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船工的日子啊，就和水一樣，流著流著就過了一輩子。”在訪談中張繼亭這么回憶他的一生，“別看我現在86歲了，但是我身體還好，腦子也清楚，再過幾年，那些運河航運的事就沒人知道了。”

從抗戰，新中國成立，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他在運河水上起起伏伏的一生被記錄在《運河記憶：嘉興船民生活口述實錄》里。1月15日，本書首發式在清華大學甲所會議室舉行，這本包含著45位被訪者對運河與舟船生涯記憶的實錄，向我們勾勒出“船民”這一特殊群體的生活百態。

建橋梁者：我們這代人的歷史責任

“運河抱城，八水匯聚”，在嘉興這座被京杭大運河穿城而過的城市，對水和親近和對船的依賴造就了嘉興船民這一在運河江南水系乃至整個運河流域都頗具典型性與代表性的船民群體?！疤煜碌谝豢唷獡u船，打鐵，磨豆腐”，長年累月漂泊水上討生活的人們在承受陸上居民所難以理解的艱辛的同時，也創造出獨特的行業文化與勞動記憶。2014年6月，“中國大運河”項目入選《世界遺產名錄》。在運河作為物質遺產的意義被肯定之時，其文化價值也日漸受到重視?！皩⑦\河比作一幅長卷國畫，運河人民的生活構成了畫中必不可少的細節”，《運河記憶》一書主編金琴龍這么形容，而為運河船民撰史、立傳，正是期望展現運河水所滋養的文化與日常。

但這撰史與立傳的過程，卻始終與一種迫切性相隨。劃槳、搖櫓、撐篙、扯帆、拉纖等行船技能，隨著機器動力的出現與進步漸行漸遠；而由于淡水養殖業的擴張與水環境的惡化，漁民從捕魚轉向養魚，諸多精細而珍貴的傳統捕撈技能也在面臨著失傳的窘境；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穿行在運河的罱河泥船、糞船，如今更是難覓蹤影。我們所面臨的不僅是一種獨特的行業技能和勞作方式的衰退，更是保有這些記憶的整個群體的邊緣化。金琴龍在介紹本書編纂狀況時談及，大部分船民已經不操舊業，上岸定居，而且其中的大多數人年事已高。船民口述生活實錄初稿文字尚在整理中，就已經有至少兩位接受訪談的老船民過世。對消逝的慨嘆與遺憾，不僅發自參與訪談的研究者口中，也真實地呈現在結束了船上生活的老船工的嘆息里：

每當夜里睡不著覺的時候，我就在想，我為了子女不再像我那樣受苦，都把他們送進了城里，可這樣一來，我們潘家四代捕魚的事業也就從我的手里斷了代，想想有點對不起祖宗。我不知道自己這樣做到底對還不對？

老船工“對不起祖宗”的苦惱，更凸顯了我們的歷史責任?！皳尵刃缘墓ぷ鳌币辉~，出現在朝戈金、陳崗龍、陳泳超等多位與會學者對本書的評論中。當現代化的進程使得生活方式的改變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時，關注文化記憶、保存文化現象的任務便更顯其急迫。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朝戈金以日本學界對沿海漁民生活史的記錄為例，強調了通過盡可能詳盡和廣泛的檔案保留、還原細節的重要性，并再次肯定本書對草根生存方式與文化智慧的細致關注。在他看來，對下層百姓和邊緣群體口述史撰寫過程中最重要的，在于“對民間生活懷有敬意和謙恭的心態”。

“其實何止船民，我們國家認定的非遺傳承人，其中的大多數也處于極為尷尬的境地，他們被時代拋在身后，無法真正與這個時代對話。還有更多的未被認定的默默無聞的人，他們來自舊的生活，舊的行業，身上有舊的傳統，舊的操守，他們和現代社會格格不入，被社會發展的洪流沖刷到了邊緣地帶。我深切地感到時間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劈開了一道深不可測的鴻溝，我們是一群不自量力的人，干著在鴻溝上架設橋梁的工作?！苯鹎冽堅谡勗捘┪哺袊@。

從廟堂到草根：帶著溫度的生活史詩

如書名所顯現，船民對行業歷史和生活記憶的口述構成了《運河記憶：嘉興船民生活口述實錄》的主干。事實上，口述史的體裁和研究方式并不新鮮，早在上世紀50年代，現代口述史學便逐漸興起與發展。然而《運河記憶》一書的意義，在于“把眼光從帝王將相、廟堂、知識精英轉向草根、民間，為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研究提供宏闊理論所不能取代的豐富細節”，朝戈金如是評價。而北大東語系教授陳崗龍也補充道，“不同于過去以上層的、精英的、政治的為主的口述史”，呈現在本書中對普通民眾的生活關注，大大有別于對社會結構或政治制度的宏觀研究。

