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器在宋人日常生活中乃是相當普遍的應用物件，這是今人一直拒絕認識的歷史細節之一。據記載，當時一位宮廷職業畫家董祥就擅長表現插在玻璃瓶中的鮮活花枝，當時的人們也非常喜歡這種特定題材的靜物畫。

公元11世紀初的汴梁城中，曾經有一位宮廷職業畫家擅長表現插在玻璃瓶中的鮮活花枝，當時的人們也非常喜歡這種特定題材的靜物畫，如此的往事是不是顯得難以相信？然而北宋人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中確實記載道：

董祥，京師人，今為翰林待詔。工畫花木，有琉璃瓶中雜花折枝，人多愛之。

玻璃器在宋人日常生活中乃是相當普遍的應用物件，這是今人一直拒絕認識的歷史細節之一。足以證明這一情況的資料在宋人文獻中廣泛存在。如《東京夢華錄》“食店”有云：“吾輩入店，則用一等琉璃淺棱碗，謂之碧碗，亦謂之造羹。”說明北宋東京的飯店中普遍使用玻璃碗作為普通檔次的食器——更高檔次的器皿為銀器。宋詞中則顯示，玻璃酒杯被視為高檔酒具，講究在宴慶、待客等隆重場合使用。蘇軾便有《減字木蘭花》詞，題云：“以大琉璃杯勸王仲翁。”詞中詠道：“海南奇寶，鑄出團團如栲栳。”明言“大琉璃杯”乃是來自南海貿易的進口貨。實際上，宋詞中出現頻率更多的稱呼是“玻璃盞”、“玻璃碗”，如“溪堂歡燕，慣捧玻璃盞”(李元膺《驀山溪》)。

在宋代，“琉璃”與“玻璃”兩個詞稱交雜著混用，并無嚴格的區分，其中似乎存在著一個大致的規矩，即，質量精良者稱為“玻璃”，品質一般者則稱為“琉璃”。本土的玻璃生產頗為興旺，主要產地為吳中地區，品種則豐富多樣，涉及生活的各個方面。進口玻璃器色澤的艷麗度不如本土品，但在質地牢固、耐熱性強上更勝一籌，稱為“蕃琉璃”(程大昌《演繁錄》)，由于主要來自大食即阿拉伯帝國，因此也常稱為“大食玻璃”、“大食琉璃”。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把玻璃瓶作為花瓶，在其中插入當季花卉，便成為時髦而特別風光的“瓶供”陳設。南宋周密《武林舊事》“賞花”一節，寫禁中賞牡丹，“間列碾玉、水晶、金壺及大食玻璃、官窯等瓶”；《齊東野語》“琴繁聲為鄭、衛”一條，懷念友人紫霞翁生前風雅，“供客以玻璃瓶洛花，飲客以玉缸春酒，笑語競夕不休，猶昨日事”。看來，插有名貴花卉的玻璃瓶，對于宋代社會上層的富貴階級來說，是一種相當流行的陳設物，在節慶、宴客等場合，這種點綴足以彰示主人的財力與品位。

情況如此，董祥之“琉璃瓶中雜花折枝”創作，可謂是應運而生了。應該說，董祥的成功之處，在于他把插有花束的玻璃瓶提煉為一個獨立的小品題材。在這位畫家生活的時代，琉璃器其實是很多畫家都喜歡的素材，只不過一般都把這種器物當作畫面中的一個細節來處理。

即舉一例：黃庭堅在所作《南山羅漢贊十六首》中提到，“第一尊者”圖中有“坐前琉璃花盆”；“第二尊者”圖中則有“坐前琉璃盆花”；“第四尊者”是“小僧傾琉璃瓶水飲虎”；“第五尊者”為“小僧奉琉璃器，中有兩孔雀尾”。

現存四川博物館的一件南宋佚名畫家所作《柳枝觀音像》中，觀音的寶座旁有一只透明大盆，盆中插有碩大的一朵牡丹，兩畔則有紅色花卉相伴。牡丹的折枝以及碧葉的影像很清晰地映現在盆壁上。由于黃庭堅《南山羅漢贊》明確提到當時的佛教繪畫中繪有“坐前琉璃花盆”、“坐前琉璃盆花”，因此，我們可以肯定，《柳枝觀音像》中所描繪的正是宋代畫師普遍喜愛且擅長的一個細部畫樣——插有鮮花的大玻璃盆。

畫家非常用心地讓花枝掩在盆中的部分，包括底層的花瓣、花蒂、折枝以及碧葉在顏色上褪去一分鮮艷，以這種色調上的變化呈現半透明玻璃壁映現盆中花葉所成的影像。很明顯，這一處畫面表現的正是“琉璃瓶中雜花折枝”，由之，我們大致可以感受董祥所擅長的、很受當時人歡迎的玻璃器插折枝花作品的風采。

《柳枝觀音像》絕非孤例，傳世至今的宋代佛教繪畫中，往往可見玻璃器的纖影。因此，曾有無數宋代畫家把玻璃器當作一個精彩的細節，安置在佛教題材以及表現世俗生活畫面的一角。但是董祥卻把“玻璃瓶中的花束”這一形象從背景中截取出來，成為亭亭玉立的畫面主角，這正是他的獨創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