失，故而隨身攜帶，它們的價值并不一定在藝術上。書籍方面，《家錄》《家譜》《鐵庵公文集》《翁氏鄉會試墨》這些東西，也都是一樣的道理；更有《翁氏世系墓圖》，可能是一種標記墓葬所在的實用圖。

在那收了兩匣子筆的小棕箱里，有“賞扇六把”和“裱好對二付”，使人想起白謙慎教授的研究。他在很多場合演講，都談到對聯與扇面是晚清應酬書法的主流。對聯本身的形式帶有一定的禮儀性，扇子從明代開始就幾乎是士人階層的必須品，同時也是一種禮物。晚清士大夫之所以大量地寫這些東西來送人，主要還是因為快。比畫畫快，自不待言；比認認真真寫幅字，其實也要輕松得多了。他甚至在翁同龢日記里找到材料，稱其同治七年（1868）初冬某日，“為人作楹帖五十余、扇十余，手腕欲脫”。

以扇、對為禮物，不止可以送給朋友，也還能打發下人，此所謂“賞”。這些東西放在今天自是作品，可未必立即就有藝術價值。書箱中尚有成親王、馮承輝、汪繹諸家對聯，早至康乾，倒像是作為收藏品買回來的。

撇開這類東西，我們來看看為數不多的古今字畫。各個衣箱中有以下這些作品：

蔣文肅《梅花》。董其昌畫一軸。許南郊畫一軸。蔣虎臣等條幅四軸。王麓臺畫一軸。王石谷《夏山圖》一軸。刻絲佛像一軸。王石谷畫一軸。周西村觀音像一軸。馬扶羲《杏花春燕》《枇杷》各一軸。乾隆御書一軸。庾唯亭《梧蟬》一軸。錢叔寶山水一軸。戴文俊山水一軸。麻姑一軸。陸包山假山一軸。

書箱中，則是：

楊子鶴花鳥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趙承旨《江山秋霽圖卷》。陳居中《射獵圖卷》。董文敏行書卷。元二名家墨跡卷。蘇東坡《表忠觀碑》墨跡卷。王雅宜行書卷。刁戴高《臨千字文》冊。蔣南沙書冊。孫雪居畫石冊。潘作梅書《綿津山人怪石贊》冊。成親王臨趙松雪《歸去來辭》冊。董文敏山水橫披。陳白陽書《赤壁賦》卷。趙文敏書《景福殿賦》卷。王右軍《月半帖》卷。文衡山畫冊。趙文敏書《老人星賦》冊。黃石齋先生墨跡冊。趙千里《江城曉霽》長卷。趙庭柯書卷。文伯仁書卷。陳老蓮《三友圖》卷。杜陵內史畫一軸。覃溪楷書《密州題名跋》一軸。查士標畫竹石一軸。王椒畦畫紅梅扇一柄。

這點東西肯定不是翁心存全部的家底。放在晚清書畫收藏的大背景下，它們也不怎樣出挑。可是仍然有些細節值得一說。首先是鄉邦。清代作者中，蔣廷錫謚文肅、號南沙，許南郊即許永，馬扶羲即馬元馭，楊子鶴即楊晉，更有石谷王翚鼎鼎大名；此外，唯亭是余省的號，此處姓寫為“庾”，當是誤書。這些人的籍貫若非虞山，就是常熟。概略言之，兩個地名都指一個地方；換句話說，在翁氏家族看來，他們都是鄉賢。

清初以來常熟地方畫家輩出，山水方面，王翚及其弟子開數代風氣；花鳥方面，有一支繼承惲壽平風格的流派，又有在此基礎上愈加精雕細琢的清宮供奉畫家。以上諸家幾乎都在這個范圍里，不過彼此聲望懸殊。翁大人把他們和早期名跡一起攜帶上路，心中恐怕很有些鄉情。若再看書箱中的抄本《虞山先哲圖跋》《古虞文錄》《虞邑遺文錄》《琴川志注》，校本《毛刻琴川志》等書，當亦能對這種士大夫間普遍存在的情感多些認識。

其次是早期名跡。以前我曾略微討論過晚清時期的所謂宋元古畫。具體情況瑣碎龐雜，這里只能簡單概括。相信自己的藏品是真跡，不代表它一定是真跡，這是常識；收藏某件作品，不必一定因為相信它是真跡，這背后就有錯綜復雜的現實。有些執念不深的文人士大夫，會因為某些作品合其眼緣而納入囊中，可未必打算樁樁件件探究到底。也許是不能，也許只是不為。

不妨排查幾幅畫作。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最引人注目，只要稍微涉獵一點點書畫史，就當知道它的傳本非常之多，大都出自明清蘇州畫匠手筆，或署名張擇端，或落款仇英，有的干脆無款。清初惲壽平跋一件，已稱“余所見《清明上河圖》凡數本”，明清詩集中題此畫者亦復不少。可是目前大家認為很可能是真跡的那一件，當時已隨著嘉慶四年（1799）畢沅倒臺而抄沒入宮了。