問題在于，如何真實呈現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文化？

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施愛東批判道，過往對平民文化的研究，帶有強烈的“碎片化”傾向：“盡管我們使用‘民族志’這樣的表達，卻在研究中將各種文化事項肢解了——比如研究過年，就羅列過年有哪些習俗，每一項習俗如何如何。換言之，我們用自己的解釋框架和分類視角，將作為整體的民俗事件切碎了一件一件單列而出，或在此基礎上將不同碎片拼接在一起進行比較或闡釋?！?/p>

在他看來，這種“碎片化”，實質是對平民文化一種學究式追問的結果：長久以來，平民文化一直是由學術精英來呈現的；平民并未自己發言，而是讓學者代言，而后者在介于平民生活過程中，又難免帶有預先的理論選擇和價值判斷，往往只追問自己需要的材料。“但這本書標題里‘實錄’一詞用得十分妥帖，實錄所呈現的，是船民對自身文化與生活印象最深的部分，是船民對自身記憶的主動選擇——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關鍵的？而每種選擇都包含著獨屬船民的價值判斷?！?/p>

正如施愛東所言，以主觀視角忠實地呈現船民的情感與生活是本書核心特征。我們看到每一次重大的歷史事件，是如何以一種日常的、切近的方式被普通船民所記憶與感知：

我15歲那年，日本人投降了?？箲饎倮?，漁民生活有了一定好轉，那時候米價賤了，而我們賣魚蝦的價格卻反而貴了。我記得很清楚，當時賣掉一斤蝦已經可以買一斗米了?！轿?6歲以后，捉了一條大點的“花鱖魚”就可以買到一斗米，多的時候一天捕魚的收入，甚至可以買到一石米呢！（桐鄉市船民姚虎林口述?！哆\河記憶：嘉興船民生活口述實錄（下冊）》）

他們從魚蝦價格的起伏，從航運線路的變化，從工資的多少與飲食的好壞來回想與重溫每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段。在北大中文系教授陳泳超看來，呈現在《運河記憶》中的口述文字，是因此而帶著情感與溫度的。

“不如說，這是民眾自己的生活史詩?！笔蹡|如此總結。

記憶的縱深：關系視角下的區域社會

盡管著重船民生活記憶的主觀呈現，《運河記憶》仍被視為具有重要的學術啟示與研究價值。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仲偉民便指出，書中如職業稱呼等細節為新的研究題目提供了良好線索。同為清華歷史教授的倪玉平則認為，口述文字、圖片和視頻的豐富結合使得本書得以在資料上與學術研究相互照應。

但更重要的，或許是通過船民多樣的經歷與豐富的情感記憶，我們得以窺見這片運河區域內錯綜復雜的社會脈絡和文化關系。正如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吳欣所言，以往的運河研究更關注諸如漕運、河工等宏觀研究，精細研究較弱；而在談及運河工程對區域社會影響時，研究者往往難以擺脫二元化的價值判斷，即，或從“運河促進發展”的肯定面向，或從“運河破壞環境”的否定面向論述運河意義?！暗@本書提示著我們，能否拋棄舊有的二元判斷，從一種關系性的框架下看到運河與該區域社會的關系？能否去關注具體的人，看看他們的生活與勞作方式因為運河產生了怎樣的改變？換言之，能否通過關系性的、精細化的研究，揭示運河文化區域的發展聯系？”

正是在這樣一種關系性的、精細化的視角中，我們走入船民記憶的縱深處——“通過船民近百年來的生活圖景，我們能看到其中文化，發現運河文明獨特的生長方式”，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林繼富肯定道。

【書摘】

姚虎林（1931— ），男，桐鄉市大麻鎮人。出生于桐鄉市崇福鎮漁船匯一戶世代漁民的家庭。他從小到大一直生活在船上，隨父親在古運河及其支流的水上四處漂泊，以捕魚為生。下文節選了他在運河上記憶深刻的童年和青年經歷。

1931年-出生-世代的漁民

我出生在祖祖輩輩、世世代代靠打魚為生的漁民家庭。我從小在船上長大，十來歲就開始捕魚，經歷了漁家生活的種種艱辛和苦難。

1940年-抗日戰爭-痛失母親與妹妹

記得那是個夏天的夜晚，正是我們忙于捕魚作業的辰光，連到了下一天就是陰歷十六，捕的魚打算再到沈士前去賣。夜間行船是漁家常事，17 歲的姑母姚杏文搖船，我“吊幫”，母親在炒蠶豆?？鞊u近這座汽車洋橋時，發現日本兵已經守牢在岸上了，我父親剛喊了聲“是良民”，話音未落，突然那邊的機槍響了，子彈跟著就掃了過來，而且還一直不停地掃射！這時候，大約已是后半夜兩三點鐘了。事后才知道，原來上一夜中國兵曾經來燒過這座橋。

