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治理等多個領域出現一系列亂象。很多國際人士，包括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知名學者如沃勒斯坦、尼爾·弗格森等，都在探討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和制度性衰退問題。資本主義出現系統性危機的根源何在？有哪些具體表現？將對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系產生什么影響？我們應如何看待和應對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本期觀察版圍繞這些問題進行探析。

——編者

資本主義制度劣質化的必然結果

韓震

資本主義曾對人類歷史發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本主義制度自身固有的弊端不斷顯現和加重，周期性經濟危機頻現，并演化為時下的系統性危機。深入認識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有助于我們堅定“四個自信”，對于更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有重要借鑒意義。

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醞釀和爆發

歷史上，資本主義經歷過多次經濟危機，并在上個世紀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二戰之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恢復性的快速發展，同時其內在矛盾和問題也在加速積累。20世紀末日本經濟泡沫破滅，至今未見起色。2002年，擁有上千億美元資產的美國安然公司在幾周內即宣告破產。此時，美國房地產領域的次貸問題已導致新的危機，積累著更具破壞性的負能量。這場因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劇烈震蕩引發的金融風暴，從2007年8月起席卷了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近10年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市場混亂、經濟增長乏力、社會不公平現象加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矛盾難以解決，就打著反對恐怖主義的旗號，試圖通過對外干預轉移國內民眾視線，造成阿富汗、中東等地的混亂。反過來，對西方干預的憤怒則轉化為仇視性的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一些恐怖主義組織頻繁在西方社會制造暴恐事件，加上戰亂導致的難民潮使歐洲各國疲于應付、不堪重負，加深了西方國家之間以及西方各國內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分裂。近年來，西方國家民粹主義高漲、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右翼極端主義思潮沉渣泛起，西方精英多年來精心描述的價值觀和所謂“政治正確”遭到底層民眾的質疑、嘲弄和挑戰。從這些現象可以判斷，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不是局部的、個別領域的危機，而是制度性、系統性危機。

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特點

波及的范圍廣。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為了自己先“上岸”，長期采取“量化寬松”政策等各種轉嫁危機的做法。這不僅不能消除危機，反而讓危機進一步擴散開來，威脅到世界各個經濟體。首先是冰島銀行癱瘓，接著是愛爾蘭金融紊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發生經濟困難，隨后發生了震動歐洲和世界的希臘瀕于破產事件，歐元區面臨解體的危險。在這種困境下，歐盟顯然難以保持團結一致：匈牙利等國對歐洲難民政策公開唱反調，英國因一次倉促的公投就退出了歐盟。出于自保的考慮，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許多政客撤下了自由貿易的幌子，公開鼓吹貿易保護主義，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商品設立各種壁壘。這不僅使資本主義的危機波及新興經濟體，而且導致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糾紛。過去，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高舉自由貿易的大旗，大肆向發展中國家傾銷商品，把發展中國家當作其商品市場和初級原料來源地；而當發展中國家有了一定的競爭力時，西方世界卻想方設法進行貿易保護，這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價值觀的虛偽性。

涉及的領域多。當前，資本主義危機不僅表現在金融領域，而且涉及制造業、國際貿易，進而影響到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以致出現價值觀危機和文化危機。美國利用掌握金融手段的便利不斷轉嫁危機，這不僅導致歐洲經濟出現紊亂，而且引起世界性的貿易萎縮和經濟下行。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和一些東歐國家經濟先后出現困難，希臘經濟更是一瀉千里。美國雖然最早脫離險境，但只是解決了表面問題，對造成危機的結構性問題依然束手無策，更無法解決失業率高企和貧富分化的難題。這導致美國社會結構的退化，即曾經使美國保持穩定和強勁發展的中產階級出現縮小的趨勢，同時中產階級收入整體在下降。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12月的一份報告指出：“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占到美國2014年總收入的49%，比1970年的29%有所上升。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在2014年占到43%，比1970年的62%顯著下降。”處于資本主義世界邊緣的國家處境更加困難。比如，巴西經濟已連續多年負增長，仰仗石油富甲天下的沙特阿拉伯等國也開始進行結構性調整。

