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者按】電影，這個被譽為“第七藝術”的喜麟兒，已經誕生了126年光景。電影是時代的記錄，承載著社會文化與歷史記憶。我們在流傳至今的影像中習得過去百年風云留下的痕跡，除了主流影像承載著民族與大眾的興榮，還有一部分被譽為“私家電影”的時代產物，在被不斷發掘，補缺歷史記憶。在世界電影誕生紀念日到來之際，筆者就此問題與現從事中國歷史影像及藝術文獻的收藏與研究的龔偉強先生交流，他從民間渠道發現并采集了多部早期存世的稀有膠片。

采訪對象：龔偉強（上海音像資料館電影采集專家）

采訪人：陶賦雯（上海師范大學影視傳媒學院副研究員）

陶賦雯：請龔老師先介紹一下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老電影拷貝采集的？您眼中的“私家電影”是如何定義的？

龔偉強：說句不謙虛的話，我確實是上海電視臺有史以來第一個科班出身的電視文藝導演。可能是天秤座過于追求完美的原因，對自己所做的某些節目不是十分滿意，有一段時間甚至感到特別疲憊。2011年臺領導把我安排到電視臺屬下的音像資料館做研究。其實做研究也不是我的強項，但是既然到了新的部門總要做點與眾不同的事吧，我先是旁觀，看看同事們究竟是在做些什么事。我發現資料館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境內外的影像保存機構采集老電影（主要是紀錄影片）中的上海歷史影像。我就跟館里領導提出來說，你們從其他機構采購的都是別人家的復制版視頻，為什么不直接采集老電影膠片呢？領導說你有渠道那就你去試試。也算是運氣吧，我嘗試的第一炮就打響了：從民間收藏品市場收到了一批舒新城拍攝的獨家電影膠片。隨后在我的推動下，采集范圍又從原來的上海題材擴展到凡是有中國早期影像的都要了。

龔偉強在拍賣會預展上檢查膠片品相

民間采集，與機構采集有兩個明顯的不同。一個是采集的載體不同，向機構采集的是視頻資源的復制，人家不會把館藏的膠片或拷貝賣給你，即便有復本也不會給你，因為他們要保持館藏資源的獨家性。所以有的時候一部10分鐘的新聞紀錄片，他們能給你的只是其中的5分鐘、6分鐘，出再多的錢也不行。民間采集就不一樣了，你買來的是一本本電影原始膠片或拷貝。另一個不同就是內容的不同，影像機構館藏的大多是早期的新聞片、宣傳片之類的，而流入在民間市場的則可能是一些私人拍攝的膠片，最常見的是結婚、做壽、旅行、出殯一類的東西。

至于“私家電影”四個字，可以說是我杜撰的，當然也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概念。只是為了方便區分以前我們看到的、已經熟悉了的新聞電影短片和電影紀錄片。在西方，特別是美國有“家庭電影”的傳統。我曾經看到過一篇譯文，標題是《家庭電影的創始者》，是一個叫Don Wharton美國人寫的，傅國棟翻譯的，其中有一句話我記得非常清楚，他是這么定義的：“由愛好家庭電影的父母們或是那些業余攝制家所制成”。但美國的“家庭電影”一詞，往往又與“家庭影院”的概念相混淆，“家庭影院”在西方是一種可以發行、銷售的載體。所以我就另辟蹊徑造了那么一個詞：私家電影。在我的概念里私家電影首先是姓“私”，用私人擁有的電影拍攝設備、以私人的技能拍攝的私人生活。類似于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風行的用DV攝像機拍攝的東西，但DV畢竟是錄像帶，不是膠片電影。

陶賦雯：由于歷經戰爭、社會動蕩、家族遷移以及影片拍攝者（擁有者）故世等因素，加上私家影片大多是未曾制作復本（拷貝），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私家電影膠片并不多，能夠進入專業機構用于收藏、保存、研究的更是鳳毛鱗爪。2011年您就開始從事民間私家電影膠片的采集工作，譬如舒新城拍攝的影片，還有《西北紀游》等等，都是紀錄電影史上罕見的影片資源，您能談談這些影片的采集過程或其中有趣的細節嗎？

