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nóng)歷新年即將來臨之際，又一位大家離開了我們。馮其庸先生走了。

馮先生是中國著名文化學者、紅學家，曾長期擔任中國紅學會會長。先生出生在戰(zhàn)亂時代的貧困農(nóng)家，少年時先學的是印染實務(wù)，興趣使然，還是轉(zhuǎn)向了文史研究，終成大家。

在這個資訊發(fā)達而又喧囂的時代，紀念一位文化大家，有時會出現(xiàn)一些尷尬。

八卦、吐槽、“干貨”成為輿論點擊的時髦，泛濫的信息，讓我們與文化名人走得太近，發(fā)現(xiàn)他們身上一些細節(jié)；浮躁的時代，又讓我們不愿意精讀他們的書，只需道聽途說有關(guān)他們的一鱗片爪，甚至全然不顧它們的真實性，便可以作為朋友圈的炫耀談資。

去年，楊絳先生離世時，輿論圈里就經(jīng)歷了一輪又一輪的賣弄、傾軋：第一波是“一路走好”。第二波，就陷入瑣屑的“楊絳能不能被稱為先生”的口水仗；第三波，則是有人開始傳播所謂楊絳的“另一面”……你壓我一頭，我也要反壓你一頭，進行著一場西西弗斯式的智力碾壓比賽，將最初的那一份對文化薪火相傳的崇敬、對一位百歲老人的尊重，全然拋在了腦后。

馮先生生前所處的紅學圈，也是學界的爭議、是非所在。不必遠征胡適、俞平伯等大師之間的歷史恩怨，就說近年的事。2005年，作家劉心武登央視講臺講《紅樓夢》，“顛覆式的觀點”在紅學界引起軒然大波，也引發(fā)了周汝昌和馮其庸兩位紅學大師的矛盾。周汝昌在贈劉心武的詩中“也曾一掌思遮日，無奈晴空有九重”的句子，被認為指向長期掌舵紅學會的馮先生。2012年，周汝昌先生逝世，曾被媒體稱為“一生以紅學主流為敵”，而所謂的“紅學主流”多少指向馮先生。

如今，馮先生也走了，留下了他的《石頭記脂本研究》，以及他主編《紅樓夢》新校注本、《紅樓夢大辭典》，以及受他青眼有加的庚辰本《紅樓夢》影響的幾代中國讀者。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雖然，馮先生是紅學的大師，但他是謙卑的。他曾說：“我只是站在《紅樓夢》的邊緣探頭往里面望了幾眼，其實還沒有看清楚什么。”在這個浮囂時代里，紀念馮先生，也當以平常之心，走出象牙塔恩怨。

當紅學內(nèi)部對于曹雪芹的原籍問題，“豐潤說”與“遼陽說”各成門戶、視同水火之時，甚至很多中文系的大學生都沒有通讀過一遍《紅樓夢》，這才是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文化尷尬——學術(shù)研究太專業(yè)、門檻太高，而公眾閱讀的太淺薄。

喧囂時代，讓我們學會遠離八卦獵奇、傾軋之心，以莊矜的態(tài)度紀念馮先生，紀念他曾經(jīng)為這個民族的文化所作出的貢獻。馮先生的精神力量，已經(jīng)融入承載著中華文化的蕓帙縹緗之中，成為民族精神資源的一角，將由后代學人不斷做出評說。

實事求是地說，我們能讀一遍《紅樓夢》，已是對馮先生最好的紀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