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學生會呼吁建立一個不以學習柏拉圖和康德等白人哲學家為主的課程體系，這一言論在媒體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亞非學院學生會每年都會列出希望學校在新的一年做出改變的方向。今年，學生會在教育方面列出了為課程體系去殖民化的愿景，要求增加教學中非白人思想家的比例。

學生到底在要求什么？

學生們的這一要求不出所料地引起了主流媒體的抨擊。

先是為牛津通識系列撰寫《康德》一書的英國哲學家羅杰·斯克魯頓爵士（Sir Roger Scruton）在《每日郵報》的采訪中猛烈地批評了學生會的這項要求，他說：“學生會的做法說明了學生們不僅無知，而且不思悔改。你不能在還沒有對某項學術研究進行深入了解前就把它先排除在外，很顯然，這些學生還并不了解他們口中的‘白人哲學’到底是什么。如果他們認為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有殖民主義的語境，我愿聞其詳。”

同樣持反對意見的還有白金漢大學（Buckingham University）的副校長安東尼·塞爾登爵士（Sir Anthony Seldon）：“現在政治正確真的有要失控的危險。我們要做的應該是理解世界真實的樣子，而不是按照某些人的想象去改寫歷史。”

亞非學院宗教與哲學系的主任艾瑞卡·亨特博士（Dr Erica Hunter）也說，學生會的觀點“非常滑稽”。“我堅決反對僅僅為了標新立異而從課程中掉某些哲學家或者歷史學家。”

在批評學生們的過程中，有些報紙還用到了“PC Snowflake”這個詞，直譯過來的意思就是追求政治正確的溫室花朵。在媒體眼中，學生為了“政治正確”顯然做過了頭，他們如此“去殖民化”的做法看起來就像是象牙塔里養尊處優的大學生們的無病呻吟。

但是，學生們的要求到底是什么？真的是如媒體所說的那樣“從課程中排除白人哲學家”嗎？正如“反面”網站（Verso）上一篇文章所問，到底是學生們過度政治正確的脆弱內心不能承受一個白人哲學家的面孔，還是脆弱的媒體無法接受學生們對被奉為圭臬的知識體系的質疑？

在學生會網站上，我們可以看到學生們自己是這樣說的：

“亞非學院的去殖民化運動是為了矯正殖民主義在該校遺留下來的結構和認識論方面的影響。我們認為，鑒于亞非學院受到英國的殖民主義影響的獨特歷史，本學院應該首先肩負起直面以上問題的責任。在亞非學院百年校慶之際，我們也希望能為下一個百年描繪一幅藍圖，因此，今天的討論對于我們未來的發展方向十分關鍵。”

在這段陳述下方，學生會一共列出了七條愿景，正是其中的第六條和第七條引起了爭議：

“第六，保證大部分在我們課程中出現的哲學家來自發展中國家或者發達國家的不發達地區（Global South or it’s diaspora）。亞非學院的關注重點是亞洲和非洲，因此它學術理論的基礎應該來源于亞洲和非洲的哲學家。

“第七，如果有必要學習白人哲學家的理論，那么要批判地學習ta們的著作。比如承認所謂啟蒙時代的哲學家所處的殖民主義語境。”

在兩段話中，只說到了希望提高來自其他國家的哲學家的比例，并沒有任何要求“剔除白人哲學家”的說法。針對媒體的夸張和渲染，學生會在Facebook上回應：“媒體關于亞非學院去殖民化運動的報道全部聚焦在所謂的‘禁止’和把思想家們從教學大綱中‘去除’。這是對該運動極大曲解。我們并沒有要求移除某些思想家，而是要求把他們還原到他們各自的社會語境中去，我們希望我們的課程設置能夠反映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多樣性。我們不是想要限制對知識的獲取，相反，我們想要質問生產和教授知識的方式。這不是要限制思想或言論自由，而是呼吁也對我們的課程大綱進行批判式的檢驗，看看它里面是否存在殖民主義，以及殖民主義是如何導致課程設計變成了現在的樣子。”

知識與權力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全稱為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英文名是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它名中這個Oriental不能不令人想起薩義德對于“東方學”的批判，事實上，亞非學院確實曾有通過知識生產來為權力背書的歷史。在20世紀10年代，亞非學院建校的目的就是為了給殖民地政府、商人、軍官等人提供指導，教授他們所在地區的風土人情以及如何對該地進行管理，以此增強不列顛在亞洲和非洲的政治、商業和軍事的影響力。鑒于亞非學院的歷史，它現在帶頭在學校內開展去殖民化運動，反思高校內的知識生產體系，也并不令人奇怪。

隨著時代變遷，今天的亞非學院已經成為了一所專門研究亞洲、非洲與中東的頂尖人文及社科學術機構。它的學生也有約一半以上來自除英國外的其他地區，分別來自不同的文化和種族背景。但是，它多元的學生構成依然不能遮掩知識體系和課程設置本身的問題。

學生會的聯合主席阿里·哈比卜（Ali Habib）說，“在我們的政治學導論課上，我們學了28位思想家和哲學家的理論，其中只有兩個不是白人，一個是甘地，另一個是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

另一位在亞非學院攻讀研究生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則回憶起自己當年上文化比較課的經歷。她向教授提問，“既然我們上的是文化比較，為什么我們用的全是西方的文學理論？”教授一時也難以回答。她說有時她也覺得奇怪，明明是亞非學院，為什么依然主要在學習白人的理論。“在上人類學課程學到‘語言’這一塊的時候，雖然老師讓我們舉各個文化里的例子，但是分析的時候用的依然是本杰明·沃爾夫的語言相對論。現在的研究都講求‘自反性’，沃爾夫是美國人，他肯定會受到自己所處的文化和社會環境的影響。”