龔偉強：說起民間采集，其中的酸甜苦辣各種滋味都嘗過的。就拿舒新城的影片來說吧，文物商人手里有那么大大小小10本膠片，但他不知道膠片上的內容是什么，因為他沒有放映設備。我就是靠片盒、片芯上當年拍攝者做的標記判斷是舒新城的作品，隨后去找舒新城的日記，哇！非常巧，日記中非常詳細地記錄影片拍攝的過程，譬如今天去了哪里，見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拍攝了幾英寸的膠片，事無巨細地一一記錄在其中。我甚至覺得，日記上的很多內容并沒有在這10本膠片上，也就是說舒新城拍攝的影片遠遠不止這些，還有佚失或散落在其他人手上。

當然，不是每一次都是那么幸運的。你剛剛提到的《西北紀游》，是一部非常非常重要的電影紀錄片，是可以改寫大歷史細節的影片，紀錄影片史上大概只有一部孫中山葬禮可以與之媲美。雖然當年報刊上有許多宋子文考察西北的報道，我也都一一收集了，但還是感覺缺乏細節，許多拍攝地點、人物還沒有確認，我一直在找宋氏日記，但至今為止還沒有看到。

民間采集最大的問題，就是你在一堆根本不知道來源、毫無頭緒的舊電影膠片中首先要做出判斷：值不值得買。按照現有的體制與流程，領導們肯定會問你為什么要買，買來有什么用？這就需要采集者做出明確的判斷與回答。非常欣慰的是，10年來經我手采集的私家電影膠片，幾乎沒有失誤。

這里舉一個例子。有8本膠片的《大戶人家》（暫名），賣家信誓旦旦地告訴我這批東西是從上海沈尹默先生家里出來的，開始我信了，因為查信息，前段時間沈尹默故居正在準備拆遷。但我還是不放心，特地走訪了沈氏故居，并聯系上了在北京的沈氏后人，得到的回音是他們家從沒有人看見或知曉有電影膠片。那我只能跟領導們報告說：在那個年代住洋房、吃西餐、出殯陣勢浩大、海內外到處旅行的一定是非富即貴的大人家，買下來肯定不虧。好了，最近電視臺融媒體中心的一位資深編輯幫我們確認了影片中的一位人物就是早年香港大佬周壽臣。果然是頂級的大戶人家吧。

陶賦雯：您剛剛說的故事，給我的感覺是：在膠片采集的一開始就要同步進行影像辨識與考證了。你們是怎么做到的？有沒有什么特殊訣竅呢？

龔偉強：影像辨識不僅是一種技藝，也是一門學問，在我看來可以從景觀辨識、人像辨識與年代辨識三個方面入手，影片中的建筑外觀、周邊景物、人物服飾、人物關系和時代性的器物等都可以被視為影像辨識的方式與手段。當然，膠片、膠片盒以及膠片盒或盤芯上遺留的片紙只字，都是我關心關注的細節。

人像辨識與拍攝場景考證，是沒有什么捷徑可走的，是需要長期積累的。這些年來，為了影片采集，我個人從各種渠道買了大量的早期老照片和圖片冊，有人像的也有各地城市景觀、標志性建筑的。當然，更多的還是需要讀書、讀歷史書，讀人物傳記，畢竟我現在從事的都是和歷史、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有關的工作。前面提到的融媒體中心的同事，他之所以一眼就能認出周壽臣，就是因為前些年他做過香港歷史的紀錄片。而我從影片發現到現在有一年多了，一直沒有突破，就是因為對香港的歷史與歷史人物不熟悉。

至于說到怎么判別膠片上的內容，起初我們是把賣家和膠片一起請到館里來，再找一位會放電影的朋友帶著放映機來放映。現在一些賣家和我熟悉了，他們大多會放心地把膠片先交給我，讓我們先做初步的辨識與考證。然后根據內容與價值再談采集的價格。

2018年在意大利威尼斯舉辦的國際電視資料聯合會（FIAT）年度頒獎典禮上，龔偉強獲“全球最佳保存提名獎”，會后與同事們合影

陶賦雯：在您曾經采集的電影目錄中，有許多片名后面的括號里寫著“擬名”或“暫名”兩個字，這些影片原先都沒有片名嗎？擬名是您擬的嗎？擬名或暫名的根據是什么呢？

龔偉強：哦，私家電影與專業電影機構或新聞媒體拍攝的影片不同。有一些做得道地的影片拍攝者，會模仿早期新聞紀錄片的樣式手寫一個片名，然后同樣以攝影機拍攝，用剪刀、膠水、剪接器等工具接入影片的片首，但更多的是沒有片名的。原本沒有片名的電影膠片就需要給它起一個名。譬如“鄂州嚴氏家族影片”，鄂州是地名，捐獻給我們電影膠片的嚴氏后人現在居住在湖北省鄂州市。又譬如“靜安寺廟會及涌泉”，是我根據影片所拍攝的內容綜合考慮之下給起的名。無論是擬名還是暫名的影片名，都是臨時的、內部識別用的，必要時可以根據辨識與考證的結果給以重新命名的。譬如，前面提到的《大戶人家》，以后可能會改成“香港周壽臣家族影片”了。

