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是民生之首。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光經濟學講席教授盧鋒認為，在過去兩年中，中國勞動力市場和就業在經濟波動中恢復尚不夠充分，對居民收入和消費增長產生制約和拖累作用。中國經濟運行目前面臨明顯下行壓力，過去兩年的宏觀經濟總需求結構，凸顯內需尤其消費相對不足特點，加上明年大學生畢業生人數前所未有增長，2022年就業形勢不容樂觀。

因此，盧鋒建議，應該切實總結疫情期經濟政策實踐經驗，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宏觀經濟穩增長方針，在貼近潛在經濟增速前提下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有關部門在實施必要加強管制政策時也需統籌兼顧優先就業與更高水平充分就業方針。另外要加大積極促進就業和民生政策的實施力度。繼續實施減稅降費等政策激發企業活力以促進就業創造，針對2022年特殊形勢考慮用數字人民幣方式對低收入居民和失業人口一次（或若干次）發放較大規模收入補貼，降低領取失業救濟金程序性門檻以加強失業救濟的民生托底作用。 

盧鋒是12月19日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行的第六屆國家發展論壇的宏觀經濟形勢展望暨第59次經濟觀察報告會上作出上述表述。以下是澎湃新聞記者整理的盧鋒發言的全文，經本人審訂。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光經濟學講席教授盧鋒

這里討論勞動力市場與宏觀經濟關系有兩方面考慮。一是中國決策層一直對就業問題非常關注，將就業視為民生之首。針對目前經濟形勢，日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指出，“六保”其中最重要的三保是保就業、保民生、保市場主體。二是我們十多年前專門對這個問題做過相應研究，針對傳統教科書奧肯定律在解釋中國勞動力市場與宏觀經濟經驗數據表現的“水土不服”現象，提出廣義奧肯定律的新解釋。過去兩年宏觀經濟經歷罕見波動，為我們觀察這個問題提供新機會。

下面先觀察去年以來（疫情期間）中國就業恢復不夠充分的形勢，接著分析就業不充分對居民收入增長和消費增長的制約作用，最后結合相關情況討論幾點政策啟示和選擇。首先看失業率。從登記失業率和調查失業率這兩個官方公布的失業率指標看，這兩年波動起伏與宏觀經濟波動關系與一般經濟邏輯具有一致性：經濟下跌最嚴重時該指標顯著上升，今年經濟反彈復蘇背景下相應回落，這些都是合乎經濟邏輯和規律的反應。

不過進一步失業率對宏觀波動的反應，從量的維度看仍不夠靈敏和充分。以登記失業率而言，雖然去年宏觀經濟的相對衰退是改革開放時期所罕見甚至僅見，然而失業率水平比新世紀以來的兩次較高峰值甚至還要略低一點。后面會看到，中國失業率指標在響應宏觀經濟漲落方面存在局限性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經濟體制和發展階段方面的原因。

失業率統計數據顯示，不同省份的登記失業率不同，然而全國平均失業率跟中位數相差太遠。背后的原因可能挺復雜。登記失業率指標是一個政策控制指標，各地在報失業率數據的時候可能有一些特殊考慮。相關主管部門從全國平衡層面看，數字取舍與各地立場有所不同。這里顯然有需進一步完善之處。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疫情期失業率高企背景下，失業金領取金額大幅上升是正常合理的，然而失業金領取人數占登記失業人數比率甚至還略有下降，提示失業救濟金的領取仍有一些不盡合理的門檻或程序，或者存在其它方面因素制約，妨礙登記失業人員現實享有失業救濟金合理權益。這方面問題顯然也亟待改進完善。社科院有關專家去年強調過這個問題，無疑是正確的。

關注中國宏觀經濟波動與勞動力市場關系的研究人員都了解，中國GDP增長率作為宏觀波動指標與勞動力失業率指標之間并不存在系統顯著的反向關系，標準教科書奧肯模型與中國相關經驗不一致。這不等于說宏觀波動與勞動力市場沒有顯著聯系，而是說傳統分析模型在中國“水土不服”。十余年前我們提出，分析二元經濟轉型期的勞動力市場與宏觀漲落聯系，需結合現實引入農業勞動力轉移增量這個結構因素形成廣義奧肯定律的分析框架，標準教科書奧肯定理模型其實是適用于發達國家的特例情形。

從改革開放時代長期數據看，顯著反映中國宏觀經濟波動的勞動力市場變量是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年度增量變化。數據呈現用農民工衡量的中國農業勞動力轉移規模在總量上呈現持續增長趨勢，但是該指標年度增量波動挺大，并且與宏觀經濟漲落存在顯著的反向關系：宏觀經濟好時農民工轉移較多，反之也然。可見中國轉型期的宏觀經濟對勞動力市場沖擊，主要是通過農民工增量伸縮變動來吸收或者消化，這是中國二元結構和發展階段轉型在奧肯關系方面的最為突出表現。

與廣義奧肯定理視角相一致，去年疫情沖擊下經濟增長罕見下降，伴隨農民工轉移增量前所未有回落，絕對減少數量約為520萬人，是改革時期這個指標最大收縮值。今年宏觀經濟反彈復蘇，農民工增量也相應大幅回升，從前三季度數據看，全年增量也可能在500萬上下。這說明目前農業勞動力轉移仍是吸收宏觀經濟波動的主要管道。