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爆發的根源

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密切相關。壟斷資本的逐利本性一旦得不到遏制，必然導致經濟生活出現嚴重的供需失衡，進而導致經濟鏈條斷裂。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大亨為了維持自己的高收益，不僅任由經濟泡沫泛起，更將劣質資產包裝成新的金融產品再賺一把，導致泡沫越吹越大、危機越來越深。實際上，危機的根源不是生產力過剩，而是供需結構不匹配。供需之間的不平衡，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直接起因則是不合理的財富分配方式。法國學者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指出，因為資本的收益率遠遠高于生產力的增長速度，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分化必定日趨嚴重；貧富差距達到一定程度時，必然造成社會的結構性危機。資本主義社會難以從系統性危機的泥潭中走出來，是資本演進的邏輯使然。此外，資本主義發展所依托且不斷強化的個人主義和爾虞我詐，不僅不能讓大家攜手走出困境，而且進一步惡化了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

與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僵化和民主制度的劣質化密切相關。西式民主曾在歷史上發揮過進步作用，但目前已是弊端重重。這首先表現在重競選、輕執政。為了攫取權力，政客們往往許諾許多超出客觀條件的福利，結果不是“放空炮”，就是造成巨額虧空、加重財政負擔。其次表現為民主政治被資本綁架，成為資本逐利的工具。一些西方學者調查發現，左右美國政策的不是民主，而是財閥。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國情咨文》演講中毫不避諱地談道，美國的政治體系看起來往往“傾向于富人、有錢有勢者和一些特殊利益集團”。第三，表現為以執掌政權為唯一目的的競選，日益惡化了政治生態。美國學者胡安·林茨在《總統制的危險》一書中警告，美國的總統制民主天生不穩定，容易癱瘓和垮掉。他認為，美國民主政治應該存在“適度共識”，即存在兩大政黨達成妥協的中間地帶。如果沒有這樣的地帶，就無法避免權力爭斗和兩敗俱傷。問題是，這一中間地帶已不復存在。

與資本主義文化邏輯密切相關。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有利于新興資產階級爭取權利，具有歷史進步意義。但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后，資本的逐利性和這些價值觀的理想性之間就開始出現裂痕。西方國家的政客不斷高調宣揚所謂“普世價值”，但一遇到利益沖突就暴露了真面目。美國學者查爾斯·M·布洛認為，美國的理想主義已經終結，進入了“后理想主義”時代。在“后理想主義”時代的現實生活中，魅力比思想重要，實力比原則重要，粗鄙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真實可靠。民粹主義的出現，就是這種文化邏輯發展的結果。當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民粹主義固然存在種種弊端和不確定性，但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自詡“政治正確”的西方政治精英已無法有效把控大局，資本主義社會治理已陷入“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對立的危機中。（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教育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辯證看待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

蘇長和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始于金融、經濟領域，并逐步蔓延到政治、社會各個方面。從影響程度和范圍看，這場危機當屬近百年來最嚴重之列，對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產生了重大影響，激發人們思考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系變革的深層次問題。

新一輪資本主義危機突出表現為信用危機和治理危機

此輪資本主義危機雖然發端于金融領域，但突出表現在債務問題上，由此引發了資本主義國家的信用危機和治理危機。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幾乎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權債務負擔率（主權債務占GDP的比重）都呈大幅上升之勢：大部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超過了60%的國際警戒線，不少國家甚至超過了80%甚至90%的高壓線。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債務危機早已有之，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幾乎同時陷入整體性、系統性的債務危機，卻是資本主義危機的新表現。

造成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債務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紀70年代美元與金本位制脫鉤后，金融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導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脫節。美元扮演的國際貨幣角色，使其在國際貿易中維持長期逆差，這就進一步使生產與消費發生分離。跨國公司的貿易迅速擴大，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諸多產業向外轉移，很大程度上減少了政府的稅收。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領域普遍實行高福利政策，而多黨政治體系中政黨政策的短期性以及政黨的勝選需要，又從體制上助長了福利擴張和財政透支。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

