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新論︱商鞅的軍事外交：統軍伐魏、游說魏王

王政冬

2017-02-19 10:34

來源：澎湃新聞

商鞅（？－公元前338年），衛國宗室出身，所以他被稱作“衛鞅”；他所屬的支脈以公孫為氏，所以又叫“公孫鞅”。那“商鞅”的叫法怎么來的呢？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年）公孫鞅因軍功受封為徹侯（秦國的最高爵位，漢朝時避漢武帝劉徹諱，改名“列侯”），封地在鄔（今陜西商洛市境內），為了表示對公孫鞅的尊崇，秦孝公特意將“鄔”改名叫“商”。華夏族有一種由來已久的觀念，那就是功成名就之后衣錦還鄉，項羽曾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所以把封君本人的家鄉封給他，顯示著一種特殊的恩寵。公孫鞅老家在衛國，當年周武王把商王朝的故都封給了衛國，也就是說公孫鞅老家是商朝故地，所以秦孝公將公孫鞅的封地改名叫“商”。此后，人們就稱公孫鞅為“商鞅”了，或者尊稱之為“商君”，《史記》才會有《商君列傳》。

話劇《商鞅》中尹鑄勝飾演的商鞅

追隨公叔痤和由魏入秦

商鞅早年追隨魏國重臣公叔痤，在公叔痤家擔任中庶子（一說為“御庶子”）一職，相當于隨從兼參謀。魏國在魏文侯時代經歷了李悝的政治改革和吳起的軍事整頓之后，國力蒸蒸日上。商鞅長期追隨公叔痤，對于富國強兵等問題自然會有很深刻和獨到的認識。

商鞅還從公叔痤那學到了很多軍事知識和為人處世的道理。從時間和年齡推斷，公叔痤應該和名將吳起共事過，甚至可能曾在吳起麾下任職，所以深得吳起治軍之法。魏惠王八年（前362年），公叔痤帶兵大破韓、趙聯軍于澮水（今山西澮河）之北，擒獲聯軍主將樂祚。魏惠王要賞賜給他一百萬步田地（戰國時期百步為畝，一畝約合今0.31畝，一百萬步約合今三千多畝），公叔痤推辭說：“士兵們能不避艱險、勇往直前且始終保持作戰陣型而不潰散，這是當年吳起治軍有方的結果；勘察地形，制定行軍路線，合理安排攻守，這是巴寧、爨襄的功勞；讓士兵和百姓知道戰場上的賞罰一定會兌現，是大王法令嚴明的結果。而我所做的，只是在看見敵軍后，指揮士兵發動進攻罷了，所以不敢受賞。”于是魏惠王賞賜給吳起的后人二十萬步田，巴寧、爨襄各十萬步田。同時進一步嘉獎公叔痤，在一百萬步田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四十萬步。追隨公叔痤那些年所獲得的學識，可以說是商鞅一生中最寶貴的財富。

電視劇《大秦帝國》中的商鞅和公叔痤

《商君列傳》記載了一則關于公叔痤和商鞅的故事，說公叔痤病重之時：

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意在讓公叔痤推薦繼承人）”公叔曰：“座（通“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原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就是嘿嘿一笑）。王且去，座屏人（屏退左右侍從）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道歉）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你），王色（從面色來看）不許我。我方先君后臣（先為君主著想，再考慮你商鞅），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迅速離開魏國）矣，且見禽（通“擒”，逮捕）。”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最終也沒走）。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這則故事顯然是后人追述，當時魏惠王尚未稱王，應稱之為“公”或“君”。故事情節也難免有夸張和渲染之處，但魏惠王確實沒有任用商鞅，商鞅最終去了秦國。

多重角色的施展與拜相封侯

戰國時期，君主選拔人才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臣下舉薦，商鞅能夠見到秦孝公是通過寵臣景監的舉薦。這位景監可不是太監，是楚國貴族，昭、屈、景是戰國時期楚國最強盛的三大家族，楚國貴族為何會在秦國當官？因為秦、楚兩國世代聯姻，直到秦始皇時，還有大批楚國貴族在秦國任職。通過結交景監，商鞅還抱上了楚國這棵大樹，在出土文獻中，秦家嘴楚簡有“秦客公孫鞅聘于楚之歲”、天星觀楚簡有“秦客公孫鞅問王于戚郢之歲”這樣的記載，說明商鞅可能不止一次造訪楚國，商鞅最終的封地也選在了秦、楚交界的鄔城，不得不說商鞅的這一做法頗具縱橫家狡兔三窟的特點。

商鞅時代的形勢圖

秦國的變法其實在秦孝公之父秦獻公時就已經開始了，秦獻公元年（前384年），“止從死（禁止用活人殉葬）”；二年，遷都櫟陽，削弱舊貴族的地域影響力；六年，開始在部分地區推行縣制，打破舊有的宗族組織；七年，“初行為市”，進行經濟改革；十年，“為戶籍相伍”，也就是戶籍改革，讓國家直接掌控人口。秦孝公初年商鞅的改革也是陸續展開的，最初變法的阻力可能不太大，而且收效很顯著，所以秦孝公十年（前352年）商鞅升任“大良造庶長”，相當于相國。也就在這一年，商鞅開始發揮他的軍事才能。

