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創新是這個時代的大事，也是這個時代的大勢。”

日前，著名經濟學家、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在首屆灣區科創峰會上指出，國內外環境的深刻復雜變化，對加快我國科技創新和自立自強提出了更為迫切的要求。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

在世界大變局中，大國博弈的背后其實是科技競爭，貿易戰的本質則是科技戰。科技實力關乎我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也關乎我國能否在變局中開辟新局。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注意到，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決議再次強調“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

2021年11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又一次強調，“黨堅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加強基礎研究，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自主創新，強化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

圍繞著科技自立自強，一個關鍵詞“新型舉國體制”反復出現，有何深意? 樊綱近日接受包括澎湃新聞在內多家媒體采訪時表示，“新型舉國體制”涉及國家的統一調度，如何集中優勢打“殲滅戰”，集中稀缺資源攻克難關，這是國家在發揮機制優勢的基礎上，能夠在科技創新當中真正做的事。

“新型舉國體制”

問：“十四五”規劃提出建設重大科技創新平臺，以國家戰略性需求為導向推進創新體系優化組合，加快構建以國家實驗室為引領的戰略科技力量。目前來看，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正在加速形成，您如何評價當前科技攻關新型舉國體制？

樊綱：如果國家把一個實驗室放在某個地方，那這個實驗室應該代表國家的力量來調動全國各種稀缺資源。因為只有少數人有創新的能力，怎么把少數人集中起來，這就叫做“舉國體制”，涉及國家的統一調度、稀缺資源的關系等。

當年我國研發“兩彈一星”，把頂尖的人才集中一起才能實現，如果分散到各省去搞，則很難實現。因此，我們要關心這個體制，同時還要關注全國范圍內大家在競爭這些稀缺資源的項目是什么，如何利用好舉國體制優化調整組合。

現在主要的問題是怎么避免分散化、碎片化，避免出現“科技爛尾樓”，如何集中優勢打殲滅戰，集中稀缺資源攻克難關，這是國家在發揮機制優勢的基礎上，能夠在科技創新當中真正做的事。

這不光是我們在做，美國也在做。例如，拜登曾是美國“癌癥登月計劃”的牽頭人，調動關鍵性的科研機構和企業組成全國的力量來攻克難關。

問：您提到在舉國體制之下，科技創新應該將稀缺資源集中利用，而科技創新最寶貴資源就是人才。應該如何吸引人才，發揮人才優勢？

樊綱：政府想吸引人才，不是簡單地號召，而是想著怎么解決他們切身面臨的問題。最終的吸引力是，未來的生活是否有利于他們的計劃安排，是否能夠使他們的預期目標實現。人才政策應該著眼于年輕人，著眼于新一代的優秀畢業生等。

我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例。粵港澳大灣區吸引了很多人才，他們為什么而來？因為這里有更好的工作和創新創業的環境。這里的體制和市場經濟的發達程度具有先進性，吸引了大量人才。今后怎么吸引更多人才？那就要解決城市成本太高等問題，這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怎么發展城市群、公共服務，并不是簡單給予優惠政策，而是落實普惠性政策，使得科技人才所面臨的問題得到解決。

一定要區分什么是市場能做的，由市場自己去解決。政府所能提供的是普惠性的公共服務、改善當地市場經濟發展的條件等，這是政府要做的。

完善創新生態

問：“十四五”規劃提出完善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跟傳統科研院所相比，企業創新的優勢在哪里？

樊綱：通常企業的創新主要在技術領域，一方面是技術本身，另一方面是技術應用。但創新是大概念，既包含了技術創新又包含基礎理論創新，如組織、管理、營銷等都需要創新。

從淺層技術創新和應用來看，一家企業運用數字技術甚至工業互聯網，需要改變的是整個生產過程和管理的組織結構，很多環節都需要創新改變的。這是第一層次的創新。

再深一層，企業如果有技術能力，特別是大企業應該更關注底層技術的創新，而不僅僅是怎么應用。只有底層技術發展了，應用、淺層技術才能進一步發展。這是第二層次的創新。

第三，有能力的企業可以在基礎科研方面做出貢獻，很多基礎研究不一定馬上能夠應用到技術和生產上，但仍需發展。一般來說，這些基礎科研主要由科學院、大學、學術機構來研究，由政府出資來推動，但大企業也能夠有所作為。