缺乏節制是資本主義債務危機爆發的深層次原因。資本具有逐利的本性，而現實生活中市場信息不對稱、不完全、不確定是常態。在缺乏法律和制度制約的情況下，市場主體特別是占有信息優勢的一方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會故意隱瞞相關信息，或者采取投機、欺詐行為，從而對另一方的利益造成損害。信息不對稱的情況累積起來，就會破壞市場正常運行，甚至產生信用危機和經濟危機。有人將20世紀70年代后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狀況形容為“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用之者疾，為之者舒”，這與我國古代“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的節制財政思想截然相反。這種狀況自然無法持久，不可避免地導致債務危機。

新一輪資本主義危機暴露的深層次問題

債務危機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巨大而深遠。為了應對金融危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推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但國家公共開支的劇增同經濟復蘇乏力、稅收減少的矛盾，反而導致政府債務的進一步攀升。只要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低于債務膨脹速度，國家支出與國家稅收之間的結構性缺口必然導致債務問題越積越重。長遠來看，降低政府債務水平應削減公共開支和社會福利，但這必然降低民眾生活與福利水平，進而加劇民眾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導致社會沖突不斷。為了緩解債務危機，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試圖通過增稅來平衡財政收支，但又遇到大財團的巨大阻力。如此一來，這些國家就陷入“兩面不討好”的尷尬境地。

債務問題使人們開始懷疑通過國家調節來避免資本主義危機的傳統方案。實際上，債務問題大大削弱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應對危機的能力，這是新自由主義“去國家化”“最小政府”經濟思潮盛行的必然結果。這一輪資本主義危機暴露的不單單是市場失靈，還有嚴重的政府失靈。大部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應對危機時所表現出的焦慮、慌亂和失序，反映了這些國家因財政狀況惡化而造成的信用危機和治理危機，同時也成為危及當今世界穩定的不確定因素。

這一輪危機標志著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在褪色。二戰后，西方幾代理論家苦心包裝的所謂西式自由民主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價值觀，既在其國內遭到質疑和反思，又在國際上遇到越來越多的抵制和阻擊。曾經被宣揚為一些西方大國軟實力重要組成部分的價值觀和制度資源逐漸流失。危機之下，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選舉政治、政黨政治、議會政治、對外政治中的表現，讓人很難將其與人類理想的政治文明聯系在一起。因此，這一輪危機對全世界來說，還是一場生動的政治制度教育。主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制度體系運行過程中出現的相互掣肘、漫天許諾、彼此否決、分裂對立等現象，促使越來越多的人反思這種制度體系的合理性。

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系變革的新契機

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系統性危機，促使人們深入思考資本主義體系與外部世界之間的矛盾，為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系變革打開了新空間、提供了新契機。

資本主義在其擴張過程中，構造了一個包括中心和外圍的體系，使其可以將發展的經濟和社會成本幾乎不受限制地轉嫁到外圍和邊緣。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對世界其他國家經濟產生嚴重的消極外溢效果。由此可見，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必然在國內和國際產生更大的不平等，這是資本主義運行過程中固有的成本社會化和利潤私人占有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體系本身并不具有在內部消化危機和壓力的能力，它只有不斷通過成本的外部轉嫁才能維持運行。這與世界需要的平等、互助、包容、共享的價值理念是背離的。近年來，那些堅持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國家獲得了更多的政治、經濟能力以抵御外部干涉和危機轉嫁。這表明，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系正在發生積極變化。

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系如果縱容一些國家將內部成本轉嫁給別國承擔，或者對此類現象束手無策，這樣的體系就不可能公正，也很難持久。正因如此，國際金融危機后應運而生的二十國集團，取代過去的七國集團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臺。然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系統性債務問題，使得其承擔世界經濟政治治理責任的信用和能力受到質疑。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本身，正在成為許多全球性合作方案的抵制力量。構建國內制度體系和世界治理體系相互適應、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抵觸、相互沖突的國際秩序，成為人類在探索更好社會制度道路上面臨的重大課題。

