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刊之弊：學術評價標準異化

1月16日，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最新公示《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及集刊（2017－2018）目錄》。此舉一出，立即引起學界爭議。一大導火索是：新目錄中包括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在內的幾份高校學報從“C刊”降為“C擴”了。

所謂“C刊”，指能夠出現在CSSCI來源期刊及集刊目錄上的刊物；C刊的擴展版則被稱為“C擴”，江湖地位低很多；期刊所載文章的被引用次數即“影響因子”，直接決定了一本期刊能否留在C刊之列。而CSSCI全稱“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即“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是1998年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受教育部委托開發研制的引文數據庫，用以檢索中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收錄和被引用情況。

如今為數眾多的中國高校和科研機構將C刊發表篇數作為學術評價標準。科研工作者評職稱、碩博士拿畢業學位，都要以C刊發表的文章篇數為準。因此，C刊被坊間稱為“中國學術GDP指數”。

網傳一份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于1月17日刊發的《致作者信》說：“敝刊是全國高校系統中唯一一本只發表人文科學類即傳統文史哲三大學科稿件的期刊，而傳統文史哲三科的作者在發表論文時不太習慣像法學、經濟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學者那樣引用期刊論文，導致我們這類專注于人文科學的期刊被引成績一直非常不理想，這也是我們被擠出C刊核心版的原因。”信中還指出：目前的學術評價和期刊評價體制對于人文科學是嚴重不公平的，但又無法擺脫這種體制，這既是辦刊人的悲哀，更是中國學術的悲哀。

1月19日，《同濟大學學報》（哲社版）主編、同濟大學哲學系教授孫周興在自己的博客發表了聲明，以嬉笑怒罵的筆法表達了對這一變化的強烈不滿，把此番爭議推向高潮。他在聲明中稱“本主編不思進取，更沒有服從期刊市場游戲規則，不知道所謂‘影響因子’也是可交換和可買賣的，沒有采取相關措施提升本刊的‘因素因子’，才有今天的下場”，并提出五項整改學報的措施，表示“若本刊編輯委員會否定上述提案，本人將辭去主編職務。大家不想上進，本主編也沒辦法，不玩了總歸可以吧？”

面對爭議之聲，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副主任沈固朝在接受《光明日報》采訪時表示：“我們完全是看數據說話……當我們通過數據發現武漢大學的學報竟然沒有進入目錄，也是大吃一驚，并做了反復核查。”沈固朝說，雖然不能否認相互引用、有償引用等數據造假行為的存在，但一旦查實，會予以嚴厲懲罰。他還強調：“C刊評價只是反映了期刊的被引次數，絕沒有說誰好誰壞。說到底，高引用不等于高質量，C刊評價也不能代替質量評價……糾結C刊目錄毫無必要，最重要的是完善國內的學術評價體系，切莫再奉C刊目錄為‘金科玉律’。”

此番對CSSCI和相關制度的批評，可以說是多年來學界對學術評價體系不公正不合理的又一次集體爆發。

事實上，早在2010年年初，國內學術界就曾對CSSCI評價機制進行過大規模討伐。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玉圣就認為，CSSCI反映出的兩個最重要的問題是利益勾兌問題和學術評價標準的異化問題。

何謂利益勾兌？據報道，一些評定為C刊的期刊，會預留一定的版面，讓有需求的“顧客”花錢買版面，版面費從兩三千到上萬元不等，不看文章質量看金錢數量。甚至還出現了不少“黑中介”，提供代寫論文、代發論文的“全程一條龍”服務，報價大多在幾萬元左右，同時需要提前半年乃至一年以上“預約”版面。

學術評價標準異化，則影響更為深遠。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冠軍指出，CSSCI對于始自1990年代中期的漢語學術之“規范化”轉型，確實有很大的功勞。但也正是由于這成功，在過去十幾年間，它很快成了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質量的唯一評價標準。由此產生了兩個可怕后果：“一是當C刊發表數量成為學術質量評價的惟一標準后，學者水平直接被C刊篇數所定義，而刊物質量被C刊遴選標準所定義，學者和刊物皆被CSSCI‘異化’；二是C刊目錄本身被‘異化’，圍繞它逐漸形成一個巨大的利益與權力鏈條。”