再說所謂趙孟頫的《江山秋霽》。考諸文獻，據說郭熙、燕文貴、趙雍、王紱都曾畫過，入清尚有宋葆淳、張宗蒼、慎郡王諸作；征乎實跡，董其昌作品至今可見，自稱仿黃公望畫風。但是沒有看到哪里說趙孟頫畫過它。所謂趙伯駒《江城曉霽》情況也差不多，清初顧復《平生壯觀》曾記一件宋人之作，附在唐人李思訓條目下；晚清潘正煒則收藏了一套王翚冊頁，其中第六幅題名如此，此外一無可問。排查文獻這件事，限于個人視野，總難免掛一漏萬，但至少可說它們不是流傳有緒的名作。

翁心存對收藏肯定有些興趣。就在“檢點琴書”，準備出發，無暇見客的正月廿二那天，他還在賣家手里看了一件所謂范仲淹書王建《宮詞》，說原作“不敢定其真贗”，后跋“恐是作偽者所為”，兩個書簽“亦未必真”。看來并非全然不加討論，只是未必想到查考流傳。

我翻過晚清各家書畫著錄，也檢點過若干并未公開的私家目錄和賬本，總覺得氣氛有點兒混沌。這不是借著后見之明發出批評，而是要說收藏活動的邊界日漸模糊。它和著錄的關系已經可近可遠，古今界線漸漸不存，人們討論書畫的方式也與從前不同。在這樣的空氣下，普通士人仍然會具備些相關知識，可這知識同樣難免模糊。“不能”考察真偽，或許受限于能力；“不為”考證之事的，或許朦朧知道結果難堪。

翁大人的態度無從推知，只不過，在早期名跡最多的第四號書箱里，居然有一紙“張真人避火符”。

書籍

回過頭來說書籍。翁家正經體面人家，書以經史為主，添幾種名人詩集，稍加一點毫不出格的奇門遁甲。有些條目下批了一個“閱”字，不知是否路上翻讀。筆記小說尚且沒有，不上臺面的更找不著，幸而還很有些特別的。

第一號書箱中有抄本《火龍神器陣法》一冊。這是明代的火藥火器技術書籍，傳為洪武年間焦玉所作，流傳甚稀。這一本該是親自抄成，只因抄件現存國家圖書館，且有翁同龢題“先文端公手鈔，子孫謹守”字跡一行。書雖不大，內容不少，有兵器名目、火藥制法，有托名姚廣孝制的行軍保命丹方子，還帶著些獨特的插圖。據翁同龢跋，道光庚子（1840）兵事驟起，六月間洋艦進犯福山港，兵未登岸而市井一空。翁心存束手無策，抄了這書，是泄憤，是寄望，恐怕也是一個賦閑文官談兵報國的心志。

《火龍神器陣法》里的圖和翁同龢跋

這一號書箱里神奇之物實在不少，譬如《契丹國志》與《大金國志》兩個抄本靜靜挨在一起。檢日記，均是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廿八日（1848年6月28日）從湖州書估手上買得，只寫“舊抄本”三字，或非名貴，后來似亦沒有再談起。此外又有《契丹國志》校本一部，不知是否親自為之。

但凡略知一點乾隆修四庫的八卦，恐怕都聽過這兩個題名。乾隆四十六年（1781），文淵閣四庫全書謄寫將畢，皇帝抽閱《契丹國志》，頓然觸動神經。遼金史問題關乎大清的正統性，那是萬萬錯不得的。當下《大金國志》也受牽連，兩種書都被抽出來單獨改纂。我查了查這兩種書的傳世善本。在清代，前者至少有一個元刻舊本，又有毛氏汲古閣抄本；后者至少有明天一閣抄本。到翁心存的時代，兩邊版本數不勝數，各有許多明清無名抄本，又都還要加上四庫本子，再加流波廣被的掃葉山房刻本。雖然清中期懷挾禁書有些危險，可是，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之下，仍舊想猜這兩個抄本未必遵從四庫官書。畢竟，同為禁書的“待訪錄”抄本也安居書箱一隅。

替翁大人翻檢書籍實在不易，只是話頭遠遠沒完。二號書箱里收有不少書，大都難得。譬如《重續千字文》，寫明“影宋精抄”。此書宋人撰，僅汲古毛氏著錄刻本，后亦不傳，但毛抄尚存。嘉道間虞山陳揆稽瑞樓又抄兩本，其中一本再轉歸鐵琴銅劍樓。這三種在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數字資源庫”里都能查到。翁家部分書籍原是稽瑞樓舊藏，不知此本是否也在其中——很可惜，資源庫中三種似乎并無翁氏印記，而瞿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稱翁同書曾抄此書，亦未知是否曾經目驗。

稽瑞樓、鐵琴銅劍樓遞藏影宋精抄《重續千字文》

另一種殘宋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非常出名，許多版本學家與文學研究者都已討論及之。此書可能由翁心存傳給翁同書，轉翁同龢，經翁曾翰、翁安孫、翁之廉而入美國翁萬戈手，并于2000年4月28日隨另外七十九種翁氏藏書一起入藏上海圖書館。在窺探翁心存進京之旅的過程中，它對我產生了莫名的吸引力，只因許多人記述翁氏文獻，都說一百五十年間，它曾是“存沒難知”。

如今翻翻《雜物目》，再翻翻日記，卻能看到它怎樣安坐箱中，從常熟上船，渡過長江，渡過淮河。在淮陰王營登車，由山東德州，經河北滄州。直到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六（1849年4月18日），“發黃村，過豐臺，入右安門”，來到宣武門外兵馬司中街。終于在官房寓邸里住定，陪翁大人繼續下半場宦海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