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月14日，著名語言學家、“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去世。

周有光先生的夫人張允和出身名門——合肥張家。張家曾祖張樹聲是晚清高官，曾任安徽巡撫。家業傳到張允和父親一輩時，張家遷至蘇州九如巷，因此“合肥張家”又稱“九如巷張家”。張允和的父親是民初教育家，創建了蘇州私立樂益女子中學。允和與大姐元和、三妹兆和、四妹充和被人稱為“合肥四姐妹”，是最早一批中國公學預科女生，其知名度僅次于宋氏三姐妹。而四姐妹所嫁之人，也是赫赫有名。除了允和的先生周有光，元和嫁給了昆曲名家顧傳玠，充和嫁給了德裔美國漢學家傅漢思，兆和則因為嫁給了沈從文，名聲最響。

在《合肥四姊妹》一書中，耶魯大學歷史學家金安平憑借信件、日記、家譜、詩歌、雜志和訪談，講述了四姐妹的傳奇故事和集體記憶。澎湃新聞獲得出版方三聯書店授權，摘錄其中部分內容。

允和的第一個孩子，恰巧在她結婚周年那天誕生。她總是對人說，她的孩子小平是她結婚那天生的——過了好一陣子，她才發現自己這句話中的語病。第二年，女兒小禾出生。后來她又懷過三次孕，一次流產了；一次孩子生下來太小以致夭折；還有一個好像是出生時受了感染，只活了二十天。

兆和說，允和在十二歲之后就沒有過太平日子。先是母親去世；接著繼母進門；結婚之后，她必須和婆婆及四個大姑子一起生活。允和自己卻不這么看。她認為人際關系緊張不算什么大事，戰爭和暴君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才真正可怕。她說，大難的第一段是從一九三七年秋日軍進攻中國的那夜開始的。從那時起直到戰爭結束，她至少經歷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剛開始逃難時，她帶著二十件行李，一行七人——兩個小孩，兩個保姆，丈夫，婆婆和她自己。等到回鄉時，只剩下了五件行李，四個人。她失去了女兒，一個保姆病死了；另一個保姆則在四川安家落戶了。

允和逃難的第一站是她的出生地合肥，逗留的時間很短。日本飛機開始轟炸時，允和把孩子和婆婆送到了合肥西郊，住在周公山下的祖宅中。一百年前，鬧太平軍和捻軍的時候，她的曾祖父及其兄弟們把家里的一個老圩子改造成了軍事要塞。他們利用環繞四周的小河作為天然屏障，在房舍四圍建筑土墻。墻上挖出很多槍孔，可以對外開火。一九三七年，這些防御工程保持得很好，從外表看來，呆在這里會比在外面世界更安全。當然，日本飛機可以在幾分鐘之內把這里炸成平地，但是他們應該不會把彈藥和燃料浪費在安徽的鄉村。

允和帶著孩子們剛剛在合肥安頓下來，有光從上海發來一份電報，要求她們前往武漢，再轉道去四川，他將和她們在那里會合。他已經決定和銀行里的同事一起到重慶去。一個張家的朋友派了一輛卡車來接有光的老小。這時武齡也已經回到合肥，允和于是去向父親告了別，這是她和父親的最后一面。

允和從武漢乘船溯流而上，去往重慶。五十年前，她的祖父帶著她八個月大的父親，走同一條路線到巴縣去出任川東道尹。與允和同船的還有曾國藩的孫女。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曾國藩與允和的曾祖父張樹聲同為朝廷軍隊的統帥，曾并肩作戰擊敗太平軍。現在，他們的后代卻成了難民。

十天后，船抵重慶。這時已經是一九三七年底，允和覺得那一年是她生命中最漫長也是最艱苦的一年。然而這僅僅才是個開始。當張武齡給女兒起名時，每個女兒的名字中都有兩條“腿”，他可能并沒有想到，日后她們真的會流離失所。［1］在重慶，允和及家人換乘一艘小船，在長江支流上向北航行了五十公里，抵達合川。她的朋友戴婕在這里工作，她愿意替允和照顧孩子和婆婆，好讓她抽身到成都的光華中學教書。成都離重慶很遠，需要搭兩天一夜的卡車。那時兩個城市之間沒有鐵路，大多數公共汽車都因為路途太過兇險而無法跑這條路。允和做出的安排實在很不切實際，但是她覺得自己必須好好工作，學以致用。