澎湃新聞社論則指出，要想打破異化，讓學術回歸正軌，最為重要的，莫過于建立多元、合理的學術評價體系，而不是機械地將諸如C刊發表數這樣的量化評價標準奉為唯一。文章認為，對人文研究而言，更為適宜的，是歐洲大陸學界所采用的專著（monograph）評價標準——寫出一本學術共同體認可的專著，作為學術評價依據。在這種評價標準之下，十年磨一劍、甘坐冷板凳的人文精神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鼓勵，同時，也有利于人文學者將精力更多地分配在教書育人，而非“刷論文數”上面。因為說到底，人文研究不同于理工科，應考慮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來不得簡單粗暴、整齊劃一的“數目字管理”。

江曉原、穆蘊秋2016年在《讀書》發表的兩篇長文《“影響因子”是用來賺大錢的——揭開“影響因子”的學術畫皮（一）》、《“影響因子”是可以操弄的——揭開“影響因子”的學術畫皮（二）》，在網絡上再度流傳。這兩位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的學者，經過長時間的調查與研究，驚人發現“影響因子”最初只是美國一家私人商業公司推出的盈利產品，是圖書館用來判斷“買什么雜志最劃算” 的參考指標，后來才慢慢發展為刊物水平的判斷標準，甚至成為國際上通行的期刊評價指標。

也就是說，“影響因子”從一開始就沒有“學術公器”的性質，而且直到今天，它制造出的學術評價體系，也幾乎沒有真正代表過學術科研的真實水平。然而國內許多科研機構的管理部門，長期強調并用各種考核手段要求科研人員盡可能將論文發表在國外的高影響因子刊物上，卻完全沒有看到，這種要求不僅在學理上極為無理，而且正在實際上對中國學術造成極大傷害。

江曉原舉例揭示“影響因子”作為學術評判標準的弊端：一是影響因子高的文章依然會被證明是錯的，比如有的文章本身荒謬，那么駁斥它的文章自然要引用它的觀點，引用數也就上去了；二是《自然》、《科學》這些高影響因子刊物經常撤銷論文，但可笑的是，這些撤銷論文的影響因子很高，被撤銷后影響因子也繼續存在，甚至還會被他人引用；第三，影響因子的計算類似一個游戲，完全可以通過一些手法把影響因子變很高。

不過在這一波熱議中，也有替CSSCI喊冤的。光明網評論員就認為，CSSCI作為一個技術性的引文數據庫，背起學術評價體系不公的黑鍋，確實有點冤。因為在目前行政力量凌駕學術力量之上的普遍狀況下，對于學術成果的選拔考核，行政力量考慮的只是分出個三六九等來，他們首先考慮的不是科學合理、正確反映學術內涵，而是怎樣簡單易行，哪怕“一刀切”也無所謂。所以，要破解學術評價不公，問題主要不在CSSCI，而是要讓學術的歸學術，行政的歸行政。“學術評價這種事，還是交給同行評議，由才高德劭的學者來評定的好。”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胡鍵則于1月22日在微信公號“軟實力研究”發文《評價期刊之前請學者先評價自己》。作者也有十多年的辦刊經歷，他強調學術創新的文章才是可以發表的文章，“學術創新是第一的，論文規范是其次的。如果這兩方面都做到了，我相信其影響影子肯定是不會低的。”

他也承認有些期刊因辦刊困難或者因責任編輯貪小便宜，私下會收取作者的版面費放進自己腰包。但他認為“當前在學術界有一定地位的刊物，都嚴守編輯的道德操守，拒絕收取版面費；而且，如果是個人行為，一旦被發現，編輯部、雜志社都會嚴懲不貸。因此，個人的不端行為絕對不能對一份刊物甚至對整個期刊界打板子”。

在胡鍵看來，更關鍵的問題在于：學者的學術水平不進步卻要期刊的學術水平不斷提升。因為，沒有好的學者就不可能有好的期刊。學者是期刊的重要依托，學者的水平決定了期刊的水平。然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創新嚴重乏力，大多在從事中低水平重復的所謂研究工作，根本不用說去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話語體系，期刊也就只好對文章進行“籮里選瓜”將就而已。