進一步看，雖然今年農民工增量大幅反彈，總量規模大約恢復到2019年水平，然而未能補償這兩年本來應該發生的轉移增量。以疫情前五年增量均值作為衡量，今年農民工總量與假定沒有發生疫情的趨勢值，可能仍存在600多萬的差距或缺口。

這個缺口從一個角度體現中國就業恢復并不充分。農民工轉移受宏觀經濟波動沖擊發生變化，通過總量收縮和結構變化，對收入增長帶來雙重不利影響。一是通過農業和非農業預期收入差抑制收入增長，考慮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收入差距，兩年幾百萬農民工相對減少對收入影響可能達千億元。二是2020年外出務工農民工比例下降0.5個百分點，由于外出農民工收入較高，農民工結構變化抑制收入增長，可能會導致約百億元收入損失。

另外，作為就業政策兩大控制目標之一，中國城鎮新增就業去年受疫情沖擊大幅回落，從2019年1352萬降到1186萬，降幅12.3%。今年前三季度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045萬人，去年四季度新增就業288萬人。比較月度新增就業，今年2季度后逐月回落，10月新增就業降速加快，比2020年10月低23萬。考慮年底11月和12月新增就業相對降幅可能有增無減，今年四季度比去年同期可能會減少近80萬人。由此推測，全年新增城鎮就業可能達到1255萬，比去年增長將近6%，然而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恢復也不夠充分。

宏觀經濟與就業之間存在相互制約關系，就業恢復不充分勢必影響收入和消費，從而拖累經濟增長。觀察這兩年的總需求增長構成，突出特點是進出口外需改變疫情前多年平均負貢獻格局，基于對12月數據估計，這兩年對GDP增長貢獻可能超過20%。在疫情期外需增長特別給力背景下，中國經濟面臨新的下行壓力，內需特別是消費增長低于預期顯然是主要原因。

消費增長相對疲弱的關鍵原因是收入增長不及預期，這又與就業恢復不充分密切相關。就業制約的收入和消費恢復不充分數據，因為時間原因就不展開講了。今年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快速修復去年大幅下跌的虧空，然而數據顯示，城鄉收入和消費二到三季度都先后掉頭向下，從數據動態看，有的指標甚至出現二次探底的可能，從一個側面詮釋了目前“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的形勢特點。

幾點小結。第一，這兩年疫情期中國失業率指標先升后降，呈現與經濟收縮-恢復反向變動關系。然而失業率對宏觀波動反應強度與靈敏度仍較有限，勞動市場吸收宏觀沖擊仍較大程度通過農民工轉移等增量指標實現。可見中國勞動市場的宏觀表現仍被“廣義奧肯定理”解釋，未來有望逐步收斂到接近標準奧肯定理所揭示的關系。

第二，2022年就業形勢可能不容樂觀。一是近年大學生畢業生是大概1500萬的潛在新增就業量的主要構成，今年預計大學畢業生人數為1076萬人，增量167萬人，遠遠超過2021年35萬人增量和該指標值此前十年約30萬人的均值。二是疊加了新的經濟下行壓力，2022年宏觀經濟穩增長任務重，因而實現充分就業目標困難較大。

第三，應對就業困難形勢，要努力實現充分就業目標，需要從宏觀經濟政策和促進就業政策兩方面入手。面對經濟下行壓力，無疑需要采取積極取向的貨幣、財政、結構政策，著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同時也需要探討厘清經濟政策實踐提出的一些新問題。

宏觀經濟政策需把握好堅持高質量發展與實現潛在增長目標之間的關系，需在保證實際經濟增速、貼近潛在經濟增速前提下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今年經濟增速大幅反彈，然而兩年平均下來與潛在增速仍有一定差距。在經濟增長低于潛在增速時，需避免采用實際偏緊的宏觀經濟政策。

又如高質量發展要求對一些行業和部門加強管控和管制，有關部門在推出力度較大的管制政策時，也應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要求，統籌兼顧優先就業與更高水平充分就業方針，避免對經濟運行和增長造成局部過大沖擊，減少就業損失。

再如跨周期調節或調控是宏觀政策部門提出的一個新方針，意在對疫情期宏觀經濟較大起伏特殊形勢進行跨周期調控實現經濟運行較為平穩合理目標。跨周期調控以對下個周期階段預期出現的經濟形勢特點為前提，如果預測偏差較大，本來合理的調控意圖就難以實現，甚至不能排除出現事與愿違的效果。因而，需總結經驗提升預期準確性和跨周期調控科學性水平。

最后，要加大積極促進就業和民生政策的實施力度。充分發揮企業吸納就業主體作用。通過改善營商環境、穩定企業預期、減稅降費等方式激發企業活力并促進就業崗位創造。針對明年高校畢業生超過千萬的特殊形勢，適度擴大某些專業的研究生招生規模，充實醫療健康、人工智能、先進制造等朝陽行業未來人力資源。

對低收入家庭和失業人群，擴大發放消費券和抵扣券等補貼政策規模，還可以針對2022年特殊形勢，考慮用數字人民幣方式對低收入居民和失業人口一次（或若干次）發放較大規模收入補貼。針對失業救濟金領取比例過低問題，降低領取失業救濟金的程序性限制門檻，擴大失業救濟的民生托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