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貴州凱里出臺的“酒席新規”在網絡上引發熱議。據《貴陽晚報》報道，凱里市“兩辦”（市委辦公室和市政府辦公室）于日前印發了《凱里市規范操辦酒席行為實施辦法（試行）》的通知，重新對婚喪操辦酒席范圍、規模和申報程序進行了修改，規定復婚不準操辦酒席，再婚除初婚方外，另一方不得操辦。

去年1月，貴州遵義鳳岡縣也出臺了一份類似的《辦法》，同樣引發熱議，大家爭論的焦點，最值得討論之處，就是一地之黨委政府，有沒有權力，約束本地普通群眾辦婚喪嫁娶酒席的行為？ 雖然現在當地宣傳部門對于其中復婚、再婚不準辦酒宴進行了回應，但對其中規定普通群眾辦酒需“打報告”的說法仍未有回應。

“巧立名目濫辦酒席、借機斂財”，屬于“不正之風”。凱里“兩辦”出面發文件，開宗明義，是為打擊此股歪風，動機值得肯定。然而，法治社會，并不只以動機來辨對錯、論是非。

中央禁止大操大辦的禁令，并不是針對普通老百姓的，而是針對黨員干部、公職人員的。全面從嚴治黨，黨紀高于國法，對黨員干部有更嚴格的約束；全面依法治國，對國家公職人員也會提出區別于普通群眾的更高要求。 然而，對黨員干部、公職人員的高要求，能任性地推廣適用于廣大“群眾”嗎？此舉顯然值得商榷。

剝奪辦婚宴的權利，黨政部門權力越了界

再看其中的具體要求，婚姻的成功與失敗，其實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一個人無論之前的婚姻多么不幸，復婚和再婚并不代表“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愿望打了折扣，更不意味著一級黨委政府可以動輒以紅頭文件的方式，直接剝奪“復婚及雙方再婚者”辦婚宴的權利。

法無授權不可為。這是法治時代對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一級政府有沒有權力，要求本地居民辦婚宴要申報，復婚再婚者不能辦婚宴？如果法無授權，即便主觀動機尚佳，它也不能這么做。由此可見，一紙文件就要取消復婚和再婚新人操辦婚禮的自由、讓群眾辦酒“打報告”，權力無疑在這里越界。

移風易俗不能寄希望于“霸王硬上弓”

操辦婚喪的習俗，并非一夜之間形成。樹立良好社會風氣，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工程。要想讓婚喪新風一夜之間吹遍大江南北，貴州凱里頒布新規，做出硬性規定一刀切，寄希望于“霸王硬上弓”的方式畢其功于一役，這樣的想法完全是對目標不切實際的追求。社會文明之風靠什么來塑造？改變婚禮大操大辦、互相攀比、鋪張浪費等陋習，需要時間的磨礪，更需要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移風易俗的工作，需要三種力量：黨員干部的力量、群眾自身的力量和道德文化的力量。黨政部門清楚地知道自己該管什么、不該管什么，能管什么、不能管什么，也是社會文明的一種體現。單一依靠紅頭文件，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只會適得其反。

濫用紅頭文件是權力“越位”，群眾工作更需心貼心

去年，貴州鳳岡因類似事件成為輿論的焦點；前不久，河南省相關部門也曾下發文件，寄望于一夜之間“取締”所有燃放煙花爆炸的習俗......這些事件，都透露著對紅頭文件“殺傷力”的自信。紅頭文件是各級黨政機關傳達指令，落實政策的重要手段。在紅頭文件中做出的規定，往往有較強的執行力，因此也在各級機關工作中受到高度重視。然而，紅頭文件所做出的規定，并不一定百分百正確，更不代表對所有人群一律適用。

2014年11月18日，中央紀委官網就曾刊發文章《正確把握依法治國與依規治黨的關系》，文中稱：“在實踐中，少數‘紅頭文件’作出不適當規定，突破了法律規定。”足見，各級機關不應篤信紅頭文件的影響力，用機關內部傳遞的紅頭文件替代面對面、心貼心、實打實的群眾工作，更加不允許的是讓紅頭文件越過法律的邊界。

俗話說，強扭的瓜不甜。為政一方，要改變當地社會風氣，應該因人制宜，分別施策。霸王硬上弓的做法，不僅傷了百姓的心，更會損害政府部門的公信力。政府不妨多想想如何管好自己，為整個社會作出表率，這樣在移風易俗方面或許能起到更好的效果。（本文原題為《評論 | 復婚、再婚一律不準辦酒席，這事管太寬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