次年春天，她丈夫也到了四川，在重慶工作。允和把兒子和婆婆送到重慶郊區，自己和女兒則陪丈夫住在城里。空襲是司空見慣的，有光又老是出差在外。允和必須獨自解決所有“最難的題”：“沒水、沒食物的時候，我走遍全城去找，有時四周一片漆黑。”她終于了解了“死寂”的意思，呼吸到空氣中燒焦的味道；她看到道路邊肝腦涂地的慘相，也看到堆成一人多高的棺材。但是她覺得自己是幸運的：“炸七星崗的時候我在上清寺，炸上清寺的時候我在棗子嵐埡。”［2］

允和的好運氣結束于一九四一年五月。當時她們住在重慶郊區，周有光又一次出差在外。有一天，他們的女兒小禾突然肚子痛，她的體溫急劇上升，可附近根本找不到醫生。三天后，允和終于設法把女兒送到重慶的醫院，但是太遲了。小禾得了盲腸炎，此時已經開始潰爛，感染也已擴散。小禾在病床上掙扎了兩個月才死。看著孩子慢慢死去真是酷刑，這是允和一生中最黑暗的時期。即使到現在，她還是不愿意提及此事。

在那兩個月里，充和與五弟寰和花了很多時間來陪伴允和，在絕望痛苦的情形下盡其所能地幫助允和。在小禾生命的最后幾天，連允和的精神也瀕臨崩潰。她沒有勇氣再抱起女兒或是安慰她。面對小禾的哀哭與求救，她只能說：“你干嘛不死呢？”充和還記得小禾去世那天的情形：

那是個悶熱的七月天。好熱，好潮濕，我覺得姐姐和我非出去散散心不可，不能老是伴著垂死的孩子。我提議去找點冷飲喝，請弟弟寰和看著小禾。我們去了多久，我記不得了，可能有幾小時吧，回來時，我看到門邊放了一具白木小棺。我心里明白，小禾已經死了，就和姐姐說，今晚我們應該到別處過夜，去朋友家吧。我不確定那天下午她可曾看到那具棺材。第二天，我們回家，葬了小禾。前晚，弟弟把棺材存在防空洞里。葬禮很簡單，姐姐沒哭。

一年半后，允和全家遷到了成都，一天她兒子突然被流彈擊中。子彈穿過他的腰部，內臟上被打出六個洞。有一陣子，醫生也沒有把握他是否能挺過來。允和的丈夫此時又一次奔波在外，當他在重慶得知消息后，立刻沖到充和家猛拍房門。一個同住的人前去應門，充和記得當時她在樓上，聽到姐夫的語聲，立刻意識到姐姐又一次遭了大難：“我膝蓋都軟了，不記得是怎么走下樓的。”

周有光之所以來找充和，是因為他知道，只有充和才能幫他在次日早晨去成都的公共汽車上找到座位。充和通過一位酷愛昆曲的朋友辦到了，那人是水力發電公司的頭頭。兩周后，有光給充和寫了以下這封信：重慶車站別后，我帶著一顆沉重似鉛的心，經過漫天的雨天路途，到家已在廿九日晚六時。在家門口，沒有進門，我隔門問房東家里的男工：“小平怎樣？”他說：“在醫院里。”在他的語音里，我聽出小平安全的消息，這才松了一口氣，否則，我真不敢進這個大門。我上樓，只有老母親一人在做鞋……我轉身到醫院，在半路上遇見允和，也已經沒有緊張的情緒，但仍是非常興奮……

（小平）最初三日昏迷，到第四天才敢說危險過去，這好比在八堡看錢塘江潮，平靜的海岸忽然可以卷起百丈波濤，等到我趕回成都，又已是潮退浪平，只能看見江岸潮痕處處了。

我記得當定和三弟鬧離婚問題時，他氣憤幾不欲生，我以“多面人生論”開導他，當時他雖固執，今日他已深明此義。我知道允和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小平身上，萬一小平有意外，允和的悲痛又非定弟那時可比，我唯一可以勸解她的，也只有“多面人生論”。而我為自己解說，自己和自己辯論，汽車的顛簸叫我疲倦，叫我麻木，這也幫助我心情平靜下去，但我無論如何不能鼓起積極的生活興趣，也不能自己接受自己的積極人生觀，我逐步步入宗教的安慰里去。我在教會學校讀書多年，但是沒有信教，小禾死了第三年，我才受洗禮，但我沒有做過祈禱，這次我為了小平，做默默第一次祈禱。我漸漸失去了對人力的信賴，我只有茫茫地信賴神力了。

