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的生活，從某種程度上可以用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在《例外狀態》（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所討論的情形來形容。所謂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或者用一個更常見的說法——“緊急狀態”，指的是權力在一般性的秩序被懸置起來后恢復了其完滿的特性，而秩序與法則變成空虛的狀態。疫情這只“黑天鵝”所導致的“例外狀態”是如此劇烈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以至于人們在回想起2019年時，仿佛在說上個世紀的事情一樣。這或許就是“例外狀態”對我們身心造成的影響。

盡管“例外”是“常態”的對立面，但是當“例外狀態”持續到第二年時，所謂的“例外”本身也就成了“常態”了。2020年若尚給人某種“新鮮感”的話，那么2021年的生活已經明顯感受到了內外的重壓。這種重壓不僅僅是經濟壓力下物質生活層面的“消費降級”，還表現為在急速變化的局勢中找不到穩定精神依托而導致的焦慮與不安。人們迫切地想要知道，在這兼具舊秩序崩潰所帶來的混亂與新世界誕生之可能的例外狀態中，我們應當如何思考，又應當如何行動。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理解崩潰中的舊秩序到底是什么。或許可以從三個維度來討論這個問題。從最長遠和宏觀的角度看，舊秩序首先是14-15世紀以來的現代化過程，以及伴隨這一過程成長起來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華勒斯坦的《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可以算是對此最凝練的概括之一，他對“萬物商品化”過程中充滿辯證意味的“半無產階級化”的討論發人深省，也對解釋當下中國社會中家庭支持下的青年勞動者的行為模式具有啟發意義。華勒斯坦的作品固然精要但也失之過簡，揚·盧滕·范贊登的《通往工業革命的漫長道路：全球視野下的歐洲經濟，1000-1800年》（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更為細致地從利率水平、市場環境構建、出版業、婚姻年齡等社會層面描繪出中世紀的歐洲如何走向工業騰飛的“漫長跑道”。當我們了解了資本主義本身的歷史時，才能理解埃倫·米克辛斯·伍德在《資本主義的起源：一個更長遠的視角》（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中的論斷“資本主義并不根植于某種超越歷史的自然規律”。伍德在書中對資本主義起源問題的學術史討論是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可靠抓手。

上述作品關注的都是宏觀過程和各種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勞倫斯·斯通的《英國的家庭、性與婚姻，1500-1800》（商務印書館，2017年）則聚焦于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探討了中世紀彼此關系疏遠的開放世系家庭如何在宗教改革時代完成“圣靈的家庭化”，并最終形成如今我們所熟知的重視成員紐帶的“封閉的核心家庭”。這一過程不僅是觀念的轉變，更是生產方式改變的反映。邁克爾·米特羅爾在《歐洲家庭史：中世紀至今的父權制到伙伴關系》（華夏出版社，1987年）中就強調，生產過程從家庭手工業轉向集中的大工廠加速了家庭的小型化和成員關系的緊密化，這種緊密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后代死亡率，進而為工業化提供更充足的勞動力。家庭模式的變遷便以此和生產方式聯系在了一起。Keith Wrightson的 Earthly Necessities: Economic Lives in Early Modern Britai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和J. A. Sharpe的 Early Modern England: 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Arnold, 1997）則將家庭、人口、土地、犯罪和貧困等要素編織成一張相互作用的緊密網絡，為我們理解英國如何從一個農業國度轉變為高度市場化的資本主義國家提供了俯瞰的視角。

同一時代的中國也絕非一成不變的“木乃伊”。易勞逸的《家族、土地與祖先：近世中國四百年社會經濟的常與變》（重慶出版社，2019年）以優美的文筆概述了近代早期中國社會經濟的各個面向。高王凌在《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則著重討論了乾隆在控制糧價問題上所遇到的困難與解決手段，在我看來這或許可以看作是前現代國家遇到了后現代的問題。中國的傳統在此展現的活力絕非一句“封建社會”可以抹殺的。事實上“封建社會”這個詞本身就是超越歷史的形而上的概括，馮天瑜的《“封建”考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就極為細致地分析了“封建”這個詞是如何被泛化乃至濫用的。若結合德里克在《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1919-1937》（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中對1930年代的“社會史論戰”的討論，才能更好地理解許多我們今日熟知的概念是如何產生的。