“大良造庶長”商鞅督造的兵器部件（故宮博物院藏）

當時，魏軍主力正在東方對陣趙、齊、宋、衛等國，商鞅決定抓住時機，給魏國一記猛拳。公元前352年，商鞅率軍直指魏國舊都安邑（今山西運城市境內）。魏軍膠著于東方戰場，無力西顧，安邑守軍最終投降。要知道，魏惠王把都城從安邑遷到大梁才十年（公元前361年遷都）而已，安邑依然是魏國政治、經濟名城，人口和財富聚集之處，還是魏國歷代先君陵寢之所在，戰略地位極其重要。舊都淪陷，這對魏國軍民士氣的巨大打擊可想而知。《史記·魏世家》記載這一年魏國“筑長城，塞固陽（未詳在今何地，但肯定是戰略要地）”，加強防守。結果，第二年（前351年），商鞅又帶兵包圍了固陽，固陽守軍投降。局勢似乎一片大好，然而，就在這一年，魏國開始了絕地反擊。

魏國畢竟是老牌強國，家底豐厚。魏惠王和韓國結盟，迅速解決了東方問題，把齊國打得“筑防以為長城”（《竹書紀年》）；隨后，揮師西向，不僅收復了失地，還包圍了定陽（今陜西延安東南）。《戰國策》說這時的秦孝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

危難之際，商鞅自告奮勇前往游說魏惠王，對魏惠王說：“現在聽命于您的，都是宋、衛、鄒、魯等小國，您若想成就王業，一定要讓齊、楚、趙、秦、韓、燕這六個大國聽命。有秦國的支持您一定能夠成就王業，您不如先穿上王服再去討伐齊、楚。”商鞅的這套說辭讓魏惠王很受用，當時只有楚國在幾百年前就稱王了，齊、趙、魏、韓都是侯爵，秦、燕是伯爵，“王”這個稱號對中原各國來說是個巨大的誘惑。而且在魏惠王看來，韓、趙已經和魏國結盟，若是再有秦國的支持，魏國似乎真的離王業不遠了。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和魏惠王在彤（今陜西華縣南）會盟，雙方罷兵。商鞅憑借三寸不爛之舌成功將“禍水東引”，《竹書紀年》記載此后魏國曾聯合趙國北伐燕國，南聯韓國攻取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縣西南）。魏惠王還擴建宮室，車架儀仗全部和周天子等同，擺足了要稱王的架勢。秦國則積極配合魏國，魏惠王召開逢澤之會，率諸侯朝天子，秦國都主動參加。

電影《戰國》中的魏惠王

在為秦國爭取到了較為寬松的外部環境后，商鞅的角色又從縱橫家轉換成法家，公元前350年，商鞅開始大規模的變法改革，將全國規劃為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重新分配田地，統一度量衡一系列措施同時展開。但是這次改革觸及到太多人的利益，反對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太子甚至直接觸犯新法，商鞅采用雷霆手段，“刑其（指太子）傅公子虔，黥（在臉上刺字）其師公孫賈”；幾年后，公子虔又一次以身試法，商鞅果斷將其處以劓刑（割掉鼻子）。數以千計的秦國人議論新政的得失，商鞅說這些都是“亂化之民”，全部發配邊城，一時輿論肅然。商鞅的做法不一定都妥當，但他的法令確實得到了深入貫徹和執行，并對秦國產生了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當年商鞅“禍水東引”的策略在公元前342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這一年，魏國十萬大軍在馬陵之戰中全軍覆沒，元氣大傷。《竹書紀年》記載第二年“五月，齊田朌伐我（指魏國）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指趙國）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年近花甲的魏惠王慘敗在了對他俯首聽命了十年的秦國手中，真不知心中是何滋味。

公元前340年，商鞅繼續統軍伐魏，魏惠王派遣公子卬迎戰。商鞅當年在魏國時和公子卬關系很好，于是心生一計，派人送信給公子卬，說你我關系這么好，就不要打仗了，你勸魏君罷兵，我勸秦君罷兵。然后秦軍真的就拔營起寨開始撤退，商鞅可能還弄來了秦君撤軍的詔令，公子卬也就信了。商鞅又說臨走前老朋友敘敘舊吧，公子卬天真地來赴會，結果被商鞅設伏兵給擒獲了。隨后，商鞅趁著魏軍主帥被俘、人心浮動之機一舉將之擊潰。正所謂“兵以詐立”，商鞅的軍事才能也得到了后世的認可，《荀子·議兵》說：“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所謂善用兵者也。”商鞅也因為這場勝利受封為徹侯，達到了他人生的巔峰。

由商鞅來重新認識先秦諸子

以往，人們對商鞅的認識可能止于法家的代表人物，其實這是漢代以來學界的一種誤導。流傳至今的先秦文獻，絕大多數都是漢代人編訂整理的，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的《論六家要旨》對“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思想進行了概括，劉向、劉歆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九流十家”，即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農、雜、小說，《漢書·藝文志》延續了這種劃分方法，這種對先秦學術體系的建構有其合理之處，但也產生了很大的副作用，其中一點就是對先秦人物認知的刻板化。由上文不難看出，商鞅兼具法家、兵家與縱橫家的素質，再如屈原，不僅能寫出優美的辭賦，還通曉法令、善于外交。所以，我們需要打破刻板印象，重新認知這些多能多藝的鮮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