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聲中一歲除”本是民間過年的傳統風俗，近些年，出于環保等方面的考量，各地陸續出臺政策限制煙花爆竹燃放，于是很多城市再也見不到這樣的景象了。和煙花爆竹一樣，“紙馬”自古以來也是過年必備的，宋人吳自牧在《夢梁錄》中有記：“歲旦在邇，席鋪百貨，畫門神、桃符、迎春牌兒。紙馬鋪印鐘馗、財馬、回頭馬等，饋與主顧。”而在《清明上河圖》中，亦出現一處專營紙馬的沿街店鋪，可見宋代時已有專營紙馬的店鋪，在過年前生意正好。不過，在上世紀初，紙馬也曾被視作是“洪水猛獸”，甚至一度成為違禁年貨。

《清明上河圖》中的“王家紙馬”

聯通人神的紙馬

紙馬為何物？馬是古時最快捷交通工具，可以傳遞信息；作為紙制印刷品的紙馬，在祭祀時便自然而然地承接了人神之間快速溝通的職能，人們相信，印有神像的紙馬在祭祀之后被焚燒，他們的訴求也就隨著灰燼徑達九天了，故而祭祀前需要先擺紙馬請神，把一張張紙馬豎著卷起來，里面放紙錢，供在神案上，祭祀后再焚燒紙馬送神。

供紙馬送灶。竇恒 攝

清人虞兆隆在《天香樓偶得》中寫道：“俗于紙上畫神佛像，涂以彩色祭賽，畢即焚化……以此紙為神佛之所憑依，似乎馬也。”按照圖像，紙馬可粗略分為兩類。其一，為紙上印有披甲天馬者，此類或被稱為“甲馬”，趙翼在《陔余叢考》中解釋說：“昔時畫神像于紙，皆有以乘騎之用”。據說這類印有天馬圖案的彩畫具有極強的靈力，堪稱天人兩界的高鐵。清初李王逋在《蚓庵瑣語》中記載了一例當時的紙馬故障：蘇州高道施道淵行法，召喚溫元帥下凡捉妖，俗言請神容易送神難，溫元帥在完工之后居然賴著不走，“臨去索馬，連燒數紙不退”，最終施道淵發現這是由于“馬足有疾，不中乘騎，因取未化者視之，模板折壞，馬足斷而不連”，于是“乃以筆續之，帥遂退”。此類可視為廣義上的紙馬之一。

印有披甲天馬的紙馬

而生活中更為常見的則是另一類紙馬——印有各類神佛畫像的紙馬，一張不大的紙上，印有不同的神祇，各自對應著天界仙佛。在不同的祭祀場合，只需按照所需的神靈選出相對應的紙馬即可。中國的眾神世界無所不包、無所不能，各式各樣的紙馬在大江南北均能找到用武之地。《金瓶梅》中，李瓶兒去岳廟進香祈愿，便花一吊錢買了“紙馬香燭”；后西門慶患病，正室吳月娘也是“備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代其上泰山求禱；《儒林外史》里描寫結拜場面，由于條件有限，也只能“就在那河廳上面供了文昌帝君、關夫子的紙馬，兩人磕過頭”；至于范進中舉時，范進母親因開心過度，痰迷心竅而亡，胡屠戶只得請僧人來“拜梁皇懺、放焰口”，更是需要“去約僧眾并備香燭紙馬寫疏等事”。晚清的上海青樓中常有宣卷表演，嫖客與妓女借看演出之機相互調情，在這種場合下，也需把紙馬擺出供上；就連袁世凱去世時，當時國務院所設的祭席上除了掛袁世凱遺像之外，也是擺有相助紙馬等物。可見，求神辦事，婚喪嫁娶，無不需要紙馬。

晚清《圖畫日報》所刊宣卷圖，案上供有一排紙馬

逢年過節，紙馬更是少不了的。《紅樓夢》中描寫寧國府除夕祭宗祠，只見“到了臘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齊備……王夫人正房院內設著天地紙馬香供，大觀園正門上也挑著大明角燈”。當時舉國習俗即是如此，江南更甚，自臘月廿四送灶起，便要在家中供奉焚燒灶王紙馬；之后“先幾日掃屋塵，供諸神紙馬，具牲醴，設果餅，以酬卒歲之平安，曰做年。事畢祭先……”；過年祭拜先祖時，要設家堂紙馬；大年初五接財神，又要提前置辦五張精致的“路頭財馬”，分別為招財童子、利市仙官、五路大神、趙公元帥、田公田母。各類紙馬稱得上是種類繁多，彼時上海的小校場和棋盤街一帶，便有眾多店鋪印制出售紙馬，市場繁榮。

“路頭財馬”