陶賦雯：私家電影有一種“內指向性”，結婚生子、生日祝壽、葬禮出殯、升學渡洋、碼頭送行接友，是私家電影中最為常見的場景與內容。在上海音像資料館的館藏中有一部拍攝者后人捐贈的8毫米影片《嚴氏家族》（擬名，1930s）。拍攝者為上海海關華人職員，其結婚儀式、新娘生活、生子洗禮、休閑娛樂以及新郎先前在閩海關緝私艇上工作時的場景一一收入影片當中，通過有選擇的記憶畫面，長期留存了一個現代中國家庭的成長史。

龔偉強：我這里還有幾部國外來華旅行者、游客視角的《Hangchow Bore》（杭州灣，1929）、《Canton and the Pearl-River》（廣州及珠江流域，1929）、《Snapshpts of China：Soochow counfryside》（中國快照：蘇州鄉村，1930s）、《海寧潮及內河》（擬名，1930s）都具備了這樣一種文化特質。

陶賦雯：在所有龔老師分享的“私家電影”中，我個人對1930年由舒新城拍攝的《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伯鴻先生暨夫人公子赴日考察》最感興趣。因為自己也有赴日訪學的經歷，在學術考察與域外“西洋鏡”中探索發現，日日如新。這段“私家電影”記錄下我們之于多位當年留學日本的中國近代史名人留下的“文字記憶”之外的“視覺記憶”，彌足珍貴。這份記憶不僅是國人的視野，也是國與國之間技術交流、學術考察的“跨域檔案”。

龔偉強：舒新城拍攝的電影膠片，現已發現有16毫米8本，8毫米2本，由上海音像資料館收藏。影片《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伯鴻先生暨夫人公子赴日考察》，是舒新城加入中華書局后于1930年9至10月陪同書局老板陸費逵一行去日本考察出版、印刷、教育、會展業期間拍攝的一部較長的私家紀錄影片，是中日文化、產業交流史上不多見的珍貴影像資源，且陸費逵早已于1941年在香港去世，留下來的相片也不多，一些出版物上經常出現他的相片與其他人張冠李戴，而這部影片中卻保存著他與家人相當多的活動影像，彌足珍貴。當然，在此前后舒新城還曾以旅行者或游客的身份拍攝了很多短片。在《中華書局二十周年慶祝活動》中留下了歷史上明月歌舞團小演員們僅存的活動影片。1932年5月28日在蘇州五卅公園舉行的“淞滬抗戰陣亡將士追悼大會”現場，官方機構、新聞媒體以及電影公司均有影片拍攝，但舒新城以個人視角與手法拍攝的這部短片尤其顯得別致與珍貴。

陶賦雯：每年的10月27日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的“世界音像遺產日”，曾設立主題Engage the Past Through Sound and Images，即透過聲音和影像觸摸過去”，可以說影像（電影）成為鏈接過去歷史地理的一種觸媒方式。其中這些帶有城市探索色彩的“私家電影”也記錄了南來北往時代的風尚，類似中國古人專門的“游仙窟”文體，帶上人類學的觀察視角，非常有意思與意義。龔老師您們投入在精力和經費采集這類私家電影的目的主要有哪些呢？采集回來又會做哪些工作，主要是數字化修復與再傳播嗎？