英國黑人學者聯合會（Black British Academics）的創始人黛博拉·加布里爾（Dr Deboral Gabriel）肯定了學生們的行為。她告訴《獨立報》稱，學生們明顯只是想讓學術討論在文化方面更加多元，這符合他們學校的宗旨，并且他們也在反思母校和殖民主義的關系。“學校的教學總是受到很多限制，往往以歐洲文明為中心。這些學生們號召學者們盡自己的責任，在教學中兼顧多元的文化語境，這也是我們都應該努力實現的目標。”

反思學術生產和殖民主義的關系，就是要直面知識和權力的不可分割性。作為薩義德東方學的思想來源，福柯早已論述過屬于特定階級的有偏見的知識是怎樣被偽裝成客觀真理，從而被運用來維護統治。這也就是為什么學生會要求把那些傳統上看成是普遍真理的白人哲學家的理論放在特定語境之中進行學習。

在恰當的語境下看待啟蒙時代的哲學家究竟是什么意思？正如《另一種大學的模樣是可能的》文章中所說，當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們宣揚人的個體性、理性、平等、自由和財產權的時候，“什么樣的人才能被稱作‘人’”這個分類問題卻始終沒有得到充分回答。亞非學院世界哲學專業的教師西恩·霍桑博士（Dr Sian Hawthorne）表示， “任何有批判精神的思考者都會問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那些啟蒙時代歐洲的偉大思想家們如此深刻地闡述著知識所具有的解放人類的潛力，高呼著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但是在同一時刻，歐洲在對全球進行殖民，并且進行著奴隸交易？” 約翰·洛克（John Locke），啟蒙時代英國的著名思想家、《政府論》和《人類理解論》的作者，但同時也是英國皇家非洲公司的股東，參與投資奴隸貿易，并且用私有財產權為奴隸制辯護。本雅明曾說“對文明的記錄同時也是對野蠻的記錄”，這句話在這里讀起來格外發人深省。

亞非學院遇到的問題不僅僅是個例，事實上它是所有高等院校的課程設置都可能存在的問題。幾乎每一門“哲學導論”或者“社會學導論”課都以介紹西方的哲學或社會學思想為主。如果學校是在中國，可能會因為是自己國家的原因，多在哲學系開設一些中國哲學課程，但是除此之外，與歐洲和北美相比，我們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思想知之甚少。

為什么會這樣？一方面可能是因為除了歐洲和北美，亞非拉地區真的沒有什么特別有價值的理論產出。一名在亞非學院人類與發展學就讀的本科生說，人類學本身就是從西方發源，非西方地區的學者后來用的也是西方的理論，理論創新幾乎很少。這其實指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即一種在學術上和思想上的新殖民主義。在西方已經在學術圈掌握霸權的時候，后進入的發展中國家學者很難不屈從于現有的學術金字塔體系。

但是另一方面，且不論新的研究，在幾百上千年的歷史發展中，難道有色人種，或者世界上的不發達地區，真的沒有生產出什么有“價值”的理論嗎？這個“價值”必須打上引號，以強調價值判斷中無法避免的主觀性。查爾斯·米爾斯在一篇名為《為政治哲學去殖民化》的論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政治哲學這個學科知識體系本身的歐洲中心主義。她說，900頁的《當代政治哲學導讀》，在介紹學科發展歷史的時候這么總結：“從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50年代，政治哲學理論停滯不前…學科內沒有出版任何重要的著作。”諷刺的是，這也正是反殖民運動積蓄力量的時期，是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發軔的時期，但是這些思想的萌芽卻都沒有被看作是“重要的”學科進步和發展，也就是沒有什么“價值”。

說到這里，這已經不是想象另一個大學的模樣的問題，而是如何想象另一種更加多元、平等的知識體系的問題。學術經典何以成為經典？是歷史的選擇嗎？然而，歷史的選擇并不一定是一種必然，或者，也根本沒有所謂的必然。對經典的淘選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盞聚光燈。在西方對全球進行殖民和擴張的時候，它也把自己的認識論變成了“真理”。人類學、社會學對于神秘東方的研究就像哥倫布“發現”了一直就存在在那里的新大陸，哲學、政治學對于人類理性和契約社會的想象更是擺脫不了思想家們自身所處的階級的局限。當然，西方的哲學思想也會孕育出反對它自身的東西，比如阿倫特將納粹大屠殺和殖民地上的種族滅絕聯系起來的“回形標理論”，比如薩特對殖民主義的批判，比如柏克對英國在印度殖民的指責。對知識體系的去殖民化同樣要求我們給予這些反對聲音足夠的篇幅。

不過，盡管媒體報道很多，倫敦亞非學院內部依舊風平浪靜。用一位正在那里念書的同學的話來說，“關心的人很關心，不關心的人照常喝酒。”她也說，學校里對去殖民化的話題的討論也不是從前幾天才開始，而是已經進行了很久，但是想在短期內做出什么改變也是非常困難。不管怎么說，通過這次媒體的廣泛報道，亞非學院也算是把一個人人閉口不談的問題擺在了臺面上，可以說是指出了學術圈內的一頭巨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學校的發言人黛博拉·約翰斯頓博士（Dr Deborah Johnston）肯定了學生們的這種行為，“我們學校的一個優勢就在于我們總是能從我們所研究地區的視角來看待全球問題。對我們的課程設置進行知性和批判性的討論有利于學校的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