我妹妹月云這一年才6 歲，躺在船艄角上，中了許多槍彈，當場就被打死了。我母親放下懷里四歲的小弟悅林后，拿塊板想蓋住炒蠶豆的鍋子，不幸被子彈從背后打中腹部，鮮血直流，倒在艙里。她臨死前對我說：“虎林，我要死了，你要乖點……”。父親左臂受傷，姑母喉頭中彈，我頭皮上擦過一槍，鮮血淌下，連忙用手捂住，只有小弟平放在艙內，沒有受傷。我們的漁船一下子吃了許多槍彈，連漁網、櫓繩都被打爛了。我家兩死三傷，日本強盜到中國來濫殺無辜的血海深仇，我是永世難忘的！

1941年-抗日戰爭-沿村乞討的日子

到了第二年春上，那年我還只有10 歲，我父親和叔父姚文梅在頭清明那天一早，就被日本兵拉夫拉去了。父親被拉走后，家里沒了頂梁柱，船上的人一下子塌了天，可怎么活呀？

清明節，我與后媽到西門城外的河里去撈小荸薺，勉強吃了兩天充饑。以后實在沒法子，想想與其餓死，還不如像后媽之前那樣去乞討。娘兒倆一路討過去，一直討到城隍廟前時，數數已經有幾十個銅板了，心想可以買點米來熬稀粥充饑了。卻不料突然被那里的丐幫頭子出來干涉，威脅今后不準再來此地乞討，那是他的地盤，還把我們口袋里的銅板全部搶走，一個也不剩！那時候，真是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只好垂頭喪氣地又回到北門，哭著跪著向褚同興魚行老板褚大發求助。褚家原先也是漁民，后來才開的魚行，是我祖父很有交情的朋友。褚大發問：你祖父叫什么名字？我說：姚源興。他就摜出一包銅板，借給我們買了3升米。還說，以后斷了炊可以再來借。這樣，終于使我家又一次渡過了難關。在這段時間里，我們也曾經搖了船到鄉下去，沿村乞討度日，活下去是人的本能??！

1952年-新中國成立后-“大上海集團結婚”

1952年，我22歲了。因為經常去許村車站，與那里的人都很熟悉了，那時候由開小店的王月琴做介紹，我與盧站長的大女兒惠明定了親。

我同介紹人商量，請她轉借來20元錢作路費，到上海去準時參加“大上海集團結婚”。那天一早，我倆從惠明的祖父家走路到南京路西藏路口的“大上海”舞廳，先花4元錢領了兩本結婚證，之后有人領我們到一張小桌子邊坐著等候。還送上茶水和面包，每人收費一元。大廳里拉上了花花綠綠的彩條，貼上了大紅“喜”字。等人都到齊后，儀式就開始，主持人說：“根據新婚姻法規定，今天有18 對新婚夫妻符合結婚條件，參加大上海集團結婚，是新中國帶來的新氣象?！贝蠹叶寂氖止恼?。接著，有幾對新人發言，介紹他們自由戀愛的經過，同樣受到大家的熱烈歡迎。講話結束后，新人們由男儐相和女儐相分別帶領，在大廳內交叉走了幾圈，還有攝影師拍集體婚禮的照片，替新人拍結婚照。那時候我們連花8元錢拍照也舍不得，不然的話留下合影倒是很有紀念意義的。

1969年-“文革”-哭笑不得的抄家經歷

我家的苦難家史，是從前漁民很普遍的現象。可是到了“文革”期間，我家卻被供銷社造反派個別掌權的人打成了“反動資本家”。1969 年，我父親姚明山被掛牌示眾，罰站在大麻中市轉角上的鬧市區，前后有六次之多，同時游街三次，被造反派從背后偷拳毆打，還要抄家封門。有一次，幾個造反派拿著寫好的封條，興沖沖地跑到我父親家里一看，租住的舊房子里空空蕩蕩，無關無壁，根本無從封門，就連睡的床也是早年漁船上的舊板拼鋪，只有兩只紙板箱放些衣物，也不可能貼封條。于是，只得無功而返，當作笑話，向他們的“頭頭”匯報，結果便不了了之。

2014年-如今

我今年83歲了，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等多種疾病。到我這一代人為止，我家的子孫后輩都上了岸，成了岸上人。說起來京杭大運河是我們的母親河，我家祖祖輩輩，都曾經是漂泊在水上的漁民。漁家從前經歷過的種種艱難困苦，養育了漁家兒女不怕苦、不畏難的倔強性格。如今，到了我這把年紀再來回顧往事，心情真是十分激動，有時難免要流下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