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語言文字的重要性逐漸為知識分子認可，而圍繞怎樣改革文字及是否采用萬國新語（即世界語）等問題，當時思想界有很多的論爭，李石曾、吳稚暉等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廢棄中文改用萬國新語，章太炎則極力反對廢棄漢字中文。論爭各方雖有許多分歧，但大體上對于改革國語、“講求世界新學”和學習西方語言都沒有異議。

事實上，在對待世界語（萬國新語）方面，章太炎、劉師培都有一個變化過程，有屬于主動因應形勢的立場改變，也有屬于被論敵逼迫出來的表態；有屬于章劉之間的惺惺相惜，自然亦有兩人之間的暗中較勁。以下就先從劉師培政治立場的轉變說起，重點圍繞劉師培與章太炎的關系展開。

1907年下半年，已經開始信仰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劉師培，不再滿足于只講反滿，“不計民生之疾苦，不求根本之革命”的做法。他在政治立場與文化取向上已經日顯激進，主張顛覆清朝后在中國實行無政府主義，盡管在私人關系及對待中國傳統學術的立場上仍然與章太炎走得較近，不過在接納所謂萬國新語和無政府主義的態度上，政治態度日趨激烈的劉師培明顯更偏向《新世紀》雜志和吳稚暉的立場，這通過日后他一系列關于世界語的論述即可得知。

明治維新后，日本知識界掀起學習外語的熱潮，一些知識分子在1880年代末期開始注意到世界語，丘淺次郎在1891年最早開始學習世界語。之后，如吉野作造、樋口斟治郎、中目覺、安孫子貞次郎、淺田榮次等日本激進知識分子都對研習世界語產生了興趣，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如長谷川二葉亭、田川大吉、堺利彥、大杉榮等對世界語尤其熱衷，其中大杉榮對后來者學習世界語的影響最大。1906年，橫須賀與東京相繼成立世界語協會，6月，世界語協會還在神田青年館召開了第一次大會，多位世界語學習者發表了演講，大會還決定在日本各地設立“支部”或“分會”，8月，協會的機關報《日本世界語》雜志創辦，并發行了第1卷第1號，從10月起每月發行一期，借以宣傳推廣世界語。之后，大阪、橫濱、京都等地也紛紛成立了世界語協會支部。村木達三、長谷川辰之助、丸山順太郎、加藤節等人也相繼編寫出版了一批世界語教材和介紹性書籍。在這樣的集體努力下，左翼色彩甚為濃厚的世界語運動在日本聲勢頗為浩大，一度吸引了不少學習者，其中就包括當時在日本留學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

受到日本激進知識分子倡導世界語的影響，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受到吳稚暉等人創辦的《新世紀》雜志的影響，人在東京的劉師培至少從1907年下半年起就已經開始學習世界語了，所以才能在1908年3月出版的《天義》報上發表《ESPEARNTO詞例通釋》一文，公開鼓吹世界語（即Esperanto）。在這篇文章中，劉師培認為自古及今，世界上只有兩種爭端：“一由生計而生，一由感情而起。”由于生計造成的爭端是“財產不平均”，感情造成的爭端，其原因在于“語言不統一”。要解決這兩個爭端，有兩個辦法：“一為平均財產，一為統一語言。欲平均財產，必推行共產制度；欲統一語言，必采用Esperanto之文。”可以看出，劉師培之所以推崇世界語，重視其作用，是由于他受到了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認識到財產的不平等是矛盾的根源，冀圖借平均財產和統一語言的方法來解決“世界爭端”。進而在劉師培看來，中國境內爭端的肇因也是各地的語言隔閡與語言差異，“語言統一，則競爭自息。此非惟一國為然，即推至世界，又何獨弗然也？”這里劉師培將因為語言導致的人類矛盾夸大，又將語言的作用無限放大，希望借語言的統一解決復雜的社會問題。而這個所謂統一的語言即“人為之文字”——世界語：“欲期世界之統一，不得不統一言文。欲期言文之統一，又不得不創人為之文字。所謂人為之文字者，即Esperanto是也。”

在劉師培看來，世界語不僅是解決世界統一的法寶，也是類似于中國官話的語言，“其作用與中國官話等”，中國人如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必首習Esperanto”。學習世界語比僅學習任何一種外國語言文字為優勝，因為未來的世界，世界語“必為世界普行之語”，這從當下世界語正在世界各地迅速受到歡迎的情況即可推知。而世界語之所以大受歡迎，是因為其構造簡單、文法簡明，所以能在20年間，“推行幾遍于世界”。加之世界語的構造法，“恒與中國之文字相符”，故也“適宜于中國人民”，讓中國人肄習起來“至為便易”。假若中國人要學習外國語言文字，一定要學習世界語，學成之后益處眾多：

蓋歐美各國，團體林立。每一團體必有Esperanto文所刊之報。雖下至速記、寫真各業，莫不皆然。至于新譯各書，則哲學（如康德諸人之著述）、文學（如荷士比、杜爾斯德及波蘭Prus、法國Vallienne之書）、科學（以醫學為尤眾）、歷史之屬，以及詩歌、韻文，凡歐美人士稱為名著者，均有刊行之本。近則新刊各書，歲增數倍。是學成之后，不患無可閱之書報也。

即便不以讀西文書報、增廣學識為目的，而以留學和游歷為目的，懂得世界語亦可為學習者提供方便。“歐洲各國，凡商店、旅館，其招待之員均通Esperanto，入其國境，即未悉其本國語言，若諳悉Esperanto，其所應用與通其本國語言者相同（日本人之游歷歐洲者，或僅通英、德之文，不諳法語，然身至法國即改操Esperanto語，于社會交際至為利便）。”之后隨著世界語的日益流行，學習者所獲益處就會更多，“聽收之效亦愈巨”，比起那些僅僅懂得一兩國文字的人，收效也更為明顯。

進一步，劉師培認為，英、法、俄、德各國文字繁雜難學，學習者需要花費多年苦功才能見效，相比起來，世界語只需“記悉語言數千則，明晰文法十余條”，有大約一年工夫，便“于會話、譯書、通信、作文，均可從事”。中國人學習世界語的難度與學習日本語相當，可所得收益，比熟悉歐美數國文字的好處還要大。“其便利略與肄習日本語相同，而所收之益，則較通歐美數國文字者為尤巨。”所以，世界語在未來有著光明的發展前景。

對劉師培來講，世界語就是中國迅速融入世界、學習西方的終南捷徑，通過它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還可由世界語“期世界之統一”，實現世界主義的夢想。不過劉師培也認識到，學習世界語雖然有諸多好處，但眼下的中國還不能如吳稚暉所主張的廢除中國的語言文字。“然當今之世，驟廢絕中國語言文字，代以Esperanto，亦屬甚難。”由于外在條件并不具備，各專門學堂、各學校無法開設世界語課，中國也非常缺乏世界語教師和教材，故不能一蹴而就。對此困難，劉師培并不沮喪，“以竭力傳布為天職”，并提出改變的對策與應付諸的行動：

吾等對此問題計有二策：一則開設傳習所于東京，延日人為講師，并由上海同志開班教授，以為養成教師之豫備；一則編輯字典、文法書及讀本，字典一書系用漢、Es、英三本合璧式；讀本一書系按學級編定，已由同志編輯，不日告成；而文法之書，名曰《Esperanto詞例通釋》，則由鄙人編纂，以備中國人士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