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民大會堂，舉行了一場低調而又隆重的紀念活動。

低調，是因為參加紀念的人范圍不大，家屬并沒有“廣而告知”。隆重，是因為參加紀念的人分量很重——

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中央政治局委員李建國、馬凱，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慶黎，四任國家主席的子女：劉源（劉少奇之子）、董良羽（董必武之子）、李平（李先念之子）、楊紹明（楊尚昆之子）以及數十位開國元勛子女出席了紀念活動。

被紀念的這位逝者，離開我們已經近30年了。他是中共黨史上一位重要人物，37歲擔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不到50歲出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年齡稍長的群眾至今說起他，還會親切地叫一聲“我們的王書記。”

1954年，長江特大洪災，召集武漢防汛總指揮部會議。

1959年會見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

他壯年時成為中國政壇一顆新星，卻遭江青一伙陷害，身陷“文革”冤獄近10年。雖背負冤屈，卻從未改變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寧可牢底坐穿，也不向野心家們低頭。

他“四套班子”走遍，“文革”后先后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為撥亂反正、加強黨的思想建設、解放與發展農業生產力作出了重要貢獻。

他就是王任重。今天，是他誕辰100周年的日子。

年輕的小伙伴或許對他名字不太熟悉，但大家一定知道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提到的好干部標準：忠誠、干凈、敢擔當。縱觀王任重的一生，可謂是給這三條標準做了最生動的注腳。

1980年中央書記處成員合影，左一為習仲勛，中間為胡耀邦，右一為王任重。

1981年，王任重（左一）和王震（左二）一起陪同鄧小平同志在新疆。

王任重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對群眾、對同事、對親人多次談及：如果身后黨能夠評價我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我就滿意了。

對于“合格”的含義，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同志在一篇紀念文章中寫道：“這看來是任重同志的謙虛，其實正說明任重同志十分認真地對待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不折不扣地達到這個標準。對于一個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來說，含義十分深遠。‘合格’二字，就說明了一切。”

陶鑄同志的夫人曾志也曾回憶道，任重與人交往如清風幽蘭，再好的朋友也是君子之交，從不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那一套。他從不恭維人，也從不在家里請客吃飯，就是對毛主席也這樣。那年毛主席離開武漢時，湖北黨政軍要員動員他去送行。他說：“主席叫我去我就去，沒叫我去我就不去”，很有點文人的傲氣。

1958年陪同毛澤東主席橫渡長江 。

事實上，毛主席喜歡湖北，每年至少來湖北一次。在湖北期間，王任重作為地方領導人，從未單獨宴請過他。

以“合格”標準要求自己，同樣以“合格”標準帶動身邊人。有一次王任重去某地視察，中午飯菜非常豐富。他指著一盤蝦仁炒雞蛋說：下次炒雞蛋不要放蝦仁。后來一餐飯又上了一盤蝦仁炒雞蛋。王任重很不高興，問這是怎么回事。原來，炒雞蛋不放蝦仁，達不到接待標準。王任重生氣地說：“現在你接待的是我，不要考慮什么接待標準。”據身邊工作人員回憶，王老向來平易近人，這是一生中為數不多的發脾氣。

王任重（左一）陪同李先念同志在湖北襄陽視察。

王任重（右一）考察水利建設和鄉親們親切交談。

王任重（左一）在孝感縣臥龍公社金星大隊參加勞動。

王任重的孫女王小節女士清楚地記得，有一次爺爺鼓勵她說：“我的節節學習好，以后一定能上大學，可現在的學費真是越來越貴了，將來把爺爺的硯臺賣了，給你交學費吧。”

王小節每次回想起爺爺的話，總會鼻子一酸：“誰會相信這個級別的干部會說出這樣的話呢？”

中學時期的王小節和爺爺合影。

1982年王小節與爺爺在中山公園。

1983年的家庭合影。

對于身居高位的領導干部而言，敢于解剖自己是難能可貴的。王任重對于他個人的缺點和失誤，從不隱諱，不但向中央、毛主席檢查，一有機會也向干部、群眾檢查。1952年有一天，武漢市委機關報《新武漢報》在“讀者來信”一欄，刊出了王任重的一封信，原來是他為寫字潦草，使人家不好辨認，公開作自我批評。事情雖小，足以看出他的作風。

宋平同志曾說，面對自己的工作失誤，王任重沒有為了維護“威信”刻意加以掩飾，而是主動在會議上、組織生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檢討，誠懇地做自我批評，并立即見之于改正的行動。王任重曾多次說，一個人即使因為做工作犯了錯誤，也比不做工作不犯錯誤好，對共產黨人來講，不做事本身就是一種大錯誤。

在“文革”中，大文痞姚文元構陷王任重“美化帝王將相”，因為王任重把自己閱讀《資治通鑒》時寫的一些筆記和雜感發表在湖北省委內刊《湖北通訊》上，供干部們學習交流。事實上，他的動機是想幫助干部們多學習一點歷史知識，總結“大躍進”時期的經驗教訓，提倡實事求是和發揚黨內民主作風。筆記中談到的如何防止個別干部腐化墮落、反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等觀點，至今仍然發人深省，值得各級領導干部認真思考，長安街知事APP也從家屬手中拿到了這一珍貴的資料。

雖然王任重已經逝去近30年，可他似乎并沒有走遠。因為從他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了那個年代的民主生活會、看到了那個年代的“八項規定”、看到了那個年代的群眾路線、看到了那個年代的“兩學一做”，看到了那個年代的家風，對什么是“合格”的共產黨員有了“畫像式”的認識。

正如李建國同志在紀念活動的發言中所說：“我們紀念王任重同志，就是要學習他光明磊落、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他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始終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從來不搞特權、不謀私利，從不講生活待遇，嚴格要求和教育子女，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高尚品質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道德風范。”

1992年3月，全國政協七屆五次會議召開前的兩天，時任政協副主席的王任重在任上突發心臟病逝世。逝世前的一個月，他還在外地考察，并投入了大量精力籌備政協會議。躺在病床上，他還在關心一位政協委員個人的醫療問題。

春天來了，盼望春天的人卻匆匆離去。王任重生前曾表示：“我死以后，不要搞遺體告別，不要開追悼會，不要送花圈。報上發個消息，讓大家知道。評價中保留一個共產黨員的稱號就可以了。”

他的子女按照王任重的意愿，同時考慮到兩會召開在即，不給組織添更多麻煩，喪事一切從簡。他去世后不到54小時，遺體在八寶山火化。

萬分悲痛的家屬對組織上說：“現在不向、將來也不向組織上提任何要求，一切聽從中央安排。”

1992年3月18日全國政協七屆五次會議開幕，全體與會人員向王任重同志默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