八姐（堂姐）綺和說：“如真小平有事，我看二姐（允和）難活，老太太也經不起這打擊，耀平豈能獨存，這不是一家完了嗎？”真的，假如我一到門口問著那個房東家男工，如果他的答復是另一種，那么我眼前的世界將是完全另一種色澤。人生的變換我真無法捉摸的了……［3］信中還提到，之前定和曾為離婚之事心灰意冷，但是最近剛剛舉行了新作音樂發表會，大獲成功；小平錯過了這場演出，定和就把整個演唱團搬到病房，給他一個人辦了一場音樂會；允和還給兒子買了一對小白兔，與他作伴；陰歷新年即將來到，生活中的一切回復正常。

同一封信中還提到兆和夫婦寄來了一萬元錢。“我們只能暫借一用，仍舊要還給他們，因為他們也很困難。而我們現在還有辦法挪借，不若小禾不幸的當兒，那么走投無路，這或許也是小平之所以幸于小禾吧！”［4］

有光相信，如果小平出事時不在成都，如果不是附近有好醫院，如果不是醫生馬上動手術，那么他也很可能會重蹈小禾的命運。而他若去世，祖母和母親也活不下去了。幸好天公作美，他們才能安然無恙。允和卻不這么想，小平中彈時，有光不在成都。她和女房東趕緊將小平送到空軍醫院。她三天三夜不能合眼，直到小平脫離危險，此時有光也回到家中。她對婚姻生活的描述是：“大部分危機總是留給女人去處理。”這不是抱怨之辭，只是實話實說。

允和靠著兄弟姐妹和朋友的幫助渡過了難關。她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親友對她的幫助，如果是金錢資助，那么日后她可以根據記載償還，如果是無法量化的情感支持，她將銘記一生。例如在一九六四年，她全家的月收入只有二百四十一元，但每個月光給年邁的婆婆買西藥，就要花費七百元，根本無法負擔［5］。妹妹兆和及一些老朋友——少時的朋友——都送來大筆金錢，幫她支付醫藥費用。到了“文革”期間，周有光的薪水減低到每月僅三十八元（那是對“壞分子”的懲罰），兆和前后共借給她三千元，好讓允和一家不至于挨餓。允和寫道：“（兆和夫婦）生活也不好，可他們總會竭力為我張羅。我一輩子怕張口問人借錢，這下子完了，只好厚著臉皮乞討，這也是人生應有的履歷。”［6］

在新世界里，允和很早就成為一名受害者。抗戰之中，有大約兩年時間，她收過合肥老家的地租。一九四九年共和國成立后，這一行為使她被定為地主，因此在階級斗爭的道德概念中，她就成了階級異己分子。從一九五二年起，她被貼上了“反革命”和“老虎”的標簽，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編輯工作也丟了。

當編輯之前，允和是上海一所高中的歷史教師。她當時覺得自己“肚子里沒有多少貨”，所以一邊教書一邊學習，只要手頭能找到的書就拿來讀，盡量充實自己。她還加入了一個教學研討會，與其他歷史教師定期討論如何修訂歷史教材。教學研討會里的一些同事鼓勵允和把自己的觀點寫出來，她也很樂意這么做。“我就是喜歡聽人家夸我，”允和后來說，“一高興，寫了兩萬多字。”她把這篇長論文寄給了一家教育雜志社，但是沒有回音。這篇未發表的稿子可能被輾轉送到了北京，因為不久后，她的一些觀點出現在《人民日報》的長篇社論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資深編輯讀了這篇社論，很欣賞允和的觀點。他們一直在為新政府修訂、重編歷史教科書制訂準則，允和主張在科技與科學史中加入更多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并在歷史教學中納入文學與哲學的發展狀況，他們很贊成這些觀點。允和還呼吁歷史教學應該更靈活、更貼切，增加介紹少數民族歷史的內容，也得到了他們的認可。人民教育出版社于是聘請允和擔任編輯，幫助他們編寫中學歷史教材。允和面對新工作非常興奮，覺得自己“開始了一個全新的職業生涯”。但是被貼上“反革命”標簽之后，一切都化為泡影。允和回憶道：“我從此沒有了工作，解放后的第一次運動我就下崗了。”她決定退休，“我這個……老虎只好養在家里了。”［7］

