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思想周報，我們關注西方知識界近日的兩場討論：《雅各賓》雜志刊登的一篇對薩義德后殖民理論的批判文章，指責其帶來的殖民批判的“文化轉向”反而成為了殖民主義的共謀；大衛·哈維近來刊發在《新左評論》的近來閱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體悟，也引發了一場關于當今資本主義速率和規模的辯論。

薩義德與后殖民理論的致命軟肋

12月24日，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維維克·齊貝爾（Vivek Chibber）在《雅各賓》雜志刊發文章，討論愛德華·薩義德的《東方學》及其后世影響。在文中，對后殖民主義和“底層研究”理論（subaltern studies）多有批判的齊貝爾提出，薩義德在《東方學》中留下了一些問題，影響了后世對殖民主義和東方主義的批判路徑——而這些影響未必都是進步的。

薩義德

齊貝爾在開篇提到，盡管薩義德的《東方學》在20世紀末全球左翼開始失去動力之時推動了對帝國主義的批判，并進入了西方學術思想的中心，且為人們持續批判和分析殖民與帝國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東方學》的理論框架有一些致命的不足之處，尤其在于其對于殖民主義批評的“文化轉向”的助力。齊貝爾認為，《東方學》的其中一個影響是，后殖民理論以批判殖民的形式出現，但最終和許多殖民主義的遺留形成了結合。

在文中，齊貝爾梳理了薩義德《東方學》論述的獨特之處。他指出，在薩義德之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批判者就已經意識到，西方的東方學傳統和其中將東方神秘化、靜止化，把東方當成一個充滿異域風情的古老社會的想象，就已經長期為殖民統治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理性化”要素。這其中，殖民者認為古老的“東方”和“西方”有本質不同，因而政治權利、自治政治、階級覺醒和斗爭等內容是“西方的”，不能引入東方社會，且“不適合”東方社會。在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國主義、追求自治和自由的時代，這種把東方本質化的論述為殖民統治不斷張目提供了理論基礎。

薩義德在這方面沿襲了前人的論述，是很“唯物”的——統治的具體形式和現實決定了其意識形態機器。但齊貝爾認為，薩義德的《東方學》之所以廣受學界歡迎，是因為他的理論從這里開始超越了唯物主義，進入了一種更觀念論的層面。

薩義德認為不能只把東方主義視為為殖民主義自身的辯護和理論化武器。在薩義德的理論中，東方主義可以是先于殖民統治就存在的。他將這種“東方主義”視為一種“潛在的”東方主義，并且將其追溯到荷馬史詩的時代。在薩義德看來，這種東方主義一直“潛伏”在西方社會中，在近代化過程中和殖民主義結合，從而形成了我們所熟知的公開了的，系統化和理論化了的東方主義。這樣的梳理構成了薩義德對東方主義的批判基礎，即東方主義是一種“權力意志”，其存在有賴于自身不斷復制、傳承一套固定的對東方的認識，而不在于如何認識東方。只要東方主義能夠維持其眼中的東方始終是靜止的、固態的、不變的，是需要被西方作為“他者”，去幫助攀登“文明階梯”的，就可以不斷將人分成“我們”和“他們”，從而造成對世界的分隔，而這樣一來，無論“東方主義”自身如何變化，它都有極強的延續性和傳遞性。

在薩義德之前的殖民主義批判者們主要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從生產關系等方面批判殖民主義。而通過梳理薩義德的這套論述，齊貝爾認為，相比以前的反殖民主義者和反東方主義者，薩義德通過對東方學的“潛在”性質的論述，實現了批判的“文化轉向”。

但是齊貝爾認為這種論述和其提供的文化轉向構成了很大的問題。他援引敘利亞學者阿茲姆（Sadik Jalal al-Azm）和印度馬克思主義者阿邁德（Aijaz Ahmad）的批評分析薩義德理論上的困境。阿茲姆在薩義德出版了《東方學》之后就撰寫了批評文章。他認為，薩義德對東方主義在西方的歷史的論述，有一種跌入陷阱的危險：薩義德的論述削弱了政治經濟學在批判東方主義中的作用，容易讓人誤以為東方主義和西方殖民時代的具體政治經濟行為沒有關系，進而把“東方主義”視為西方某種根本的、內在的固有價值，這就變成和東方主義本身的邏輯一樣了，從而又會帶來某種“東方和西方有根本不同，所以西方人無法理解東方”的論述。