資本主義的勝利絕非一蹴而就，資產階級花費了數百年的時間才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了世界”。這一改造的結果就是我們要討論的第二個維度：從近代早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才最終成型的現代國家體系。這種國家體系盡管宣揚“主權平等”的觀念，但是卻從誕生始就充滿了地理空間上的霸權主義與文明等級論色彩，正如劉禾在《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中所總結的那樣：“人類社會的空間差異被整理為時間（歷史）差異，而文明使人類社會趨向于一致（這同時也是資本的要求），這導致一種全球行為準則的誕生。比如在邊界問題上，軍事手段被條約所取代，模糊邊境被精確邊界取代。”

在新的理念指引下，如卡洛·金茨堡在《奶酪與蛆蟲：一個16世紀磨坊主的宇宙》（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中所描繪的那種充滿幻想與奇異關聯的中世紀世界逐漸解體，取而代之的是幾個近代大帝國永無止境的掠奪與擴張。在海洋上，有桑賈伊·蘇拉瑪尼亞姆在《葡萄牙帝國在亞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中從社會史的角度探討了葡萄牙帝國在亞洲的帝國主義實踐；在陸地上，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奧里的兩卷本《羅曼諾夫皇朝：1613-191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則是描繪帝俄興衰的恢弘巨著。俄國的歷史自彼得大帝以來就幾乎可以與領土擴張畫上等號，這一趨勢直到克里米亞戰爭才真正得到實質性的遏制。奧蘭多·費吉斯的《克里米亞戰爭：被遺忘的帝國博弈》（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以極為細膩的筆調為我們呈現了這場充滿了狂妄、愚行與骯臟的戰爭。英、法雖然最終贏得了戰爭，卻不過是用自己的拙劣表現成就了世人皆知的南丁·格爾，但南丁·格爾很大程度也不過是沾了英語話語霸權的光。人們只記住了南丁·格爾，卻不知道俄國醫生尼古拉·皮羅戈夫，他發明了“傷員分流系統”并且廣泛地采用乙醚麻醉，使自己手下的傷員存活率高出英法兩倍有余。克里米亞戰爭所象征的西歐文明與東正教文明的對抗不僅是政治-外交層面的，同樣也是文化層面的。奧蘭多·費吉斯的另一本作品《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就著力描述了俄國文化中“西方性”與“俄國性”之間持久的沖突，到了民族主義的時代，這對沖突中又加入了俄國的“亞洲元素”，這三種要素之間的此消彼長構成了俄國文化永恒的內在張力。

當然要論帝國擴張史之最，俄國還是難以和大英帝國相比。一般而言，人們把英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看作是英國取得海上霸權的標志性事件。但是加勒特·馬丁利在《西班牙無敵艦隊》（華文出版社，2019年）卻告訴我們，事實上英國海軍不僅在質量上，甚至在數量上都強于西班牙海軍，所謂的“無敵艦隊”更多的是西班牙人諷刺的說法。只是英國人自我包裝的能力太強，才會給世人留下一個“以弱勝強”的印象，這也是英語掌握世界話語權的一個表現。有太多的作品致力于將不列顛民族崇尚的實力政治包裝為正邪斗爭，如巴巴拉·W.·塔奇曼的《圣經與利劍：英國和巴勒斯坦：從青銅時代到貝爾福宣言》（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本·威爾遜的《黃金時代：英國與現代世界的誕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沃爾特·拉塞爾·米德的《上帝與黃金：英國、美國與現代世界的形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與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的《重鑄大英帝國：從美國獨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都是類似的作品。盡管我們在閱讀時應批判其中關于英帝國描述虛偽一面，但同時也不應忽視這些書籍如何將霸權構建得“合乎道義”，對于一個正在崛起中的國家而言，這是非常關鍵的一課。