允和剛剛離職，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就全面控制了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工作。允和不知道如果她留在原先的工作崗位上，會有什么樣的命運：“如果我遵守他們制訂的規則方針，寫他們要我寫的歷史，我能說自己寫的東西不是違心之論嗎？而且，我可能會腐蝕年輕人，不是嗎？”

剛丟了工作的時候，允和既憤怒又失望，羞于見人。她不想呆在北京，以免觸景傷情。于是她回到蘇州。她的五弟在戰后搬回了九如巷的老宅，允和就住在五弟家里。他們重訪兒時舊游之地，允和也開始重新聯絡以前昆曲研習社的朋友。［8］幾個月后，她回到上海，已經從“惡劣的情緒”中解脫出來。每個禮拜六，她都請張傳芳（她姐夫顧傳玠在昆曲傳習所的老同學）教她昆曲。他們一同編寫了一系列的身段譜，換句話說，就是供演員使用的導演手冊。昆曲上演時通常不設導演，因此這種身段譜很有用，但在昆曲發展史上，這種身段譜非常少見。職業演員和業余愛好者經常聯手進行這類工作：前者有多年的舞臺經驗和老師手把手教的知識；后者對文本有所研究，能夠理解戲劇作者的藝術和用心。

一九五三年，允和與張傳芳一道，整理出了六出戲的身段譜：

昆曲于我，由愛好漸漸轉變成了事業。我沒有完，結緣昆曲，有了一種新生的感覺。“塞翁失馬”，時間越長我越體會到這是一種幸運。如果我沒有及早下崗，如果“文革”時我還在工作，那我必死無疑，不是自殺就是被整死。［9］

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四年，允和一直擔任北京昆曲研習社聯絡組的組長，這個研習社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她甚至幫人寫現代戲，為了頌揚人民公社，寫了些諸如“樓上有綢緞，樓下有蔥蒜”之類的詞。她說這些戲詞都是胡編亂造的，完全是迫于文化部的壓力。一九六四年昆曲研習社關閉，一九七九年恢復后，允和重新出山，并被選為社長。

如果有人問允和，一九五二年以來都做了些什么，她會堅持自己只是“家庭婦女”，是“一個最平凡的人”。她靠丈夫的收入生活。（周有光是語言學家，他精通英文，興趣廣泛，有“周百科”之稱。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大轉行，新政府當時急于展開文字改革，因此周有光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允和為昆曲研習社寫信聯絡事務、安排演出，卻從沒有領過政府的錢。她的工作是自愿的，而且和別人一樣勤奮。直到十五年前，中國共產黨統治下所有拿工資的人，理論上說都是國家職工。允和不愿意成為其中一員，也許是深思熟慮后的行動。她太直率、聲音太大，太容易打抱不平，也太過固執，不肯放棄自己的原則。因此雖然對教歷史和編教科書頗有興趣，她還是選擇做一名家庭主婦。

過去，每逢亂世，那些奇才異能之士或者容易闖禍的人便會裝愚守拙，以免引人注目，但是鮮有成功的先例。哲學家都說，泯然眾人絕非易事。畢竟，誰不愿意展示才華，蒙人賞識呢？即使是那些高人雅士——比如說仙風道骨的列子——也沒有辦法讓人家把他看做平常人。列子發現，他吃十家飯館，“而五漿先饋”，于是他很憂慮，因為盡管自己想韜光養晦，卻仍然“形諜成光”，這可能會給他帶來禍患。［10］允和自稱是個家庭婦女。她花了很長時間才接受這個稱呼，但到最后，她卻欣然于這重身份的保護。

一九六九年，她的丈夫被下放到寧夏，在鄰近內蒙古的一個小村中接受勞動改造。對周有光來說，這個地方簡直像是集中營，荒涼而與世隔絕。最近的城鎮也在三十多公里之外。周有光在那里呆了兩年四個月。允和本來可以陪他去，但是她選擇了留下。她告訴丈夫他只能自己去受苦，她說：“我身子太弱，也太疲倦了，沒法子跟他一起去受罪。”所以允和留在北京，照顧他們的孫女。

