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迷于技術至上的軍事轉型，無法幫助美國取得在阿富汗（或伊拉克）的成功。這是過去十余年美國內部對其在阿軍事行動最主要的檢討、批評意見之一。即便不上綱上線到技術決定論，美軍在阿富汗的情報、火力、機動、后勤等各個作戰環節都依循了冷戰后期逐漸成型、海灣戰爭正式登場的信息化作戰底色，迭代強化，不斷演進。

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這種演進幾乎造成一種對于軍事轉型的偏執，形成一種類似企業、商業管理中的風險回避狀態。“輕足印”策略被認為雖然保證了美軍“進得去”，卻也直接導致其在阿富汗“待不住”。

回避風險所帶來的，是依靠技術手段通過少而精的人員投入徒勞地追求控制，是進行龜縮守點妄圖中心開花而非大范圍地接敵、交友，是建立一支非驢非馬的“皇協軍”而非立足當地部族、人力資源、政治、官僚、管理等方面的實際條件改變軍事條件。

享受偏執的人

一種批評觀點認為，這種轉型偏執的背后有著政治經濟利益和文化鏈條或網絡的影響。

在美軍軍官團與大型軍工企業、防務咨詢與游說部門、安全類智庫之間，形成了一種以中高層人才循環為紐帶的政策鏈條，個人職業路徑與企業利益之間形成了相互加強的閉環——退役中高級軍官進入防務部門供職，而后者則藉此“人脈”在高技術裝備研發和采購上獲取更高的利潤率，這種合力進一步加強了美軍作戰方式的固化。

在這一鏈條或網絡上，除了單純的利益考量，當然也有根深蒂固的組織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對于單向技術優勢的依賴歷來是美國對外軍事干涉的能力基礎。短期內，高技術武器的確能夠為美軍帶來速勝和低傷亡率，但是在治安戰、“反叛亂”作戰的環境下，這套模式是不合時宜的，卻在這種鏈條或網絡的影響下不斷固化。

這種觀點并不能簡單歸類為“軍工復合體”假說，其實際政策影響也因為諸多因素無法完全驗證，但是以人為鏈條和網絡紐帶所形成的作戰理念、裝備體系和政策偏好的集團其本身的確是存在的。

拉姆斯菲爾德曾是這些理念的主要代表和推手。在主持五角大樓期間，拉姆斯菲爾德制定了一個大規模的計劃對美軍進行“轉型”，“網絡中心戰”之父塞布羅斯基被他任命為新成立的轉型辦公室主任。雖然美國軍政高層不再像1990年代那樣大張旗鼓地談“革命”，但“轉型”背后的野心一點也不小。從阿富汗到伊拉克，美軍在戰場上迅速和無可置疑的軍事勝利幾乎讓執著于轉型的人們看到了成功。

那時，五角大樓內外的聲音均對以網絡中心戰為符號和圖騰的轉型歡呼雀躍。戰場的成功促使彼時的美軍計劃在已開出的數十億美元支票基礎上，在未來繼續投入千億級別的軍費用于加強信息化作戰的硬、軟件。領導了這兩場軍事入侵的弗蘭克斯將軍甚至在其2004年的回憶錄中寫道，軍事轉型和所有高新技術“為今天的指揮官提供了一種類似荷馬賦予其作品中奧林匹斯神明那樣的視角”。

對他們而言，很遺憾，勝利是迅速，卻也是短暫的。弗蘭克斯2003年離開了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崗位，賽布羅斯基于2005年去世，拉姆斯菲爾德在今年6月30日去世。前兩位在一定程度上是“幸運”的，他們沒有在指揮官或學術領軍人的位置上見證美軍在初期成功之后的長久窘迫。而拉氏則在身前身后為其對美軍所打下的烙印背負了很多的罵名。

轉型并非一無是處

公允地說，對軍事轉型的批判并非完全站得住腳，判斷其在阿富汗戰場的作用，取決于軍事手段所要達成的目標如何設置。首先要明確一點，轉型不是“撒手锏”，軍事轉型無法在阿富汗這種戰爭局面下為美國的軍事干涉提供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但同時，技術中心主義和軍事轉型對于塑造和改變戰場態勢仍然起到了一定作用。在阿富汗戰場，特種作戰與空中打擊的結合使用便比較突出。

特種作戰的優點有很多。首先，得益于訓練方式和內容，特戰單位能夠在復雜、特殊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執行多種任務。第二，由于行動低調隱秘，特種作戰不會像大規模入侵那樣在本地民眾中引發普遍惡感，而小規模行動也較易避免戰場附帶傷害，降低本地民眾反感的動機。第三，快速堅決的特種作戰對于敵方中、高層人員可以造成有效殺傷和清除。

