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游識猷、Cloud 果殼

聽過“煤礦里的金絲雀”嗎？

直到1980年代，煤礦工人下井時，還依然隨身帶著這種金黃色羽毛的小鳴禽。工人們把它們當寵物，吹口哨哄它們玩。但它們最重要的任務，是用自己的痛苦來給人類發出警報。

金絲雀耗氧高，對氧氣濃度下降很敏感，遇到一氧化碳這些無色無味的有毒氣體也中毒得很快。當金絲雀看上去不正常甚至死亡時，礦工們就知道，周圍出了問題，要趕緊逃生了。

金絲雀若是出現異樣或死亡，意味井下環境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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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世界各地，焦慮和抑郁的患病比例都在與日俱增。他們吞下花花綠綠的藥片，接受各式各樣的治療。

但有沒有可能，他們也是一群“煤礦里的金絲雀”。他們的痛苦，來自對有毒環境的敏感。

金絲雀出問題，根源其實來自煤礦里看不見的毒氣。

人的精神出了問題，至少一部分的根源，來自社會里看不見的“有毒氛圍”。

自私的資本主義

現代生活越來越舒適便利，人們能獲得的物質享受比前人要多得多，應該可以活得很幸福才是。

但現實卻是，焦慮抑郁等情緒障礙，折磨著越來越多的人。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全球有9.7億人遭受著某種精神困擾，且在過去的30年里，焦慮和抑郁的患病比例上升了40%多。其中，正在遭受抑郁癥困擾的人大約有2.8億。

不同于日常的情緒波動，抑郁是一種較為嚴重的健康問題，持續影響著人的飲食睡眠、學習工作、人際關系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更為嚴重的情況下，抑郁還會導致自殺——它是15至29歲人群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為什么生活變好了，病人卻變多了？

有人認為，并不是病人變多了，而是“查出來的病人”變多了。在現代，心理學和精神病學得到了更充分的發展，做的篩查更多，從前的“瘋子”“懶人”，如今則會被確診為心理或精神疾病。

但也有人認為，有些地方的“病人”確實變多了。

英國心理學家奧利弗·詹姆斯（Oliver James）就提出異議，如果只是篩查增加的緣故，那么醫學水平差不多的發達國家，為什么有的地方病人多，有的地方病人少呢？

2004年，世衛組織就選擇了多個國家進行研究，特意用同樣的面談者，同樣的評估工具，去研究能代表那個國家的人群。這相當于用了“同一把尺子”，去衡量不同國家的人在過去一年里的心理健康狀況。部分國家的結果如下——

可以看到，同為發達國家，遺傳基因、文化背景也差異不大，但西歐幾個國家的心理健康要遠好于美國。

奧利弗·詹姆斯認為，美國與西歐之間的差異，是源于“自私資本主義”（Selfish Capitalism）與“非自私資本主義”（Unselfish Capitalism）的區別。

“自私資本主義”有四個特點——

①確信消費和市場可以滿足人類幾乎所有的需求；

②對金融服務和勞動力市場的監管降至最低，比如強烈偏向雇主而非工會；

③大力推動公共物品（水、電、煤氣等）的私有化；

④對企業成功程度的評估，主要基于企業當前的股價。

總體來說，美國非常符合這四條標準，和美國一樣同屬“自私資本主義”陣營的還有英國、新西蘭等等。自從里根、撒切爾、布萊爾等英美領導人執政后，這些地方的“自私資本主義”特質就越來越明顯。

北歐和西歐國家，則相對傾向于“非自私資本主義”陣營。

“自私資本主義”的國家里，貧富差距較大，非常富裕的精英階層財富集中度較高，收入低于平均工資一半的人口比例較高，平均個人儲蓄較低而債務較高，平均工作時間較長，經濟安全性較低。簡言之，富的特別富，窮的特別窮，特別窮的特別多。因此，“自私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更認同高度重視金錢、外表和社會地位的“物質主義”（materialistic）。