那些年，周有光害了青光眼。如果沒有眼藥水，他可能會失明，但是他所在的五七干校的小醫務室里沒有這種藥，只能靠允和從北京寄給他。這也并非一份輕松的任務。因為在“文革”初期，即使小到眼藥水的處方，也必須出示工作單位的正式批文。一九六九年，周有光的大部分同事都在寧夏接受再教育，只剩下兩個人留守北京的辦公室：一位年輕老師和一名十五歲的紅衛兵。一天早上，充和去辦公室為她丈夫申請眼藥水，辦公室里只有那個紅衛兵在。他的名字叫吳開明。允和至今還記得兩人之間的對話：

允和：吳開明同志，我愛人需要治青光眼的藥，請你寫個單子，批準給他開藥。

吳：讓他去醫療室拿，不就行了？

允和：他們醫療室沒有這個藥。

吳：那就讓他去醫院拿藥。

允和：醫院在三十多公里外呀。而且那醫院也沒這藥。

吳：那就叫他別用這藥算了！

允和：如果他瞎了，就不能勞動，也不能改造自己了。

允和說，她不能和這個“小造反派”爭辯，更不能嘲笑他如此之笨，如果這樣做了，很可能會挨揍。所以她只好賴在那里不走，直到她的倔強迫使某人讓步。等了快一天，那個年輕老師出現了，他草草寫了幾個字，批準允和為丈夫開藥。“于是，我每個月都用小木盒給他寄兩瓶眼藥水，有時還加上幾條巧克力糖。”

丈夫在寧夏孤立無援時，允和家庭婦女的身份發揮了作用。革委會的人不能挑她的眼，即使是小毛病也找不到，因為她的檔案里幾乎沒有什么記錄。他們本來可以翻看她的私人文件，找出一些不利于她的證據，但是她又搶先了一步。一九六七年“文革”剛開始時，允和就毀掉了幾乎所有私人文件，包括信件、文憑、日記和她寫的散文、詩歌。她的兒子則幫著銷毀了照片，這些事情花了一個星期才完成，允和說：“我的指頭好酸，全身都痛。我把珍貴的東西毀得一干二凈了。”

十五年前，解放后第一次政治運動展開時，允和就被貼上了“老虎”和壞分子的標簽，當時政府派人到她家，帶走了多年來周有光寫給她的所有信件，說是要拿去“研究”。允和覺得“簡直是一種恥辱”。她說：“夫妻間的一點‘隱私’都要拿出來示眾，還有什么尊嚴可言呢？”有好多天她吃不下睡不著。最后，她找到那些主管的委員，當著他們的面說：“如果我確實有問題，請處理我。如果沒有，請把我愛人的信退還給我。”過了幾天，他們把所有信打成一個包送了回來。［11］一九六七年，允和親手燒毀了這些信件，以免再次受辱。就這樣，她保住了自己的“一點隱私”。一九四九年之后，姐妹中只有兆和與允和留在了大陸。元和夫婦在內戰結束前去了臺灣。充和嫁給了一個西方人，移民去了美國。允和與妹妹兆和、妹夫沈從文關系一直很親密。一九八八年，在沈從文去世前一天，允和寫了一篇關于沈的文章，提到他和他們這群人的軼事，也談到近十五年來他們的世界中都發生了些什么：

我和三妹同年（1933年）結婚，我嫁周耀平（現名周有光），她嫁沈從文；我和三妹同年生兒子，我的兒子叫曉平，她的兒子叫龍朱。盧溝橋事變，我們兩家分開。她老沈家住云南呈貢，我老周家在四川漂流，從成都到重慶，溯江而上到岷江，先后搬家三十次以上。

