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圈地，即指清順治二年至康熙八年（公元1645-1667年）間，為解決“東來滿洲”生計問題在京畿、直隸等地開展的強制性土地分配政策，它與投充、逃人法、剃發(fā)、易服一道被學界稱為清初“五大弊政”。這一基調被確立后，從學術研究到坊間閑談都對圈地持批判態(tài)度，此事“純系征服者對被征服者的掠奪，清朝在所圈土地上實行封建農奴制經營，旨在維護八旗農奴制生產關系，保障滿洲貴族的政治經濟特權”，諸如這樣的說法近乎成了一種評述的范本。不過，“不明所以但堅信不疑”畢竟不是史學批判應有的態(tài)度。

作為農耕文明的典范，土地在中原歷史發(fā)展的進程中始終占據(jù)著不可比擬的重要位置，《尚書大傳》中“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的社會秩序確乎是千百年來安土重遷的國人最基本也是最奢侈的心愿。但顯然，最初批準“圈地令”的攝政王多爾袞并沒有認識到這點。那么，清初圈地的本質是什么？真的是鼓勵八旗兵丁跑馬插標、盡情搶奪么？這一政令又是如何產生的？

圈地：江山初定，令出何處？

正在熱播的央視開年大戲《于成龍》，劇集開篇即言之鑿鑿地評價清初圈地：“大江南北，無論有主無主的民田熟地，被隨意侵吞，策馬圈占。投充者，削籍旗下，淪為奴隸；抗爭者，拘捕下獄，論罪施刑?！笨煞_《清世祖實錄》中所載的 “圈地令”，行文語義卻與前述大相徑庭，茲摘錄如下：

“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遠，凡近京各州縣民人無主荒田及明國皇親、駙馬、公侯、伯、太監(jiān)等死于寇亂者，無主田地甚多，爾部（戶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尚存者，量口給與，其余田地盡行分給東來諸王、勛臣、兵丁人等。蓋非利其地土，良以東來諸王、勛臣、兵丁人等，無處安置，故不得已而取之……可令各府州縣鄉(xiāng)村，滿漢分居，各理疆界，以杜異日爭端。今年從東先來諸王各官兵丁及現(xiàn)在京各部院衙門官員，俱著先撥給田園。其后到者，再酌量照前與之。至各府、州、縣無主荒田及征收缺額者，著該地方官查明，造冊送部。其他侯給東來兵丁，其錢糧應征與否，亦著酌議。”

拋開那些堂而皇之的言辭，這份“圈地令”傳達出了以下幾個要點：清查、分撥近京無主田地，滿漢分居、各理疆界，清查事宜由戶部主管、各地方官清查造冊。換言之，圈地是一項政府行為，是在對田地原有主人給予一定物質補償?shù)那疤嵯逻M行的“土地征收”工作，并且圈占后的土地不再是私人財產，“以田代餉”，將其作為唯一軍需來源分配的生產資本，具備一定的“國有”性質。

順治元年十二月（1645年），出臺這一政策時，順治皇帝距離他七周歲的生日還有將近四個月，而攝政王多爾袞還要面對四境烽火，那么，圈地這個想法到底出自何處呢？

紀果庵先生在《清初圈地考》中曾有一個頗為驚世駭俗的觀點：清初的圈地起自于明末官田皇莊制度。這一說法依據(jù)何在呢？明末的土地兼并一直是史學界聚焦的問題，事實上朱明王朝的宗室勛貴們一直在通過“奏乞”和“投獻”的方式侵占民田?！白嗥颉?，就是事先指某處為“荒地”、“閑地”，奏請皇帝允許自己將其占為己有?！巴东I”，是指農民因破產或為求得庇護而將田產自動獻給貴族。僅依嘉靖年間的統(tǒng)計，京畿周邊各類官田皇莊便達200,900余頃。在“奏乞”、“投獻”的威逼之下，農民的田產朝不保夕，加之明末頻繁的戰(zhàn)亂與殺伐，農業(yè)生產更是日漸凋敝。

清軍入關伊始，除了要武力征服敵對勢力外，還面臨嚴峻的民生恢復問題。順治元年十月，保定巡撫王文奎談到郵驛狀況時，題稱：“臣叨撫入境，自定興而西，觀其道路荒涼，郵亭焚毀，人煙冷絕，車塵闃如。每抵州縣城郭，尚有鶉衣馬戶，環(huán)擁訴泣，極稱難支者?！迸c此同時，山東東昌地區(qū)的情形則是“七載兵荒，城郭廬舍，俱是丘墟，荊棘滿目，白骨如山。至于臨清一鎮(zhèn)，素號咽喉，及今行人斷絕，市肆榛莽，瓦礫阻滯通衢，商店變?yōu)槟鐜?。在瘡痍滿地與軍費緊張的矛盾之間，首先提出對荒地進行屯種的恰恰是熟悉土地的漢人官員。

順治元年八月，山東巡撫方大猷在條陳中稱：“州縣衛(wèi)所荒地無主者，分給流民及官兵屯種，有主無力者官給耕牛，三年起科。”其后河南、湖南等地方官員也先后提出過墾荒的請求。順治元年十二月己未，順天巡按柳寅東“已言清查無主地，面條陳其圈換五便”，其后清廷“部議施行”，討論通過了這一提案，即前文所引“圈地令”的由來。