“非自私資本主義”的國家里，貧富差距沒那么大，富的沒那么富，窮的也沒那么窮，特別窮的不太多。國民也不那么認同“物質主義”。

物質主義

美國心理學家蒂姆·卡瑟 (Tim Kasser)發現，“物質主義”可能是造成痛苦的原因。

卡瑟讓他的研究對象思考，實現如下愿望對自己有多重要——

關于金錢上的成功

· 我將有一份社會地位很高的工作。

· 我會得到一份薪水豐厚的工作。

· 我會在財務上獲得成功。

· 我會擁有很多昂貴的東西。

關于社會認可

· 我會做出受人認可的事情。

· 我會很出名。

· 我會受到很多人的欽佩。

· 我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媒體上。

關于有吸引力的外表

· 我會保持年輕，不顯老。

· 人們經常評論我看起來很吸引人。

· 我的發型和服裝都很潮。

· 我會得到我想要的外表。

眼熟嗎？這些與金錢、地位、外表相關的愿望，正是當今世界里人們普遍抱有的愿望。但它們同時也是與物質主義高度相關的愿望。

卡瑟的研究發現，無論男女老少，越是渴望獲得“物質主義成功”的人，就越是焦慮、抑郁、缺乏活力、幸福感低、感覺難以適應生活。不僅如此，他們還出現了更多的身體癥狀，他們更容易頭痛、背痛、喉嚨痛、肌肉酸痛……

對物質和財富的追求，不但傷害了人們的心理健康，同時還傷害了身體健康。

“物質主義”的價值觀，還會影響親密關系。

越是物質主義的人，就越常擁有如下特質：把別人當做競爭對手、操縱別人、自私自利、缺乏同情心。這些特質會傷害人際關系，當你視他人皆為敵人，身處人間就如同身處地獄。

心理學家亞倫·阿胡維亞(Aaron Ahuvia)曾經調查過美國的相親網站使用者，發現這些人雖然是去找人生伴侶，但他們談論這件事的方式卻充滿了“市場隱喻”：

· 自己去相親，是“小孩進了糖果店”，

· 新來相親的人，是“上桌的新鮮肉”，

· 相親中介很重要，就像“職場獵頭”，

· 自己對相親感到焦慮，因為覺得“自己沒什么賣點”，

· 對自己有自信，因為認為自己現在是“市場上的好產品”，

· 為相親打扮，是因為“一個好包裝很重要”，

· 去相親感覺就像“去面試工作”，

· 多見幾個人，是“投資股票組合”，

……

總之，大多數人都把自己當成商品，也把別人當成商品，很少人談論如何關心他人，如何深入地了解一個人……

即使得到了這樣的親密關系，隨著自己和對方的“市場價值波動”，焦慮和痛苦也會隨之而來吧？

蒂姆·卡瑟總結說，物質主義讓我們變得更加痛苦的原因有三個——

①制造焦慮，讓我們覺得更不安，更有壓力，更擔心“輸”；

②讓我們過度工作，拼命掙錢，去購買其實并不真正需要的東西，并不得不消耗時間精力去管理已擁有的過多物品；

③讓我們將自己物化，也將別人物化，破壞我們的人際關系和親密關系。

因為害怕自己被視為不如別人，人們開始花更多的時間在工作上，花更少時間陪伴家人，或為了贏得社會的認可和接受而進行更高水平的消費，或躲在家里通過社交媒體營造一個修飾過的人設來與別人交流……競爭越發激烈，分裂也逐漸顯現。

研究還顯示，當人們重視物質主義，重視外在的財富、名聲、外表時，就更少注意自己的內心需求，更不會追隨自己的興趣和好奇心，會離自由更遠，離真正的自我更遠，也離內心的平靜快樂更遠。

不平等

“自私資本主義”不但帶來了“物質主義”的盛行，也帶來了更大的貧富差距和更多的不平等。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平等影響著每一個人的幸福感受、心理健康。

性別不平等，正是女性更容易抑郁焦慮的原因之一。

2016年，哥倫比亞大學的一項研究調查了30至65歲之間、有全職或兼職工作的2萬多位美國成年人。將教育背景、工作資歷差不多的女性男性對比分組之后發現，9000多組中的男性收入超過了女性。

與此同時，研究人員也找出了同工不同酬對女性情緒的影響。調查發現，當女性的收入低于能力和自己相當的男性時，女性患重度抑郁、焦慮的幾率顯著高于男性——此時女性的抑郁是男性的2.43倍，焦慮是男性的4.11倍。而當女性收入高于男性時，女性患抑郁和焦慮的幾率和男性的差不多。

女性面臨著更低的工資、更小的升遷可能性等等不好的職場經歷，當她們把這些遭遇歸咎于自身時，就可能面臨更高的情緒障礙風險。

在一個家庭中，女性哪怕和自己的男性伴侶有著差不多的收入水平，也可能因為身為女性而還需要擔負更多的家庭責任——養育孩子、完成家務、照顧老人等，因此也會有著比男性更為顯著的情緒障礙傾向。女性身上所肩負的超負荷的角色束縛，已被證明會增加精神壓力、引發睡眠問題和焦慮等癥狀。

性別不平等令女性痛苦。貧富差距則令窮人精神痛苦。

現在，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被越來越少的一小部分人控制著。在全球范圍內，收入不平等、貧富差距都呈現上升趨勢。