阿邁德的批判則在《東方學》出版十年后姍姍來遲。阿邁德對薩義德提出了兩個批評。其一，他認為，按照薩義德的論述，很多反殖民主義的人也會被歸入“東方主義”的行列，尤其是馬克思和很多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革命者，他們都被這樣認為帶著某種“東方主義”的視角；其次，薩義德更多是吸收了米歇爾·福柯對“知識”和權力關系的理解。但這使得他對東方主義的分析其實建立在某種西方中心的視角上。他的論述將殖民主義歸因從“物質”轉向“文化”，從而使得對殖民主義的批判矛頭轉向了對東方主義的文化批判。結果就是文化的邏輯取代了階級的邏輯。這樣最終得到的很可能是一種“文明沖突論”。

薩義德本人生前沒有正面回應過這些批評。而齊貝爾認為，這反映了薩義德的觀念論或者說唯心主義在理論框架中構成的問題。齊貝爾自己認為，殖民主義恰恰不是東方主義文化的產物，而是政治經濟體系的結果。他主張恢復對殖民主義和東方主義的唯物主義理解、分析與批判。

齊貝爾指出，薩義德所描述的古代西方對東方世界的偏見想象當然在歷史上存在，但它們是否就是現代帝國主義的根本邏輯？他認為不是。比如，在古代東方如印度、波斯，也有各種各樣的對“他者”的偏見想象，但這些并不必然意味著現代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產生。所以，齊貝爾認為，薩義德將“東方主義”批判延伸到荷馬時代，然后將之理解為帝國主義的根基和基礎，是有很多論述上的漏洞的。

學界中就此有一種對薩義德的理論的“挽救”：將“東方主義”的歸因弱化，把“東方主義”理解為一種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會帶有的先決條件，不把它當作完全條件。并且，東方主義似乎必須配合一種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物質基礎才會發揮作用。但是齊貝爾也對這種“改進版本”提出了質疑。他認為這種調和有些多此一舉，比如，如果已經產生了殖民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物質基礎，那么它們不就也會誕生自己的東方主義意識形態嗎？仍然可以說東方主義是殖民主義的現實關系的意識形態產物。齊貝爾進一步認為，不是沒有東方主義意識形態就沒有帝國主義了，我們完全可以想象，當帝國系統和殖民體系發現自己急需理論基礎的時候，這個系統也會自行創造東方主義的意識形態來為自己服務。

齊貝爾認為，我們需要回到思想的歷史背景下審視薩義德的東方學批判理論。薩義德的理論建立在1980年代的美國知識領域中。這一時段的知識分子們開始遠離馬克思的階級和政治經濟學分析，轉向文化中心主義和文化批判。這也是他的《東方學》在當時的語境下更容易被知識界采納和吸收的一個背景。所以，盡管薩義德仍然試圖將自己的理論放在反殖民主義路徑上，但相比反殖民理論中最重要的理論基礎——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與左翼運動，薩義德其實反映著美國學院左派的某種“反傳統”。在1980年代，美國左翼的知識路徑是，一方面用一種“理念工具”標榜自己的激進性，但另一方面遠離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再然后，他們會以文化批判的激進性宣稱自己比馬克思更加“激進”。

齊貝爾認為，1990年代開始，一些歷史學家如印度裔美國歷史學家普拉卡什（Gyan Prakash）就開始以“反思東方主義”的方式重新書寫殖民時代的歷史。而這一過程中損失最大的，或者最多被清除的，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史觀和歷史書寫。因為它們也被貼上了“東方主義”的標簽，被認為帶上了“殖民主義的凝視”，而被從史學中清理出去了。齊貝爾就此呼吁說，我們有必要在分析和批判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時恢復對資本問題和階級問題的強調。這并不是說我們不再關心對東方主義的批判了，而是我們必須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框架，才能讓《東方學》中被忽略的部分重新回到視野之中。

參考資料：

https://jacobinmag.com/2021/12/said-orientalism-postcolonial-theory-capitalism-materialism

大衛·哈維辯論資本速率和規模

在最近三期的《新左評論》上，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大衛·哈維討論了自己近來閱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一些思考，并引發了一場辯論。

在題為《速率與規模》的文章中，哈維開篇以英國2008到2014年的量化寬松為例子。他指出，盡管英國官方宣傳經濟刺激政策“縮小了貧富差距”，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數字游戲，因為英國最窮的10%的人口的財富在六年內平均上漲了3000英鎊；而這一時段的最富10%英國人，其財富平均增加了35萬英鎊。如果按照占社會總財富的比例計算，貧富差距顯然是擴大的。他批評，如今的很多研究太重視速率而忽略規模，比如在全球氣候危機的議題上，我們還在糾結溫室氣體排放的速率，而沒有意識到現存的溫室氣體已經達到了巨大規模。