在這一輪國際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維持在20%—30%的高水平。中國制度體系在處理與外部世界關系上的積極作為，為世界經濟政治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了有益借鑒。中國始終將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放在世界格局下來考慮，通過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系變革，同時推動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系變革以更好地服務國內經濟社會發展。這是一種促進國內治理與全球治理良性互動的制度方案，它解釋了中國為什么能以內部制度創新的方式消化壓力，而不是像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通過對外擴張、搞殖民地的方式實現國家富強。中國很重視將合理的國際方案通過國內發展規劃予以認真落實，這種國內制度和國際制度保持協調的方式，是中國制度體系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它與資本主義國家分權制衡的制度體系在對外關系上的邏輯迥然有別，為推進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系變革拓展了富有啟發性的新視野。（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風物長宜放眼量

彭國華

在人類已走過的21世紀歷史進程中，要論及具有全球性影響的大事件，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無疑可以重重寫上一筆。這場2007年肇端于美國華爾街的危機，至今仍然陰云不散，使得世界經濟增長步履蹣跚、前景不明。與此同時，一直熱衷于向世界推銷其“普世價值”的西方國家猛然發現，自己已陷入“后院失火”的尷尬境地：“華爾街運動”輪番在美歐上演姊妹篇，“收入鴻溝”引發眾怒；“棱鏡門”“郵件門”事件接續曝光，自詡“政治正確”的美國政府和政治精英光環盡失；難民潮不斷涌向歐洲，暴恐事件在德、法等國此起彼伏，英國“脫歐”公投“意外”通過，歐盟一體化、國家安全和社會治理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這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尖銳挑戰，使得一個經典理論問題再次浮出水面：資本主義是否已陷入系統性危機？

也許很多西方人士并不愿意面對這樣一個令人沮喪的話題。他們中的一些人盡管承認危機的存在，但又小心翼翼地將其嚴格限定在金融和經濟的范圍內，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世界上是否存在孤立的金融危機？當前資本主義社會又是否只有金融領域和經濟領域存在危機？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這兩個問題并不難回答。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域中，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其政治、法律、文化、道德、宗教等上層建筑，而后者則對前者起強大的反作用。依據這一基本原理來觀照，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必然深刻影響其政治上層建筑，同時也是其政治上層建筑諸多危機在金融和經濟層面的暴露。因此，僅僅從金融和經濟層面來看待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是“一葉障目，不見森林”，并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事實上，近年來在歐美社會頻繁出現的各類危機與亂象，也遠非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所能涵蓋，而是具有全局性、系統性的內涵與特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里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條件是雇傭勞動。這一科學論斷穿透近170年的歷史煙云，仍然可作為我們剖析當前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銳利武器。在它的燭照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社會財富在大資本家、大財團手中的過度集聚，正是西方壟斷資本在其本國甚至全球范圍的無序擴張和增殖，正是資本與政治、文化的“聯姻”與“合謀”，才使得危機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整個鏈條中蔓延，成為一種系統性存在。與此同時，作為系統性危機的最大受害者，資本主義社會的雇傭勞動者——工人階級和底層群眾也在加強“革命性聯合”，資產階級的“掘墓人”再度覺醒，“華爾街運動”、巴黎“黑夜站立”運動等次第爆發就是明證。“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與所謂“歷史終結論”相比，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結論顯然更有現實依據和說服力。

然而也要看到，“兩個不可避免”乃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正是從這個認識基點出發，馬克思同時作出了“兩個決不會”的科學判斷，即“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近代以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在以蒸汽機和電力為主導的第一次、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占據領先地位，而且在當前以信息技術為標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又搶得了先機。現在說資本主義生產力“氣數已盡”，還為時過早。同時，盡管歐美的工人階級和底層群眾反壟斷資本的意識在增強、行動在升級，但尚未從自發走向完全自覺，尚未形成科學組織，尤其是未能從掌握“批判的武器”上升到進行“武器的批判”。由此來判斷，“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仍然處于萌芽狀態。因此，觀察和剖析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系統性危機，“兩個不可避免”和“兩個決不會”都應成為認識基點，而不可有所偏廢。

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系統性危機的出現，為馬克思主義真理性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提供了最新佐證。然而，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兩個不可避免”還將經歷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漫長過程。冷靜地看，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還將長期面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上占優勢的壓力。風物長宜放眼量。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都需要建立在綜合國力與國際競爭力基礎上，都需要經歷時間的洗禮和檢驗。對此，我們應有足夠耐心和歷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