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如何書寫鄉村？當下經驗如何刷新“鄉愁”這一傳統主題？12月24日，20位作家、學者在線上參加了以“我的鄉愁與你不同：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文學表達”為主題的第一期“十月·活力甌海”大家文學論壇。

從五四開始，鄉土書寫和鄉村建設一直是中國文學和社會實踐的重要內容。進入2000年后，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作家們寫作的重心從鄉村轉移到城市，從當下發表和新出版的作品來看，鄉村題材作品的比例在明顯減少，且大多集中在非虛構寫作領域。另外，鄉土題材出現了某些書寫慣性和審美疲勞，“鄉村凋敝”這樣的情感式表達在作品中比較常見。真實的鄉土是什么樣子，鄉村的組織形態、生產方式、文化方式、傳播方式、情感方式在發生怎樣的變化？誰在深入鄉土書寫的現場和第一線？當下經驗又如何刷新“鄉愁”這一傳統主題？在這其中，作家的主體性和個體特性又應該如何體現？正是基于這些問題，《十月》雜志社聯合溫州市甌海區委宣傳部、甌海區文聯主辦了這次研討。

認識到一個更為復雜的鄉村

我們會在中國的各個大小城市看到相仿的建筑、道路，與城市景觀，這也讓學者們擔心：美麗鄉村建設如果像城市建設那樣進行大面積的拆遷和改造，新建出一批現代建筑，后果可能是我們賴以依附的文化傳統會連根拔起。

面對這個問題，浙江省作協主席艾偉從“現代性”這個詞聊起，他認為，幾乎發生在中國的一切都可以用“現代性”這個詞匯去闡釋或概括，比如革命以暴力的方式推進現代性、民族國家的建立、想象的共同體的構建、包括作家們在寫的小說都可稱為是現代性的產物。現代性已經是歷史意志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席卷中國人觀念以及生活的重要發生點，并以一種無意識的存在方式影響著中國人的審美與創造。

艾偉以這樣兩個案例來佐證現代性是怎樣作用于中國的城鄉建設的：第一個例子就是建國之初，國家領導人對現代化的想象是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到處可以看到煙囪。這是現代性作用于一個國家的想象，工業化就是未來，煙囪成為關于“理想”的一個隱喻；第二個觀察是，富庶的蕭山農村紛紛建起三到五層的新樓，它們武裝著馬賽克墻面、藍色的玻璃大窗、帶不銹鋼圍欄的陽臺、黑色或藍黑色的琉璃瓦，避雷針下帶著一個洋蔥型的巨大的圓珠，使得這些建筑看起來像奇異的宗教場所。這些建筑就是現代性投射到中國農民身上的混亂的影子。

藝術家李青《杭州房子》

艾偉也欣然看到，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人開始自覺反思現代性的邏輯，并認識到現代性不是唯一的神，在現代性的框架下需要充分認識到中國人的生活以及自己的古老傳統，認識到一個更為復雜的中國。

梁鴻分享了自己的鄉村寫作經驗，也談了一些關于改變鄉村的建議：“鄉村建設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行為，政府、村莊、藝術家、社會團體介入時，會給一個村莊帶來截然不同的面貌。我經常說我們對鄉村的想象太狹窄了，我們總是想象一種鄉村、一種農民，我們沒有把鄉村和農民想象成現代社會的一份子，只有這樣的時候我們才能夠打開我們的視野。”梁鴻也談及，自己在長期觀察梁莊的過程中，覺得歷史的行進是非常緩慢的，而這個時代常常一切都進行得太快，太快就容易把一些東西忽略掉，甚至連根拔掉。

承續梁鴻的討論，作家喬葉談了自己的家鄉是如何被“介入”的：“我家鄉把鄉村原來的大禮堂、學校、祠堂、村委會這些重要的公共建筑做了精細的修復，尊重鄉村原來的風貌，原汁原味修復，很快得到大眾的喜愛，借助傳媒的力量，成了網紅打卡地。這個確實讓這個村莊顯得非常有生機，文化僵死的部分彈起來了。所以我們寫作的人不能架空想象，尤其你自認為一個精英的視角，傲慢的去框定它的時候，我個人覺得是非常危險的。”

作家王十月對于鄉村保護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提到近些年廣州在推行保護騎樓的提案，但實際上騎樓的歷史很短，且一度因為不中不西、不洋不土飽受詬病。而今天看來，反而成了一種歷史文化遺存。“我們今天說鄉村清一色的樓房很丑，如果一百年后，鄉村就留有這么兩棟很丑的水泥樓房，其它房子都已經是新的建筑樣式，那這兩棟很丑的房子，就是傳統，就是鄉愁，就是文化。我也認為，但凡需要我們投入大量精力去搶救的、努力去保存的東西，它一定是沒有生命力的，而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它自身的修復力很強，不是你簡單粗暴就能把它弄死的。”

