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人類學教授蕭鳳霞近日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邀請，進行題為“踏跡尋中：四十年華南田野之旅”的專題演講。蕭鳳霞教授圍繞新文集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將從事當代中國研究四十載的田野成果與心得娓娓道來。從華南出發，蕭鳳霞教授與志同道合的伙伴和團隊，追隨著變動的對象，一直走向中東和非洲，勾勒出7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城鎮、城市中的人，如何尋找有意義的生活，如何參與全球化，如何在飛速變化的社會中尋求希望，又如何為意義的牢籠所困，面臨掙扎和沮喪。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程美寶教授，應邀為該書撰寫了精彩書評（發表在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并在講座后半部分與蕭鳳霞教授進行了具有啟發性的對談。

“對我來講，中國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過程，發生這個過程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研究的地方。”

蕭鳳霞教授首先簡要回顧了自己的學術和田野之路。她出生于香港，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獲得人類學博士學位，師從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和武雅士（Arthur Wolf）。她介紹道，大學時期正值“火熱的七十年代”，自己也是當時反越戰、反帝國主義的政治活動的積極參與者，笑稱當時騙了導師施堅雅：“我說要好好做一點嚴肅的政治人類學研究，可我當時是想去廣東農村‘攪革命’”。然而在到處是“四人幫”宣傳的廣東農村，她看到了貧窮和封閉。80年代改革開放了，她從農村跑到廣東的小城鎮，去看人民公社的解體、商業的復興和市鎮的新氣象。90年代，她隨著農民工跑到大城市尋找現代性和城市性，看他們如何參與現代化建設，雖然生活充滿希望，但對農民工來說，城市中也存在很多不平等和障礙，使他們的生活面臨種種挫折失意。到了21世紀，蕭鳳霞教授和充滿朝氣的企業家走出中國，來到了中東、非洲，她期待看到全球化的新秩序，然而全球化過程中的國家空間仍然根深蒂固，這和自由主義者所說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實在是不同的世界。她談到，四十年來，自己每十年就到一個有趣的地方去做田野研究，和同伴一起走過快速變動的中國社會。從農村到城鎮，從城鎮到大城市，從中國一直到非洲。“田野的經驗給我帶來很多思考方法，將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結合起來，以‘動’和‘過程’（人的能動性和結構過程），來批判政治局限的分析，從生活中來看田野”。她帶著希望和思考去觀察，從中提煉到一些新的概念和想法，盡管不一定能夠找到答案，她卻慶幸這條路可以一直走下去。

“我一直都有最好的同伴，帶著消耗不盡的熱情與堅持”

她是最早從事華南研究的學者之一，戲稱和同伴們被論者從最初的“華南幫”升格為“華南學派”，但對于這種標簽：“我們從來不認”。團隊從最初的五人幫（包括劉志偉、陳春生、羅一星、科大衛等教授），逐漸壯大，又有新一代的學者陸續加入，“我一直都有最好的同伴，帶著消耗不盡的熱情與堅持”。他們并不局限于華南一隅，而是步履不停，要探索更大的世界。

蕭鳳霞教授接著一張張地分享四十年來在田野中拍攝的照片，變動的田野風景，也令她感慨良多。

再造的傳統，變動的風景

90年代初期，地方社會又出現了新的景象，所謂“傳統的復興”。她在小欖菊花會，潮連洪圣誕等研究中都有過深入的思考，她自問：“這是怎么一回事？是一度‘凍結’的‘傳統’在改革開放后重新出現？還是當地人從被革命打擊得支離破碎的片段中，重建起他們認為有意義的傳統？”蕭鳳霞教授的思考傾向于后者，這是一種傳統的再造（reinvention of tradition）。民間很歡迎這樣的活動，而對地方政府來講，這也是招商引資的好機會。游神活動打著藝術節的旗號舉行，組織者找來戲班的行頭，當成是傳統服裝。六十年一大展的菊花會也成了鎮政府吸引投資的舞臺。舞龍、戲班、公安、記者、鄉鎮企業家與干部，這些新舊軟硬件雜糅，90年代初，“再造的傳統和受限制的商業發展結合在一起，如八仙過海”。

變動的風景也同樣發生在大城市中。90年代以后，蕭鳳霞教授隨著農民工來到大城市，看到廣州巨大的購物中心，象征著新興中產階層的財富。曾經舳艫千里的珠江，變成了為兩岸豪宅設計的被消毒（sterilized）的景觀。高速公路旁邊佇立著祠堂，明代修建的鎮海樓正對舉辦亞運會的場館，舊區要改造，城市要擴大，變動的風景中出現了許多“格格不入的物件（an object completely out of its place）”。2003年，她開始了城鄉交界地區的研究項目，提到廣州26%的土地是城中村，“來的人那么多，一個城市沒有地方住，以前旁邊的村子，現在被高檔住宅、辦公樓等現代的‘硬件’包圍”。農地變成高樓之后，曾經居住在村中的居民依靠集體土地產權與發展商協商多年，換來每人得到若干套單位的經濟補償，轉手租出，村民得以不再“耕田”，轉而“耕屋”。村民居住的地方變成了珠江新城，他們卻仍然保留村中的一些生活習慣，將CBD的道路一封，當街擺開宴席慶祝喬遷。他們認為小區面對的現代化大橋是村中“煞氣”的來源，便在小區里豎起一尊將軍引弓射箭的雕像，瞄準大橋，抵擋煞氣。蕭鳳霞教授指出，“現代化？城市化？這其中一層層的復雜性，都需要我們了解。”