龔偉強：非常好的問題。上海音像資料館，是上海廣播電視臺屬下的一個職能部門，她在臺內部有另一個名稱，那就是“版權資產管理中心”。上海音像資料館采集的電影膠片，主要是為電視臺的節目提供素材和資源。私家電影膠片的采集只是一個方面，我也采集老舊的新聞紀錄影片拷貝。在中國大陸，電影的保護期是從公開發行、放映開始的50年。過了50年的電影就是公共版權了。如果我們從民間市場上獲得了50年前的新聞或紀錄影片拷貝，就不需要花每分鐘數萬人民幣的價格去向別的影片保存機構購買數字視頻文件了，而且不受限制地隨便用。當然，私家電影膠片上的內容，目前用在電視節目上的還不多。一來我們的辨識、考證工作還沒有跟上，二是一線編輯、記者、導演對這些資源還不熟悉、不了解。有時候我開玩笑地說，我所有的工作是在為歷史而作，為未來而作。

至于你提到的膠片數字化工作，我們一直在做。早在2012年，我們就和上海電影集團屬下的上海電影技術廠合作進行膠片電影數字化，并且制訂了各種不同尺寸膠片的數字化標準，譬如16毫米的電影膠片按2K的輸出標準數字化，35毫米的電影膠片按4K的輸出標準數字化。和上影技術廠合作剛開始的時候，由于他們很久沒有接觸老電影膠片了，擔心我們送過去的膠片中有早期易燃膠片，非常小心翼翼，在物理清潔、數字掃描的工作房間內，特地配置了干粉滅火器，生怕萬一出事。那時技術廠還沒有拆遷，在閘北寶通路，我幾乎每月都要跑技術廠，與廠里的師傅們一起探討物理修復、數字化中的難點。說到修復，我們有另外的考量。我個人以為，老電影膠片經數字化掃描輸出以后，除必要的祛除斑點、霉點之外，原則上還是不要去動它，保持原始樣貌是最好的，是對歷史、對拍攝者最好的尊重。給黑白私家電影上色彩，不足取。

陶賦雯：2017年時，您向上海電影資料館捐贈了新聞紀錄片《一·二八淞滬抗戰》16mm膠片拷貝，它的拷貝從遙遠的美國來到中國，不管是作為影像本身還是其長途跋涉的流轉過程，均是十分珍貴難得的，在尋覓與拷貝遺留在民間、佚失在海外的早期中國影片與中國歷史影像過程中，龔老師有沒有“私家經驗”可以分享？

龔偉強：《一·二八淞滬抗戰》不是新聞紀錄片，只是一條電影新聞片，是夾雜在一本當年新聞集錦中的一條新聞而已。記錄了1932年的那場戰役的現場實況，是當年由美國新聞記者拍攝的新聞紀錄片，我個人收藏的，最后捐贈給上海電影資料館。

陶賦雯：聽說您個人也有收藏電影膠片的嗜好，能談談您個人的老電影收藏嗎？

龔偉強：哪里是什么嗜好啊，是被逼無奈。確實，前些年我也收藏了少量的電影膠片和拷貝，有私家電影也有國外機構拍攝的新聞片與紀錄片。大家知道，收藏有一句名言叫做“可遇不可求”。意思是：你要專門去找一件收藏品，難；遇到了，就要下手快，慢了就到別人手里去了。但是我們的的流程沒法那么快，事必經過報告、流程等一系列手續。遇到那些必須“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賣家你沒轍，要么放棄，要么拿錢收下。在這種情況下，我個人收了一些膠片電影，其中有一部CBS拍攝的《新中國的上海》（1973）拷貝無償捐獻給了中國電影資料館，一部抗戰期間的新聞集錦拷貝無償捐獻給了上海電影資料館，同時我給我們自己館里也捐獻了一批數字化后的視頻文件。

陶賦雯：最后，想請您再總結對于“私家電影”的認知與未來走向。

龔偉強：私家電影是一個寶庫，早期官方機構、電影公司和新聞媒體顧不過來或不感興趣的題材，在私家電影中都可以找到。只是，目前我們采集到的私家電影膠片相對于那個年代眾多的拍攝者而言，還是很小一部分。在海外、在民間可能有太多的影片還沒有被發現，我們有許多工作要做。

至于私家電影的歷史價值，我覺得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慢慢地顯露出來了。不容置疑的是，某些私家電影作品的發現，會改變歷史細節的書寫。

當然，由于拍攝者對于電影設備、電影手法技巧的熟悉程度不同，留存下來的影片也是參差不齊的。即便拿攝影界的名人舒新城來說，他最初的影片是沒有起幅與落幅的，而且鏡頭始終在搖。但這不影響其影片留給我們的珍貴影像價值。

本文系上海市高水平地方大學創新團隊“文化轉型與現代中國”成果，由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