騎樓

鄉愁中的鄉村與現實中的鄉村

從中國歷史上來看，人口與文化的變遷是非常頻繁的，任何一塊土地與區域都有不斷更迭的人群來去往回，鄉愁超越了某種具體的地理，而帶有象征意味，成為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哲性話語，深刻影響中國的認知。

評論家劉大先認為，關于鄉村的田園牧歌的幻想在新歷史主義之后的基層微觀權力的書寫當中已經遭到顛覆，人們在鄉村中更多發現的是鄙陋的風俗、壓抑的人性、異化的權力，但是無論是浪漫的原鄉還是丑惡的鄉土，這兩者都不是現實的鄉村。

什么是現實的鄉村？它又有什么樣的文學表達？“從去年到今年我去了很多鄉村，發現農業伴隨著科技的介入走向工業化和智能化。原先那種農民和土地受限于物候而被詩意化為一種人和土地之間和諧共生、溫情脈脈的親緣關系，這個想象的田園場景成為文人墨客歌詠和詠懷的對象。但是現在這種情況發生變化，人們重新變成一種自由流動的游牧民，鄉村也不再只是鄉土，而是融合科技與傳媒力量的新的家園，比如長豐無土的草莓和網上銷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當下的文學表達有著濃厚的滯后性，無論從觀念內容到情感，還是從美學到形式。”劉大先談道。

關于怎樣寫作鄉村，或許我們能夠在叩問歷史時獲得經驗，詩人楊慶祥認為，其實在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中，今天我們所認為的“鄉村書寫”是非常罕見的。古人的書里很少寫到今天所說的“農民”。古典文學的傳統中，所謂的“鄉村”基本上是文人主體的情致和政治理想的投射。

時間到了近現代，魯迅的書寫里鄉村被置于文明的低等級，但我們又在沈從文的小說中看到鄉村被置于文明的高等級。“這種差別的背后都是一個現代性的改造的方案，整個五四以來關于中國鄉村的書寫，其實都是在現代性的改造方案框架里來展開的，我們要改造鄉村，我們要讓它更文明，或者我們要改造鄉村讓他們能夠得以安慰我們的靈魂，得以撫慰我們的鄉愁。所以不管是苦難式的敘述，國民批判式的敘述，還是牧歌式的敘述，背后都有改造的框架，而這個改造框架在整個‘十七年文學’里被推到極點。這樣一個框架最后在社會主義的農村建設和農村想象里面達到高峰，柳青、趙樹理、路遙，一直到八十年代，而我們今天談論的新鄉村振興、新的新農村建設，實際上是在試圖延續這樣一個譜系。”楊慶祥認為。

回到對于鄉愁的討論上，作家東君認為，“鄉愁”這個詞應該對應的是具體而細微的事物，比如一座山、一條河流、一座老房子，老房子前后的古樹等等。現代鄉村應該像現代城市一樣，可以包容很多東西。“它可以包括雞鴨、牛羊、稻田、籃球場、閱覽室、祠堂、古戲臺、文化禮堂等等，當然還有一些更現代化的設施，也都可以包括進來，這才是一個現代鄉村的多元形態。”

作家劉汀從雷平陽的詩《親人》談起，在他看來，“鄉愁”這個概念，從很久之前一直用到現在，不管是理論界還是批評界，其實對這個詞語的內涵和概念沒有進行更新和換代。他也提出：農民有鄉愁嗎？如果農民沒有鄉愁，這個概念在多大意義上具有普世性？他還結合自己做文學編輯的經驗指出，不管從文學概念來看，還是從寫作現實來看，現在鄉土題材的東西確實越來越少，但也有可以寫作的空間。

溫州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孫良好通過三組可以相互參照的“鄉愁”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提到了科技時代的鄉愁和疫情之下的鄉愁。全球化讓人感覺到鄉愁會漸漸遠去，但事實上鄉愁的東西還在。這幾年因為新冠疫情的關系，國家與國家之間、地方跟地方之間，很多時候變得可望不可即，人與人之間也被疫情牽制著不能自由流動，鄉愁一下子又變得具體可感。

《十月》雜志主編陳東捷最后從“鄉愁、鄉土文學、新時代鄉村建設的文學書寫”等三個維度進行了總結。他表示，鄉愁是故鄉的概念，有可能是鄉村，也有可能是城市。鄉土文學則完全是伴隨現代化進程行進的概念。隨著近年來城市化、新農村建設的發展，相關的文學書寫，舊的秩序基本被打破，新的正在重建過程中。這個重建不僅是政治學意義和社會學意義的，也是文學意義上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