要從學理上理解英帝國的擴張，Ronald Hyam的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Palgrave Macmillan, 2002）和C. C. Eldridge 編纂的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4）是更好的選擇。前者是關于英帝國擴張原因和特點深入淺出的總括，后者是分析這種擴張對英國社會與殖民地所造成的各方面的影響。對于英帝國而言，印度無疑是其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然而在英國殖民之前，印度的莫臥兒帝國曾有著輝煌的歷史，賈杜納斯·薩卡爾的《皇位之爭：奧朗則布和他的時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生動地敘述了莫臥兒極盛時代的君主奧朗則布青年時代直到掌握權力的精彩故事。然而奧朗則布自身的赫赫武功卻反而成為其統治印度之薄弱的證明，因為他的一生都在各處平叛以及抵御薩法維波斯的入侵，這種高度不穩的統治結構在奧朗則布死后導致了莫臥兒的分裂，英國才能以東印度公司為媒介趁虛而入。淺田實的《東印度公司：巨額商業資本之興衰》（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是了解東印度公司的淺顯入門作品。那些在印度成為暴發戶的英國人利用自己的財富影響英國的政治，這與伍躍在《中國的捐納制度與社會》（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中對商人通過捐納而進入中國政治的討論有異曲同工之妙。英國在東方掠奪的不僅有財富，還有藝術品，馬婭·亞桑諾夫的兩卷本《帝國邊緣：英國在東方的征服與收藏，1750-1850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就生動地告訴我們那些大英博物館中的藏品到底是怎樣用各種暴力與卑劣的手段運到英國的。

英帝國的模式既吸引了崇拜者也造成了敵人。沃爾弗拉姆·希曼在《梅特涅：帝國與世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就指出了英國模式對于這位奧地利最著名的政治家的強烈影響。而安德魯·羅伯茨的《拿破侖大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則是這位英國人最大的敵人的上乘傳記。不過除了這些明面上的敵友，我們也應當關注更為隱秘層面的抵抗。例如邁克爾·卡瓦斯的《走私如何威脅政府：路易·馬德林的全球性地下組織》（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就討論了走私者如何抵抗本壟斷與國家專賣的研究。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討論了地方結構對政府權力擴展抵抗。劉平的《文化與叛亂：以清代秘密社會為視角》（商務印書館，2002年）和王大為《兄弟結拜與秘密會黨：一種傳統的形成》（商務印書館，2009年）亦可視作近代社會面對不斷擴張的“大政府”的反彈，無論這個政府是專制的還是民主的。這些抵抗者所代表的暴力傳統與魯大維在《神武軍榮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和張勉治在《馬背上的朝廷：巡幸與清朝統治的結構，1680-1785》（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中所強調的那種崇尚榮譽、服從、等級與秩序的官方暴力文化迥然不同，其相互作用之間的對抗沖突也是18-19世紀社會秩序演變的重要議題。

歷史最終證明，有組織的國家暴力終究是更勝一籌。但是暴力作為手段則必須服從于更高層面上的價值理性，否則不受控制的工具理性便很可能如韋伯所擔憂的那樣是理性本身走向其反面。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在《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現代的開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所描繪的戰前歐洲社會就如同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一樣陷入非理性的殘忍狂喜之中，是人們成為祭品而不自知。這種癲狂既是心靈層面的，也有賴于藥物的使用。諾曼·奧勒在《亢奮戰：納粹嗑藥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中就指出納粹德國在二戰中從元首到普通士兵都大量依賴被稱為“帕飛丁”（parvitin）的冰毒才能維持戰爭所需要的亢奮狀態。然而納粹的暴行卻又是高度理性化的，克里斯托弗·呂康在《硝煙中的葡萄酒：納粹如何搶占法國葡萄園》（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就以葡萄酒為例為我們呈現了高度理性化與系統性的戰爭掠奪是如何實踐的。

正是納粹的這種瘋狂與理性的兩面性，才使歐洲陷入了史無前例的毀滅。也正是這樣徹底的毀滅才使戰后的反思如此深刻。基恩·羅威的兩本關于二戰的反思與總結《恐懼與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如何改變了我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和《野蠻大陸：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歐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幾乎可以說得上是我讀過的同類型作品中的佼佼者。羅威這本書幾乎全面地網羅了二戰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各方面影響，無論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從經歷戰火的亞非歐到間接參與的拉丁美洲，從超級大國到流散的個人。羅威記錄了許許多多人的故事，用他那無與倫比的流暢敘事，為我們帶來剝去了神話色彩后“平衡”的真話，以及發人深省的思索。我特別強調“平衡”是因為羅威敘述中無與倫比的對稱性。他在解構戰勝國的“英雄神話”的同時也不忘重審戰敗國的“妖魔神話”，在討論戰后的科技烏托邦設想時，也關照了社會治理中的烏托邦實踐。最后再將鏡頭由遠及近，從國家組織和超級大國一直到一般的個體，使得戰爭帶來的影響得以層次鮮明的鋪陳，其文筆的精巧令人嘆服。