他總結指出：“發表的平臺并不重要，重要的還是內容。期刊是一個平臺，要打造好這個平臺，當然首先要有好的內容，好的內容來自于還的學者。學者的眼界和水平決定了研究的高度和深度，也決定了期刊的水平。由此可見，制訂一份評價學者學術質量的標準要遠遠好于一份評價期刊質量的標準。沒有珠穆朗瑪峰的高度，就不要天真地說要制造一把測量珠穆朗瑪峰的標尺。”

北外教師喬木稱研究生面試“看胸”，之前曾質疑何炅“吃空餉”

喬木微博截圖。

近日，微博認證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喬木”的賬號“北外喬木”發表名為《男教授面試女生那些事》的博文，其中關于“招生標準”的言論引發輿論爭議。

他在文章中寫道：“看女性，男女有不同的標準，就是男性的喜好側重也不同。我的審美是一看胸、二看臉、三看屁股、四看腿。除了一進一出看到全貌外，一旦坐定，就主要是考察前兩項了。”還提到：“有一次一個女生穿了件深V裝，不知是天熱還是緊張，嬌嗔帶喘，波濤胸涌的。考官也是人啊，我都不知道問了什么、她說了什么。”

一時語驚四座。既有不少聲音挺喬木，認為“他很真實，他說的就是事實”、“敢于說真話，說得好”；也有大量譴責，懷疑他的人品及師德，尤其是女權主義者，對其進行了嚴厲批評。

微信號“女泉”1月18日發表文章《北外男教授稱研究生面試看胸，政治正確能治“直男癌”？》表示，指責喬木，并不是掩蓋中國性別歧視的現實，而是譴責他作為教授，當自己的性別偏見與手里的權力結合，導致權力濫用時竟毫無反思和悔意。

文章指出，性別和相貌，本都不應成為影響錄取的因素，卻被喬木堂而皇之列出來，可見中國平權意識有多差。而性別歧視本身如果不加以批判和改變，有某種決定權的上位者就可以因為性別偏見而不錄女生，也可以為了剝削女性性資源而錄取女生，解釋權都在權力本身，而沒有原則限制，當事人也不用為自己的歧視言論和行為付出任何代價。因此，“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讓在公共領域發出不當言論并妨礙機構機會平等的這些人，付出實在代價，這種糟糕局面才有可能改變。”

至于有人把這種限定當作對歧視者言論自由的侵犯，作者認為，喬木本人也曾在海外留學，在海外如果是大學的教職員工，說這樣的話就會有巨大的麻煩，因為這并非言論自由，而是不職業、不倫理，會丟工作，職業聲譽全毀。

喬木。

對于網絡上的批評之聲，喬木在接受《中國婦女報》采訪時說：“難道你們看不出來我文章主要是為了反諷、調侃現狀的嗎？”喬木表示，首先他的標準并非北外的標準，他不認為自己觀點錯誤，即使存在觀點錯誤，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公眾可以批判。其次，從法律層面上說，他沒有違法，從道德上看，道德觀不同的人不能對其進行道德綁架。此外，他還希望大家不要被新聞牽著走。

新華社1月20日發文《北外回應：喬木早已調離教學崗 正對其言論展開調查》，報道稱北京外國語大學黨委宣傳部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喬木于2002年7月到北外工作，因違反工作紀律，2014年9月受到學校記過處分，調離教學崗，后轉為圖書館工作人員，從事新書簡介撰寫工作，不再從事教學工作。北外表示，目前已對喬木在網上的言論展開調查并將依規處理，第一時間會向媒體和網友公布調查處理結果。

公開資料顯示，喬木，陜西榆林人，45歲。國際政治傳播學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中國新聞獎、長江－韜奮新聞獎評委。先后畢業于陜西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2005年－2006年進入倫敦經濟政治學院亞洲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

喬木經常在新浪微博、騰訊微博發表言論，更新次數頻繁，內容涉及政治、學術、生活等多方面。身陷輿論旋渦，對喬木也并非新鮮事。2015年5月13日，喬木曾發微博質疑著名主持人同時也是北外教師的何炅“吃空餉”。喬木指出，何炅自2007年以后再沒有上班，但一直有領薪水，吃空餉八年，涉及的工資約五十多萬人民幣，可能犯下刑事罪行。“何粉”們反應激烈，喬木在網上遭到了大量辱罵、攻擊和人身威脅，個人隱私也被網友公布。之后，何炅辭去教職，但他強調自己從2007年以后沒有拿過母校一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