放到對當代資本主義的判斷上，哈維認為很多人忽略了馬克思提出的一個“雙重規律”：即資本可以一邊大幅擴張，一邊起利潤率日漸減小。他認為這是當代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征。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大生產中存在著一個情況：一方面，資本的利潤率會逐漸減小——即速率上的減緩；另一方面，資本傾向于通過雇傭更多工人來實現對更大規模的剩余價值的攫取，這就意味著利潤的規模會增大。此外，資本還有盡量減小人力雇傭成本的傾向——即盡可能不使用工人，用機器替換工人。哈維認為，這其中蘊含的命題是，資本傾向于不斷擴大對“死勞動”，即固定的資產、非勞動力的資產的投資，以擴大生產規模，攫取更多的勞動中的剩余價值。但在這個過程中，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速率會大于對“活勞動”，即勞動力再生產、對工人的生活、福利等的投入的速率，從而在整個過程中，勞動力群體會擴大，但資本的利潤率會不斷降低。

哈維認為對勞動力的投入增長速率不夠快。一方面會使得全球的勞動力人數增加，但與此同時勞動力的福利和收入增加速率相對不夠。所以，一方面企業的絕對的利潤規模會增加——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企業利潤來自對工人的勞動的剩余價值的獲取；但另一方面工業資本的平均利潤率會降低，因為相比之下對勞動力的投資變少了，競爭又會使得利潤率總體趨向于更低。

所以，在哈維看來，未來資本主義會呈現出這樣的特征：投資和積累會變慢；資本會愿意減少工人，以至于用機器替換更多的工人，并且對剩下的加以更強的培訓和管理。但這也將意味著“剩余價值”也在變少，導致整體的、平均的利潤率變得更低。而這就會使資本主義在未來要面臨更加惡化的危機：在當下，資本有各種方式應對危機，比如可以調低對擴大再生產的投入，將更多資本投入類似房地產和金融業的領域。但這種投入最終并無法根本解決問題。而其他的社會問題，如人口增長速率的下降等等，則會使得不斷擴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無法被足夠的生產/消費人群所消化。

哈維的文章引來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者賴利（Dylan Riley）的反駁，他認為哈維對當代資本主義利潤率下降的分析在堅守教條版本的馬克思主義。比如，如果生產更加機械化，更少工人會導致利潤率降低，那么最低技術的，最大比例的收益用來投入工資的企業就會獲得最大比例的利潤。如果這樣為什么企業仍然會愿意大力投入技術革新？又比如，他指責哈維似乎認為利潤率下滑會導致企業聘請更多工人，從而提高絕對利潤的同時降低利潤率，賴利指哈維在談論著一部分時舉例稱第三世界國家在過去數十年中出現了規模巨大的工人群體，難道這些人都是因為利潤率下滑才被聘請的嗎？他還批評哈維對地產和金融資本的分析太過于教條。最后，他傾向于用經濟學家蘭格（Oskar Lange）的理論來解釋資本主義的低利率問題：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下，資本家都會愿意維持生產，而折舊的固定資本會使得利潤率降低。

哈維對賴利的回應仍然是回到馬克思。哈維強調稱，資本家之所以愿意投入更多在技術研發，不是為了整體的利潤增長，而是取得相對的利潤擴大，即要比別的競爭對手都要有效率，而技術的進步又會整體上促成更少的人力投入，從而使得企業可以支配的剩余價值降低，并促成平均的利潤率下降。至于全球工人數量增多的現象，他認為這反而是降低了對勞動力的投入比例的體現——因為增加的工人主要都在發展中國家，其特征就是工資相較于同樣處在全球市場中的發達國家要格外低廉。哈維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仍然是工業資本的利潤率不斷降低和資本整體的不斷過剩——布雷頓森林體系曾經試圖以控制全球資本競爭的方式緩解這種矛盾，但在其瓦解之后，這一資本主義的危機循環邏輯——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命題——又重新回歸了。

參考資料：

https://newleftreview.org/issues/ii130/articles/david-harvey-rates-and-mass

https://newleftreview.org/issues/ii132/articles/david-harvey-once-more-on-rate-and-mass

https://newleftreview.org/issues/ii132/articles/kheya-bag-susan-watkins-structures-of-opp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