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3年1月23日，司湯達出生于法國格勒諾布爾市。1799年，他來到巴黎，加入拿破侖的軍隊，追隨拿破侖征戰(zhàn)于歐洲大陸的時光深深影響著他，以至在1827年開始創(chuàng)作的《紅與黑》被不少評論者認為是“用自己的筆去完成拿破侖未竟的事業(yè)”。

不過今天的讀者似乎只能記住這部小說，對于司湯達的其他作品知之甚少。筆者在研讀司湯達的作品后發(fā)現(xiàn)，除了《紅與黑》，其實司湯達寫了一系列類似的“于連故事”，奧克塔夫、法布利斯、呂西安……他們前赴后繼，在司湯達的筆下展開真誠而矛盾的人生。《阿爾芒絲》、《帕爾馬修道院》與《呂西安·勒萬》都描摹著個人的奮斗史，在今天閱讀它們，我們得以進一步深入司湯達的創(chuàng)作歷程。

《阿爾芒絲》

《阿爾芒絲》是1827年司湯達發(fā)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由于真實反映了復辟時期貴族階級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狀態(tài)，被稱為《紅與黑》的“前奏曲”。小說的主人公便是擁有著“激烈的情感”的貴族青年奧克塔夫，他畢業(yè)于著名的巴黎綜合工科學校，才智超群，與自己的身份和周遭社會格格不入。即使同唯一能理解他的表妹阿爾芒絲結(jié)合，也無法擺脫對自身的厭棄、對環(huán)境的敏感，最終走上了服毒自盡的道路。

故事取材于一樁法案，1825年波旁王朝的御用工具“無雙議會”通過了向革命時期流亡國外的貴族賠償十億法郎的決定，意味著陳腐而糜爛的貴族卷土重來。對于司湯達來說，這無疑是一場噩夢，那個“最缺乏生命的階級”重新統(tǒng)治社會。那時，匯聚著崇高熱情的拿破侖時代剛剛被擊碎，“許多風暴、激情和失望都過去了：那照徹革命雅火的少年時代、雅各賓黨的宣誓、拿破侖的大軍、焚燒中的莫斯科”。奧克塔夫就是當時憂郁而憤懣的司湯達的化身，精神上曾受了“獅子的哺育”，偏偏卻身落在狼窩，而在復辟時期，這一矛盾沒有解決的可能。

《帕爾馬修道院》

《帕爾馬修道院》于1839年出版，翌年，巴爾扎克就發(fā)表長篇評論《貝爾先生研究》，盛贊《帕爾馬修道院》“章章閃耀著精美之光”，是“一部只有真正杰出的心靈和認識才能欣賞的作品”，可以說《帕爾馬修道院》和《紅與黑》共同標志了司湯達在文學史上的成就。

《帕爾馬修道院》塑造了一個生不逢時的意大利青年法布利斯，法布利斯同于連一樣，也是拿破侖的狂熱信徒，卻在正可以開展一番事業(yè)的時候遭遇了拿破侖的滑鐵盧之戰(zhàn)，原本充滿熱情與價值的人生忽然變?yōu)橐粓鎏摽铡６翣栺R則是歐洲封建階級與政治陰謀的縮影，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強烈的意志力成為故事主要人物獨立與勇氣的思想來源。“意大利人的心靈由于想象力豐富，受疑慮和妄想的折磨，要比我們厲害得多；但是另一方面，他們的快樂也更強烈，更持久。”司湯達在對意大利的自我認同中完成了對法國社會的批判。

《呂西安·勒萬》（又譯《紅與白》）

寫作《呂西安·勒萬》時，法國已經(jīng)進入七月王朝，正統(tǒng)保王主義與拿破侖主義的激烈矛盾有所消退，司湯達也在意大利謀得了清閑的職位，而他仍在《呂西安·勒萬》的手稿邊上寫下：“但是，真正盤踞在我心上的，仍然和過去一樣，是to make an chef d’oeuvre（寫出一部杰作）。”

小說男主角呂西安同樣經(jīng)歷了卓而不群的個性與庸俗社會之間的沖突，他勇敢、堅定、果決的品質(zhì)在面對上流社會與政治事業(yè)時顯得不合時宜，即便他的父親勒萬先生費勁努力挽救兒子的種種失敗，但不能泯滅的道德感一直阻擋著他前進的腳步。相反，父親勒萬先生倒是一個在蹩腳時代利用并踐踏社會規(guī)則的現(xiàn)實主義者，因而在政治路途中取得了無往不勝的成功，父子兩相對照，看來頗為諷刺。

司湯達是一個崇拜拿破侖而又富于野心的作家，人生經(jīng)歷過幾段風流深沉卻因社會現(xiàn)實而夭折的愛情，最后魂歸意大利。他的小說有相似的法則，而在小說的邊界之內(nèi)，他不斷以各種形象試驗在那個時代生命可能的價值，就像卡爾維諾的評價：“司湯達所爭取的價值，是一種生存張力的價值，它產(chǎn)生于以我們的環(huán)境的特定性質(zhì)和局限來衡量我們自己的時刻。”

法國文學批評家勃蘭兌斯在《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的洞見，放在今天也依然準確：“他的浪漫主義是堅強的心靈和批判的心靈的浪漫主義；在以明智和堅定為其突出特征的人物身上，有時找得到一種瀕臨瘋狂的熱情因素，一種達到自我犧牲頂峰的溫柔因素。”1842年，司湯達逝世，寫作的一生正如墓志銘上的概括：“活過，愛過，寫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