首先受到沖擊的，是身處社會結構底層的窮人。

“世界上最無情的殺手、痛苦的最大根源，是極度貧困。”對于貧困，世界衛生組織曾如是介紹。

貧窮，既是精神健康問題的原因，也是結果。僅為了維持基本的生活水平，有的人就不得不拼盡全力，不停地焦慮錢的事情，但仍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背負巨額債務。貧困的經歷，會通過社會壓力、羞辱感、直接的身體創傷等損害人的精神健康，而精神健康問題又可能導致就業難或失業，從而致貧。因此，很多人陷入了貧困、遭受精神痛苦的惡性循環中，難以脫身。

貧困與精神問題的研究已有很多。有些研究證明，和富裕國家相比，貧窮國家的抑郁癥水平更高。有些研究表明，當災難或困難時期（如失業或農民遇上持續干旱等）破壞了經濟環境時，抑郁癥的比例隨之上升。還有許多研究發現，在身陷貧困的人群中，精神疾病的問題往往更嚴重，持續的時間更長，而且造成的后果更糟糕。

壓力接著傳到了中產階級身上。

中產階級雖無需擔心溫飽問題，但依然會因為社會中的不平等而痛苦。2015年的一項研究表示，和社會上層或底層的人群相比，靠近社會中間等級的人群有著更高的抑郁和焦慮比例。社會不平等給中產階級造成的地位焦慮，在不斷上升。許多人渴望躋身上等社會，同時又害怕跌落到社會底層。

富人也難逃影響，尤其是治安問題——除非他們打算像坐牢一樣，永遠待在自己重金打造的戒備森嚴的豪華城堡，否則只要一出門，就難免陷入加劇的不信任感、不安全感之中。

經濟學家阿瓊·賈亞德夫(Arjun Jayadev)和行為科學家塞繆爾?鮑爾斯(Samuel Bowles)發現，社會越不平等，安保、警衛人員(guard labour)的數量就越多。兩位研究者研究了美國私人安保雇傭與社會不平等之間的關系，發現美國2006年雇傭的私人安保人數和高中教師一樣多，數量差不多是1980年的兩倍。而目前在美國的許多地方，安保人員的數量早已超過了教師數量。

其他國家的數據也都顯示，經濟收入越不平等，投入到安保領域的資源就會越多。這些研究關注的僅僅是安保人員的數量，還沒有算上安保工作相關的監控攝像頭、跟蹤監視器、鎖具等工具的數量變化情況。需要指出的是，不平等與安保數量之間不是因果關系，但兩者之間的關系非常緊密。

對此，有的經濟學家表示惋惜，因為這么多的安保工作并不是生產性的，這并不意味著所有安保都是不必要的，而是說社會本可以不用花這么多資源在這上面，本可以用于其他更有社會生產力的方面。

此外，當越來越多的人僅僅為了維持基本的生活水平而背負巨額債務時，難以避免的金融危機、經濟震蕩也能給富人造成重創。

面對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富人們面臨著兩種選擇，一是捐出自己的部分資產，然后發起促進社會平等的運動，二是保持沉默。

然而，大多數富人似乎更喜歡第二個選擇。像恩格斯那樣試圖爭取社會平等的富人并不多。恩格斯的父親擁有多個大型紡織廠。但在看到童工和工人階級的苦難后，年輕的恩格斯開始變得激進，渴望糾正社會的巨大不平等。

英國心理學家詹姆斯·戴維斯（James Davies）發現，現代社會甚至還出現了第三種選擇——把痛苦僅僅定義為一種個人的疾病，而不歸因于“社會需要改進”。

痛苦因何而來

最初發現這點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

馬克思與恩格斯觀察到，要成功地剝削工人，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工人內心接受了對自己的壓迫，真心認為壓迫是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

詹姆斯·戴維斯則發現，現代的整個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研究，某種意義上也在扮演類似的角色，比如說——

· 將痛苦定義為個人原因，而非社會原因。假裝人們的痛苦與當前的經濟無關。引導人們認為是他們自己需要改變，而不是社會的經濟和制度有缺陷、需要變革。

· 根據經濟目標，重新定義“優秀”。“優秀”被定義為“有助于經濟增長和提高生產力的價值觀、情緒和行為”，比如事業心、好競爭、勤奮努力。

· 醫療干預那些不利于經濟增長的行為和情緒，比如用醫療手段去治療“員工滿意度低”。

· 化痛苦為新消費機會。售賣各種“解決痛苦的方案”。于是很多人的痛苦，變成了利潤豐厚的龐大市場。

詹姆斯·戴維斯認為，并不是一小群精英在密室里有意炮制出了這些陰謀。而是隨著經濟增長成為整個社會最關心的事情，一切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這樣的方向。