空中打擊是特種作戰的必要補充。常規空中力量為阿富汗政府軍提供了必要的近距空中支援，延緩遲滯了塔利班在較大規模行動中的推進。

當然，針對“基地”組織的無人機大規模使用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在奧巴馬任內無人機攻擊大規模升級的初期，由于技術、指控、管理等方面的不完善，加之阿富汗地形復雜和“基地”行藏特點，造成了大量平民死傷，極大地破壞了美國軍事行動背后的政治目標；但同時，由于阿富汗多山地形以及阿巴邊界地區的鞭長莫及，無人機成為美軍可以依賴的少數有效手段之一，既可作為察打一體平臺提升美軍對對手主要節點、重點人的殺傷，又可作為力量倍增器有效擴展了美軍在大縱深、寬廣農村山區的戰場態勢感知能力。特別是在阿富汗的特殊地緣、宗教、部族條件下，美軍若通過傳統方式，通過部署地面部隊在阿巴邊界地區保持持續威脅存在，成本將非常高，無人機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這一戰術目的。

特種作戰與空中力量的使用，雖然無法為美軍帶來常規戰爭中的決定性戰役勝利，但其效果亦不能忽視。拉姆斯菲爾德也許是對軍事轉型最為偏執的那個人，但真正把特戰作為戰略手段的，是奧巴馬政府的一系列“捕殺行動”，無人機同樣在奧巴馬時期開始扮演主角。美軍在阿富汗的特種作戰指揮部無論規模還是重要性均在奧巴馬任內得到了顯著的提升，在這之上，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本身就是軍事轉型思路的典型體現。

在組織架構上，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不同于傳統的金字塔型指揮部門，而更趨于扁平化、網絡化、去中心化，對各精英小隊的信息和情報支持、行動指揮和協調，都更加迅捷。這種結構的存在，嚴重依賴信息技術設備與裝備，近實時的傳輸、共享與聯通，把包括文本、圖像甚至生物特征信息全部納入一體化情報與指控系統，以提高收集、分析和調配的效率。在此基礎上，在重要目標的確定、抓捕或擊殺上，聯合特戰司令部也有部分自裁權。

這種扁平化、網絡化的結構，在阿富汗不僅起到了戰術層面的作用，甚至具有一定戰略潛能。在阿塔的指揮體系中，個人所掌握的涉密信息與地位、權威、個人對組織的價值以及組織安全等均有莫大關系。因此，上級對下級經常諱莫如深。這種權力、文化和安全上的保密要求使得每一個從較低級別向更高級別“晉升”的指揮人員都必須重建一整套信息網絡，以替代前任。而節點的轉移和過渡也是塔利班指揮網絡相應部分最為脆弱，行動力最差的時候。特種作戰與空中打擊的組合對于這種節點的破壞經常是有效的。這直接導致一些中下層首領拒絕升職為更具價值的美軍打擊目標。當擊殺目標為塔利班中層時，這種對網絡的破壞尤其有效，因為它直接破壞了其行動鏈條。

但是，轉型的成功到此為止。因為美軍終究無法成為沃爾瑪。

沃爾瑪式的軍隊與戰爭

是的，沃爾瑪。它是那些執著于轉型的人心中為美軍所設立的樣板。龐大而充滿官僚特征的組織，卻依然可以在任何一件哪怕是最小的商品賣出之后實現自動補貨。倉儲、物流、銷售、資金、供應均通過網絡化進行管理。轉型的旗手們相信，沃爾瑪能夠做到的，美軍同樣可以。

賽布羅斯基與同為“網絡中心戰之父”的合作者加斯特卡曾寫道：“國家進行戰爭與其制造財富的方式是一樣的。”他們和拉姆斯菲爾德，以及當時的許多軍政高層都相信，高新技術手段的應用和倚重能夠將美國的戰爭機器從過去的犀利戰斧變為輕便、精巧卻更加鋒利的手術刀。

在轉型的設計中，美軍通過戰場傳感器網絡快速識別目標，并進行迅速打擊。成千上萬的作戰人員將像一個單一的、有自我意識的、自協調的有機體一樣行動。更充分與更有效的信息互通與交流，能夠讓部隊迅速行動，獲取精確情報，并繞開傳統、陳舊的軍隊等級和層級指揮。這種場景被認為會構成西方軍事歷史上自拿破侖時代以來前所未有的軍事革命。更為關鍵的是，這一構想中并不需要數量龐大的部隊，以量取勝將為信息管理所取代。正如沃爾瑪改變了零售模式本身，轉型將不僅僅是如同過去數百年間戰爭工具和技術進步對作戰方式的影響，而甚至是對戰爭本身的改變。