日本投降后1946年，張家十姐弟［12］才在上海大聚會，照了十家歡。這以后又各奔前程。從此天南地北、生離死別，再也聚不到一起了。

一直到1956年，有三家定居北京，那就是三妹、三弟定和跟我三家。算是歡歡喜喜、常來常往過日子。十年后（1966），猛不丁的來了個“文化大革命”，這下子三家人又都妻離子散。兩年后，北京三家人家只剩下四口人：沈家的沈二哥、張家的張以連（定和的兒子）、我家祖孫二人，相依為命。連連十二歲獨立生活，我的孫女小慶慶九歲。三妹下放湖北咸寧挑糞種田……。三弟下放放羊。我家五口人：兒子曉平、媳婦何詩秀先后下放湖北潛江插秧、種菜。我家爺爺（周有光）下放寧夏賀蘭山闕的平羅。撿種子、編篩子、撿煤渣，還有開不完的檢討、認罪會。大會多在廣場上開。有時遇到黑黑的空中大雁編隊飛行，雁兒集體大便，弄得開會的人滿頭滿身都是粘答答的大雁大便，它方“便”人可不“方便”……。我家有光幸虧戴頂大帽子……。有光跟我談起這件事，認為是平生第一次遭遇到的有趣的事。看來大雁比人的紀律性還強，所謂“人不如禽獸”。［13］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生活逐漸回復正常與有序。這些年來，允和找到了很多消除焦慮的方法，比如《心經》就是很好的一劑藥。《心經》說得是如何消除焦慮——終結一切苦難。要達到這種境界，必須明白一切皆空。“色、受、想、行、識；眼、耳、鼻、舌、身、意”都是轉瞬即逝的，是空的。所以不應該執著于此，才能“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所以“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14］允和常常吟誦這些偈句來舒緩內心焦慮。

不過允和并非宗教信徒，也不認為自己能完全無所執，因此當她陷入低谷時，偶爾會哼唱五百年前的戲曲《佳期》中的一段香艷的唱詞。在這場戲里，一個年輕的小姐和她的情人在床上如膠似漆，丫鬟在門外想象著屋里的情形：

小姐小姐多豐采，

君瑞君瑞濟川才。

一雙才貌世無賽，

堪愛，

他每兩意和諧。

……

一個半推半就，一個又驚又愛，

一個嬌羞滿面，一個春意滿懷。［15］

這些曲子也能給她帶來安慰。

九十一歲了，允和仍然津津于她心目中英雄們的故事。她原有可能落得和他們一樣的收場——被砍頭分尸——但是她還是得能全身以退。人們說她懂得養生之道，能夠保持活力。其實她沒有特別的養生食譜，也不修身養性。事實上，她沒有什么獨門秘方。允和執著于世俗生活，從不裝出心如止水的樣子，而且很喜歡娛樂消遣。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允和得以再次見到元和及充和，她們那時都已定居美國。允和去了加利福尼亞，在元和奧克蘭的家中呆了幾個星期。這時，她已經恢復了寫日記的習慣——為了避免麻煩，她有將近二十年沒寫過日記。一九八四年八月二日，她記道：

昨天整整一天是戲劇節，早上八時許開始化裝，大姐先幫我化裝，然后我自己化裝，她還是那樣像小時一樣慢條斯理的，把我前額頭發貼大貼片。化裝完已下午一：〇五，吃點東西拍《游園》身段。

尤彩云身段，標準身段，“煙波畫船”、“明如剪”。連梅蘭芳、韓世昌在排演這場戲時也會向尤彩云請教身段。這戲我們姐妹六十年前合演過，那時不過十三五歲。

昨天下午四時，大姐在右頰加黑色一抹，也在上唇畫得高大些，我拍了“剔銀燈”照后，又拍驚丑，在屋外，光亮不好，不夠理想。［16］

注釋

［1］元和、允和、充和、兆和名字中的第一個字都是“兒”字。“兒”在古文中屬于“人”字部。《通志·六書略》中稱：“人，象立人，兒，象行人。”“兒”字看起來就像兩條腿。

［2］張允和：《張家舊事》第135頁。

［3］同上，第145—147頁。

［4］同上，第147頁。

［5］當時，中國的一元相當于美金兩角五分，可是其購買力很難估算。

［6］張允和：《最后的閨秀》第53頁。

［7］張允和：《張家舊事》第201—205頁。

［8］回蘇州老家：張允和《張家舊事》第205—206頁。

［9］張允和：《張家舊事》第205—206頁。

［10］關于列子：《列子·黃帝篇》。

［11］周有光給允和的信：張允和《張家舊事》第204—205頁。

［12］陸英生了九個孩子，韋均一生了一個。但張家姐妹一向把這個同父異母的弟弟當做親兄弟看。

［13］張允和：《最后的閨秀》第52頁。

［14］見《般若心經五家注》，第13b—18a。

［15］見《六十種曲·西廂記》第77—78頁。（參見第171頁注）

［16］允和日記：1984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