另外，我們不應該用一種創新來否定另一種創新。現在有一種趨勢，就是強調底層技術、硬技術的創新，覺得那才是創新，其他一些應用、管理的創新就不叫創新了？那也不對。那都是創新，都能夠使生產、消費、社會的組織等產生變化。例如，健康碼等應用的創新，對于我國的抗疫社會價值很高。

發展到今天，我們也希望更多企業在硬技術、底層技術、基礎科研方面能夠有更多的創造。

問：互聯網龍頭企業應該在科技創新中扮演什么角色？

樊綱：無論是中美貿易戰，還是我國的產業格局，確實需要更多關注硬技術和底層技術。互聯網龍頭企業也能做很多事情，比如大數據、算法、算力等。

在一定意義上，我不是很贊賞所謂跨界發展，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專業，大家都應該實現更專業深入的發展，所以我并不提倡“軟件企業都去搞硬技術”或者“硬技術企業搞軟件”，大家應該分工，各自發揮強項。

從中國長期的發展來看，我們需要各式各樣的新技術產生，解決各式各樣的卡脖子問題，關鍵零部件、關鍵元器件、原材料等都是硬技術，我們希望看到更多獨角獸、“隱形冠軍”能夠在硬技術上獲得更大突破。但不能片面去強調硬技術，而忽視軟技術的作用和價值。

目前來看，中國確實需要企業花更多力氣、下更大功夫、投入更多資源去創造更多的硬技術。

問：從全球經驗來看，您覺得一個相對完備的科創生態需要具備哪些關鍵因素？  

樊綱：經濟學最重視的是“制度”，比如民營企業發展的“制度”，當年華為拿著一份紅頭文件，這份文件批準了華為建立科技合伙人的企業。制度允許企業把收益內部化，使得一大批企業發展起來了，這樣的“制度”是最重要的。

現在有了市場機制以及知識產權保護機制，人們可以內部化創新所帶來的各種收益，科創激勵規則得到完善。一個相對完備的科創生態，是指一系列的經濟制度在各種利益分配關系上更有利于科技創新。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不僅要關注政策，更要注重最基本的制度，如知識產權制度、市場機制等，這是生態最基本的東西。  

在另一層面上，當市場擴大之后，生態還包含城市的相互協調、社會保障機制和社會服務機制。例如現在年輕科研人員的生活成本，因大城市住房成本提高而相應提高。對于企業而言，雇人也要考慮這個問題，相當于提高了企業的成本。這也是一種生態。

政府應該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提供公共服務，使得創新人才能夠安居樂業，讓人才充分發揮作用。

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也有待解決。經常有這樣的案例發生，企業好不容易研發出一項創新，兩個月后市場全有了，企業的知識產權得不到保護，這對很多創新者造成很大打擊。

建立一個更好的生態，基本的知識產權制度問題、公共服務問題、開放便利問題等都需要解決，應該站在更廣闊的領域和范圍來思考這些問題。  

大國科技競爭

問：您對未來中美之間科技競爭的趨勢有何預判？

樊綱：至少未來五年趨勢不會有扭轉，還會惡化，惡化到什么程度，有待討論。美國的根本利益就是遏制中國發展，大國崛起和發展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必須得靠努力，我們終于走到了這一天，反過來講這是我們發展的成果。

什么叫大變局？主要是我們變了，美國對我們的態度也變了。也是因為我們具備了跟他競爭的能力，他才變本加厲來遏制我們。這一階段特殊性就是“大國博弈和大國競爭”。

之所以技術被卡住，還是因為我們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科技創新不僅僅是幾家大企業的事情，關鍵在于千百萬的小企業也擁有創新的環境，我國才能夠走過“卡脖子”的階段。

問：在參與全球科技競爭時，我國有哪些發展機遇？  

樊綱：第一，頭部企業資金實力雄厚，有了科創能力，可以投入新的研發，這和十幾年前很不一樣。第二，市場機制得到發展，特別是在長三角地區、粵港澳大灣區等，千百萬的民營企業在發展、在創新，抓住新機遇的能力比以前更強了。

只要有市場的環境，創新的條件仍然存在，仍有大量機遇。至于這個機遇是不是風口、風口來了是不是機遇，都需要好好思考。從政府、企業的角度來看，我們需要培養抓住機遇的能力。

這些年來，中美貿易戰給我們帶來正面的效應是，大家充分認識到自主創新的重要。以前想著自己創新不了，就花錢買技術解決問題，現在認識到要自己創新，大家現在對創新的意識比以前強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