偏執的人們甚至認為，在這種戰爭中，不僅己方消耗更小，著力更精確，作戰本身也將更加人道化。因為以網絡、人工智能等信息手段連接為整體的軍事機器，能夠更為精準、更為迅捷地消滅主要目標，同時避免或減少無畏的平民傷亡或財產損失。因而，這種意見相信，將美軍建設成為一支沃爾瑪式的力量，不僅能夠在戰術層面體現美軍的優勢，更可能在戰略層面幫助美國以更小的政治成本擺脫“帝國主義”擴張與干涉的負擔，從而更加自由、便利地行使其世界警察的權力。

可惜，他們錯得離譜。

軍事轉型加重了美軍“傳統藝能”中對后勤、火力、信息等諸多方面絕對優勢的嚴重依賴。發揮優勢本無錯，正如網友戲言，“窮則戰術穿插，達則火力覆蓋”，優勢的背后同樣是復雜、優秀的管理與組織能力。但是這種依賴卻使美軍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與錯誤的對手”對壘時犯了嬌驕二癥。

無論是戰場情報、監視與偵察，還是火力支援，美軍在一線的地面作戰無一不依賴絕對的空中優勢，美軍所訓練出的阿富汗政府軍同樣染上了這種“富貴病”。僅就反游擊戰或“反叛亂”作戰中至關重要的戰場態勢而言，失去了空中力量的保障，美軍的尋的、跟蹤、修正、分析等能力都將嚴重削弱。由于對手小股武裝分散、靈活并擁有政治基礎，“輕足印”的美軍基本沒有任何可靠的替代方案。

轉型所帶來的當然并非僅僅是空中依賴的強化，而是全任務譜系、多作戰領域的戰術重心偏移，從廣義網絡中心的信息作戰布局，到強調全域集成的能力融合，從空中、遠程火力打擊，到特種、無人作戰力量的強化等等。對于單向優勢的絕對依賴，是不愿離開舒適區的風險逃避。

美軍不是沃爾瑪。

意在棋外

一支小規模的軍隊，雖然通過信息技術彼此相連，雖然能夠獲得陸海空火力支援，但前線將軍們在這一力量網絡上所掌握的節點終究還是太少了。通過這樣的力量，美軍成功地完成了“打進去”和“趕出去”的任務，但無法實現“消滅對手”和“待下去”的目的，或從美國的角度而言，說來好聽且政治正確的“確保和平”。

前線指揮官始終沒有足夠人手去尋找和安排當地線人，沒有充足的力量去建立路障等安全設施，沒有能力去完成污水處理廠等至關重要的生活設施重建，也沒有力量對市場等公共場所保持足夠的巡邏和警戒。

除了增兵期和彼得雷烏斯做出戰略調整之后的伊拉克，無論是在喀布爾還是大部分時間的巴格達，美軍的主要狀態都是龜縮守點，把訓練不足、力量體系不完備的當地部隊打發出去作戰，并通過無人機等平臺與網絡進行戰場和作戰情報信息的收集與反饋。

不止一名前線指揮官有過類似的抱怨：我的部隊可以消滅敵人，只要能夠清楚地知道他們何時出現在何地，但我的部隊與當地居民沒有聯系，沒有可靠的信息網絡。2020年的疫情，引發了全球范圍的遠程辦公轉型。而美軍的轉型早在十余年前便已主動將一線作戰變成了“遠程辦公”，就像筆者過去的一些無人機操作員同學，只是坐在美國本土基地空調房中對炎熱沙漠或山地進行偵察與打擊。

包括阿富汗在內，美國過去二十年余年的軍事入侵與干涉，是首撥利用轉型成果并促成轉型加速的美國軍事實踐。將戰場、戰區甚至全球軍事戰略布局變為一盤電子棋局，是這一轉型的終極方向。陸海空天電磁網各個作戰域的信息與火力節點，以及超越線性、線式作戰的后勤、指揮和控制能力，都被著力打造成為一個有機作戰體系而實現“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變化，無有留難”。

這些實踐曾被認為是未來戰爭的操演。在一定程度上，這種認識也許并沒有錯。但在阿富汗，未來已被美國人自己輸掉。對于這場轉型背景下的電子棋局而言，意在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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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