平心而論，清初的圈地并非將耕地變?yōu)槟翀龌颢C場的行為，因此與其說它“將落后的生產方式帶入中原”或“阻礙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倒不如說它是在借鑒明代“奏乞”、“投獻”政策的基礎上，通過行政強制力對土地進行的一次再分配，這種事情在歷史上并不鮮見，似乎也難能非議。

是與非：弊政是如何產生的？

那么，圈地的具體流程是怎樣的？

首先由戶部遣“滿官”帶領筆帖式、甲丁等人到將要圈占的田間“相度畎畝”，再由前后兩匹馬牽扯繩索進行計量，這種以“繩”為準的丈量過程被稱為“繩圈”，每繩圈得土地7坰（一坰約為6畝）。不過，圈地并不是八旗兵丁個人圈多少就可以占有多少，如何將圈得的土地分配給個人，這一過程有嚴格的等級標準。如副都統(tǒng)以上官員給地30坰，八旗士兵則每丁給地5坰。給地后，朝廷便開始“停支口糧”，并規(guī)定“嗣后雖增丁不添給，亡故降革不退出”，此即清初的“記丁授田”政策。

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一些超出攝政王預期的“不良反應”層出不窮。比如一部分夾雜在“無主荒地”之間的有主良田，被強制以貧瘠鹽堿之地進行“撥補”，受牽連的百姓“離其田園，別其墳墓，甫新授之田，廬舍無依，籽種未備”，愁苦萬般；又如“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所有，妻李丑者攜丟，欲留者不敢攜”，傾家蕩產、顛沛流離者比比皆是。而且，圈地又引發(fā)了順治二年的《投充法》，即準許八旗官兵可招收失業(yè)農民屯墾耕地，甚至準許民人地主“帶地投充”。雖然清廷幾次頒布法令，強調“民人投充旗下為奴者，原為貧民衣食開生路也”、“愿投者聽，不愿投者，毋得逼勒”，可事實上仍有為數(shù)眾多的失地平民因受到“言語恐嚇，威勢逼脅”而委身旗下，甚至“無賴游手之人奪人之田”冒名投充，并趁機隱占土地。

另一方面，自圈地之風興起之日，朝廷內外的反對聲便從未停歇，僅據(jù)《清代檔案史料匯編》的記載，順治年間共有涉及圈地、投充問題的奏折有57份，其中反映圈民流離失所、投充人欺壓百姓的就有25份，比例高達46.86%。在這些反對人士中，又不乏噶達宏、蘇納海、圖賴這樣的八旗滿洲人士，可見在是與非的角逐中是不分血統(tǒng)與族群的。

皇帝的難題：為何反復“圈地”又“禁圈”？

客觀地講，圈地政策在執(zhí)行過程中所引發(fā)的諸多弊端是違背了統(tǒng)治者的主觀意愿，也不盡是“圈地令”自身缺陷所造成的。清廷也高度重視圈地過程中出現(xiàn)的混亂和越軌行徑，出于緩和社會矛盾、鞏固政權的考量，統(tǒng)治者也不斷地進行著“修正”。

清初大規(guī)模的圈地一共進行了三次，分別在順治二年（1645年）、順治四年（1647年）和康熙八年（1669年）。耐人尋味的是，清政府的“禁圈令”也緊跟著下發(fā)了三次：順治二年，“傳諭各州縣有司，凡民間房產有為滿洲圈占，兌換他處者，俱視田產美惡速行補給，務令均平”。順治四年，“自今以后，民間田屋，不得復行圈撥，著永行禁止。其先經被圈之家，著作速撥補”?？滴醢四?，“自后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這種松松緊緊的政策搖擺的背后，應該正是朝廷“首崇滿洲”與“民為邦本”之間一時難以調和的矛盾，也是擺在皇帝面前的一道難題。

順治七年（1650年）冬，攝政王多爾袞病逝于喀喇城，他所代表的八旗貴族利益集團失去了與皇權對抗的資本。這一變化在圈地政策上體現(xiàn)得最為突出的，即是幾次“退地”和“免圈”政策的頒布實施。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清初八旗退還所圈占土地的政府行為主要有七次，分別在順治八年二月、順治八年八月、順治十年正月、順治十一年正月、順治十二年五月、康熙八年六月和康熙三十年，涉及京畿54個州縣，退還土地14,557頃，約占康熙初年京畿旗地總額（163480頃）的9.45%。

自順治二年至康熙八年（公元1645-1667年）的二十余年間里，京畿直隸在經歷了三次圈地、三次禁圈和多次補償、退地、調整之后，沉淀下來的八旗旗地總額約在15萬頃上下，其中宗室圈占1.3萬頃，分配給八旗兵丁土地14萬余頃，這似乎確實沒有超過明代皇莊的地畝總數(shù)（20.09萬頃）。

清入關之初的圈地在當時就被統(tǒng)治者認定是“妨民”的政策，并且也曾為了緩解弊政所帶來的不良影響而出臺了一系列的補救措施。因此，能否如實地對這段歷史進行評說，實質上已經不是對歷史的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