“我們的世界不只是在華南”

缺乏歷史觀念的人可能會說，改革開放使廣州和全球聯系起來，蕭鳳霞教授的同伴和團隊這些年在田野的經驗，揭示廣州歷史上一直和世界有著層層的聯系。她舉例，肇建于隋朝的南海神廟中，就樹有一尊神像，模樣一看便知是來自南亞，而本地的老婆婆拜他，并沒有覺得有任何不自然。廣州的光塔，指示著唐代就存在的和伊斯蘭文明的交流。廣州和非洲以及中東的往來，更是歷史悠久。在21世紀，蕭鳳霞教授和他的團隊便跟著各種線索尋找跨地區的聯系，又將追蹤中國的腳步邁到了迪拜和非洲國家。“在迪拜，我們看到最‘后現代’的城市建筑，很多物業都是被溫州人買了”。迪拜機場也到處是中國的機械師、工程師。在坦桑尼亞，她看到中國人擁有的連片農地，周圍建起了電力設施和鐵路。另一邊，成千上萬的非洲人、穆斯林在廣州做生意，他們在廣州也并不是孤立的社區，附近廣告牌的語言就揭示了這種廣泛互動。“他們并不是窮人，而是非洲有實力的中產階級，顯示這種全球化并不是低端的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這種互動當然也并不是完全和諧的，非洲人購買中國生產的“非洲土布”和假發，當然可以想見另一些人會失業，當地人也會以“弱者的武器”進行抗議，其中豐富的層次，有待更多的細致研究。蕭鳳霞教授感慨，“五人幫”一直走到現在，“我們的世界，不只是在華南，希望年輕一代的學者和朋友繼續走下去，把我們的夢想繼續下去。”

“我們對世界有一點追求”

立足華南的全球史進程背后是蕭鳳霞教授一直關心的問題：“就是中心和地方的關系”。她提到1995年參與編著的Down to Earth：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和2006年的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明清時期，地方社會的文化精英可以利用跨地區的資源例如宗族、市鎮，將自己變為中央政權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中央和地方之間存在這樣的空間時，二者可以互補，呈現出高效、互動的過程，如果沒有這樣的空間，地方無法把自身變為中央的一部分，便會出現緊張。中國的文明是多元一統的，在現代社會，我們還是要考慮這樣的關系如何能夠更和諧，如何尊重地方多年沉淀的歷史，讓他們更加“舒服”地融入中央，“我研究的是過去的帝國和現在的國家之間的分別，這仍然是我心中想要找到答案的問題。”

馬克思的希望，韋伯的憂慮

對談環節，程美寶教授以書評中提到的兩組概念來提煉蕭鳳霞教授新書的主題，一組是“人的能動性（human agency）”，“結構過程（Structuring）”與“過程（process）”，一組是“國家內卷化”和“細胞化”。蕭鳳霞教授在許多場合都提到自己Agent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華南的能動者與犧牲品》）專著中“懷著馬克思的希望來到華南，最后帶著韋伯的憂慮離開”的一句話。她解釋國家內卷化的過程：“國家的語言被內化為個人自身的語言、身份和自然的意識形態。”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決定從管理一切的位置上逐漸退出時，老百姓卻不允許，他們將有關國家的一套語言和意識形態內化，因而每個行動，每個決定，都是在重現國家的在場（reproduce the very present of the state）。因此在蕭鳳霞教授看來，權力關系是辯證的、互動的，而不是簡單的壓迫與反抗。程美寶教授在書評中指出，蕭鳳霞教授的這種研究取向，不只應用在中國，而且與1980年代中期歐美政治學中“把國家拉回視野”的反思相呼應，時至今日，無論中西，國家已深深滲透到社會之中。在公共和私人領域里，國家和社會、形式化和非形式的權力與權威都不應看作二元對立的狀態。這其中的個人具有能動性，然而又不可避免地背負著歷史的包袱或遺產，有意無意地參與結構的過程，創造出層層的新的歷史與歷史敘述。

立足香港、背靠中國、放眼世界

話題不免談到香港社會。蕭鳳霞教授認為“立足香港，背靠中國、放眼世界”三方面存在辯證關系，僅有本土的界定而令其中任何一方的聯系斷裂，都會使香港不再是香港。香港也處在嶺南地區，嶺南豐富的文化資源，是緩沖中央和地方的有效機制，因此省港澳文化層層互動，是在文化上背靠中國的方法。嶺南的文化資源和歷史上與全球的聯系，是“立足香港、背靠中國、放眼世界”的基礎，唯此，才能產生中心和邊緣積極互動的能量。

（本文依2017年1月5日，蕭鳳霞教授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進行的「踏跡尋中：四十年華南田野之旅」講座整理，部分內容有所刪節。）

參考文獻：

程美寶，<當人類學家走進歷史——讀Helen F. Siu,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二十一世紀》2016年12月號，總第158期。頁128-140。

蕭鳳霞，<反思歷史人類學>，《歷史人類學學刊》2009年10月，第七卷，第二期，頁105-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