然而二戰結束后人類構建進步與和諧社會的努力在新自由主義的攻擊下被無情地擊垮了，這就是我要談的第三個維度，20世紀末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秩序與美國的單極格局。新自由主義如同麥克·布若威的《制造甘愿：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群學出版社，2005年）的書名所形容的那樣，不斷利用人類的貪婪本性“制造甘愿”，并使人異化。這種異化既造成了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96年）中提出“虛假的階級意識”，同時也如喬治·里茨爾在《社會的麥當勞化：對變化中的當代社會生活特征的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中所指出的那樣，為了提高效率、可計算性、可預測性和控制力而甘愿受到物的奴役，進而成為工具。

新自由主義的貪婪滋養出了最令人炫目的企業。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大概就是那些所謂“軍工復合體”。尼克·圖爾斯在《復合體：軍事如何入侵我們每日的生活》（后浪出版集團，2021年）中指出，這些復合體不僅制造了最具毀滅性的武器，同時也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各種日用品的供應商。正是這種全方位的滲透才為這些企業帶來了“大到不能倒”的超經濟影響力，同時這種影響力也成為美國全球霸權的根基。但僅僅是暴力絕無法成就霸權，美國巨大的影響力還體現在學術領域的領頭羊地位。麥克尼爾的《哈欽斯的大學：芝加哥大學回憶錄，1929-1950》（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就以哈欽斯校長治下的芝加哥大學為案例，為我們勾勒出美國大學在二戰期間如何從老歐洲手中奪取學術領頭羊的地位的過程。對于挑戰者而言，了解對手，學習對手的優勢并最終超越對手乃是必由之路，美國是這樣崛起的，那么后來者也理應如是。

知彼還要知己，超越對手之路上的困難不僅來自對手的打壓，也來自于內部的挑戰。例如人口問題與城鄉問題的討論，我認為僅僅停留在人云亦云或者個體經歷的層面理解是難以得出答案的。許多優秀的作品已經為我們提供了討論這些問題的基礎，陳劍的《中國生育革命紀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非常詳細而客觀地討論了新中國成立后的人口政策的得失，熊易寒的《城市化的孩子：農民工子女的身份生產與政治社會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則討論了現代化運動中的城鄉居民的認同是如何變化的，而這種變化所導致的代際撕裂也是如今普遍存在的問題。劉巖的《歷史·記憶·生產：東北老工業基地文化研究》（中國言實出版社，2016年）則從文化角度切入，將趙本山現象與東北不順利的市場化改革聯系在一起。趙本山所塑造的那些“丑角”身上的笑料，很大程度上來自于邊緣群體“跟不上時代浪潮”而造成的尷尬。許多人對于這種尷尬感同身受的體悟才使趙本山的小品借春晚這個舞臺獲得了“共時性”。在諸如《賣拐》這樣的小品中，關于市場化的黑幕的揭露以及言語間對過去的社會主義風格的語言的戲仿讓人們得以在“消費共有的過去”的同時，也意識到現代社會中的契約理性精神和傳統農村的樸素正義觀之間的某種張力（這在《馬大帥》中也有體現）。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能夠消費的“共同過去”越來越少，社會的分化也使人們共享的話語日益消失。春晚也因此失去了世紀初的那種影響力。

盡管我們相信新世界終究到來，屆時“例外狀態”也就自然解除。但這究竟需要多久，哪怕最優秀的學者也難以回答。在這動蕩的時代中，或許只有不斷地閱讀才能抓住維持自身穩定的“知識之錨”。令人欣慰的是，許多人已經開始重新閱讀馬克思或者韋伯的經典作品，但是更多的人還是苦于缺乏必要的時間和知識儲備去鉆研，所以在最后，我想再推薦一本馬克思主義的入門作品尚·紐曼·杜康吉的《沙灘上的馬克思，生活中的資本論》。（臺灣商務，2020年）這本書以相當輕松而易懂的語調帶領人們走入真正的馬克思的思想世界，沒有晦澀的語言，沒有冗長的書單，只有咖啡館漫談式的娓娓道來。若這本書能夠帶領人們真正走近這位偉大的思想家，進而通過閱讀原典而真正理解我們如今所處的世界，那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于社會，都不會是一件無意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