對精神痛苦的治療，尤其是藥物治療，當然有價值和用處。但詹姆斯·戴維斯認為，現在需要考慮的是，這些治療是否被濫用了？

他打了個比方，抗抑郁藥和抗焦慮藥有點像“借債”，兩者都有明顯的合理用途——藥物可以用于緩解短期內的嚴重問題，借債也可以用于臨時度過難關或進行合理投資。然而，兩者的規模在近幾十年來都不斷攀升，它們把問題歸咎于個人，讓某些行業攫取了豐厚利潤，同時掩蓋了社會里深刻的結構性問題，并很可能造成了長遠的危機……從長期來看，人們要過上更好的生活，可能需要限制這兩者的濫用。

在“自私資本主義”的英國，自2000年開始，人們的平均工作時間開始大幅增加，而工作變得越來越不穩定，人們平均6年換一次工作，比之前縮短了1/3。所謂的“零工經濟”興起，越來越多的人成為“臨時工”，沒有穩定的就業機會。另外，工作機會集中在房價高昂的大城市中心，很多求職者不得不在遠郊居住，然后長途通勤去工作，在倫敦，人們每周花在通勤上的時間接近7小時……這些變化意味著人們現在的工作時間比從前更長，通勤時間也更長，而工作則更不穩定了。人們花在自己身上、家庭、親友上的時間變少了，安全感變差了，釋放情感壓力的渠道變少了……

人們因為這些不安，而變得更加物質主義；又因為物質主義，而變得更加不安。

研究發現，我們的父母、朋友、社會和媒體宣傳都可能讓我們擁有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其次，當人們缺乏安全感或者受到威脅時，也會變得更加物質主義。過去的電視廣告、如今的社交媒體，也讓很多人深受物質主義的影響。

在社會經濟方面，物質主義引起的消費和支出促進了企業的高利潤、國家的經濟增加和政府的稅收。但對個體而言，物質主義和較低的幸福感、更少的親社會行為、更高的生態破壞行為等有關系。

在這樣的“有毒氛圍”里，當然會有越來越多的“金絲雀”倒下。

曾任聯合國專員的精神健康專家戴尤斯·普拉斯 （Dainius Pūras）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只關注醫治個人的醫療模式”會造成什么樣的問題。

戴尤斯·普拉斯曾經遇到過一位女士，她女兒九歲，患有自閉癥，因為身在發達國家，所以女兒有機會接受特殊教育和支持。然而，有一天老師告訴這位女士，她女兒今天在學校比之前要煩躁不安許多，建議找醫生再評估下病情。

然后這位女士僅僅花了一分鐘，就找到了女兒一整天煩躁不安的原因——她的鞋子里進了一顆小石頭。

普拉斯說，這就是醫療的專業人士常常會犯的錯誤——他們太習慣“診斷疾病”了，尋找疾病，然后治療，如果只是透過這個“濾鏡”去看世上的一切，就會只看到個人身上的病癥，而看不到更廣闊的圖景。醫生們可能會給煩躁的病人開更多的藥，卻完全忽視了病人鞋子里的小石子。

普拉斯后來主導撰寫了兩份聯合國報告，呼吁為患有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提供更廣泛的社會支持（人際關系、社區團體等），并呼吁去解決造成困難的社會原因——貧窮、歧視、不平等、過度工作、社會排斥等等。

“在世界各地，不平等都是心理健康的一個主要障礙。”普拉斯指出。

要想遏制日益增加的精神疾病和自殺率，各國政府就得下功夫減少不平等、貧困和社會孤立等問題。普拉斯呼吁提供更好的早期教育和快速干預方案，以支持有過貧困或其他不良童年經歷的人，加強勞動力工會，并改善社會福利。

“證據表明，在獲得治療的同時，我們必須注重預防，而社會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是改進預防工作的關鍵。”

如果這些根源沒有得到解決，心理健康出問題的人只會越來越多。

關于文章開頭提到的金絲雀，后來有人發明了金絲雀復蘇器。

當金絲雀出現異常時，立刻關上前方的門，

同時，上方的氧氣瓶會為金絲雀輸送氧氣，

這樣金絲雀就不會再因為井下有毒的環境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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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治療的心理咨詢師常常會看到這樣的家庭案例，“大人生病，小孩吃藥”，明明是家長有著嚴重的問題，但被傷害的、吃著精神藥物的卻是孩子。

而在一個社會里，又何嘗不是“社會生病，個人吃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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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游識猷、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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