紙馬禁令

然而就在八九十年之前，江南地區逢年過節焚燒紙馬的習俗竟被知識分子們視為陋習。先是民間有反對春節期間使用紙馬的呼聲，繼而江浙滬各地政府相繼出臺政策，限制紙馬的生產與買賣，這不得不說是一件奇事。

當時人反對紙馬，自然不是像現代人反對燃放煙花爆竹那般，出于環保方面的考量。誠然，紙馬有多般不好，焚燒紙馬產生灰塵；印制紙馬費時費力；購買紙馬消耗錢財；紙制品又極易引發火災，各地多見紙馬鋪失火的記載。然而，這些通通不是當時人們反對紙馬的理由，紙馬之所以不受待見，是因為紙馬太迷信！

早在清末起，便有不少知識分子將中國國運不盛的原因，歸結為知識方面的落后，以及人民的愚昧無知，在這種情況下，“科學”成為了救國良藥，與之相對應的“迷信”就該被大加撻伐。而若要“開啟民智”，就必須把民眾思想中的迷信因素剔除出去，塑造“新民”。“反迷信”成為知識界的共同目標。于是，科學之外的風水、魂魄、鬼神等超自然事物，皆被歸為迷信一類。上世紀初，陳獨秀在《惡俗篇》中即寫到“人們燒香信佛，打醮做會，是上了大當”，“燒香信佛，打醮做會”所需的紙馬，連帶著被歸入迷信一類了。既然灶王爺和財神爺是不存在的，那送灶和接財神時所需要的紙馬，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各大報刊上紛紛開始出現批判焚燒紙馬這一陋習的文章。

最終，知識分子們的愿望被官方所采納，全國各地的寺廟神祠被政府收編，改用作教育事業，寺廟之外的民間習俗，如紙馬一類，也開始受到打壓。彼時國民政府已完成北伐，終于可以將精力投入到精神文明建設方面，根據孫中山在《革命方略》中的構想，不但要消滅“政治之害”，也要斷絕“風俗之害”。不幸的是，紙馬就被歸為了“風俗之害”的一類。在1928年的全國教育會議上，上海教育局上交提案，建議設立“紙馬捐”這一稅收款項，對于從事紙馬這類“迷信”產業者，應課以重稅，當做是“社會教育經費”。緊接著，1929年10月，內政部制訂了《風俗調查綱要》分發各省，為破除迷信、移風易俗做準備。與此同時，北平市公安局已開始在年底開展為期三個月的“禁售陰歷年關紙馬”的活動。30年初，蔣介石在國府總理紀念周的講話上強調了改革社會習俗的必要性，內政部令行全國，頒布《取締經營迷信用品業辦法》，限紙馬行業的從業人員一年之內改行，再有經營紙馬者，紙馬會被警察沒收，紙馬鋪的店主經理還會被拘留罰款。

浙江省民政廳轉發的風俗調查綱要

新政出臺不到一年，各地已是怨聲載道，從浙江省在1930年初反饋的情況來看，全省從事紙馬生產和銷售者有五十萬之眾，勒令這些人倉促改行，會造成極大的失業問題，造紙業等下游產業也會大受影響。城市中的情況相較而言更容易掌控，但如要將政策推廣到鄉村，則需投入更多的警力。在政策推行最徹底的江蘇省，各地警方尤為嚴厲，引發了社會恐慌，鎮江、揚州、無錫等地從事香燭、錫箔、紙馬這類“迷信”產業的從業者們聯合起來，組成同業公會，抵抗內政部的政策；1930年底，年關將至，由于難以買到送灶祭祖用的香燭紙馬，上海市也陷入恐慌，市商會不得不向社會局協調，請求警察降低沒收處罰標準。浙江省政府在政策推行舉步維艱的情況下，不得不向國民政府反映情況，懇請變通。

出現這種情況，已不是知識分子們可控的了，雖然顧頡剛曾批判國民黨的“反迷信”政策，他認為“先人的藝術遺產隨著反迷信一起被丟棄了，與其如此就根本沒必要反迷信”。但是，這種聲音很快就被當時處于知識界霸權地位的“科學主義”所淹沒。而紙馬這類的民間習俗及制作紙馬的民間工藝，我們今日再也無法在上海這類的現代化大都市中看到。

所幸，當回憶起逐漸消失的習俗時，人們還來得及禮失求諸野。在當下的江南鄉鎮，或多或少還保留著一些傳統習俗。在蘇州和無錫郊區，紙馬的需求量依舊很大。雖然印制紙馬的雕版已在歷次反迷信運動中損毀，但人們又開始使用電腦制圖技術印刷紙馬。只是傳統手工業的紙馬工藝，在挺過了百年來的諸多反迷信運動之后，卻不得不向現代科技低頭，面臨著失傳的困境。

當代手工紙馬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