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當地時間1月9日，當代著名社會學家、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在位于其英國利茲的家中去世，享年91歲。

鮑曼1925年11月19日出生在波蘭西部的一個貧苦的猶太家庭。二戰期間，為躲避入侵的德國納粹，鮑曼全家從波蘭逃亡到了蘇聯。1943年，18歲的鮑曼參加了在蘇聯的波蘭軍隊，還擔任過政治指導員，參加過科沃布熱格和柏林的戰斗。1945年，鮑曼因戰功卓越而被授予英勇十字勛章，還榮升為上校軍銜，并由此也開始了他在華沙社會科學院的社會學學習。

1953年，在波蘭反猶太清洗中，因其強烈反感父親的猶太復興主義傾向，鮑曼被突然撤消了職務，成了犧牲品。1954-1968年，鮑曼一直在華沙大學哲學與社會科學系任教，期間也充滿了各種艱辛。雖然他曾擔任過波蘭社會學會的主席，但因反猶太主義和“毒害青年罪”，1968年，鮑曼還是被驅逐出波蘭。

他在輾轉很多國家之后，1971年定居在英國，后一直在英國利茲大學任教，直至逝世。終身都沒有加入英國國籍，而且直到去世之前，他還明確表達“我是居住在英國的外國人”、“我是波蘭人，我死的時候也是波蘭人”。

鮑曼與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貝克（UlrichBeck）被譽為當代歐洲社會理論家中最具有沖擊力的“三架馬車”，其著作和思想對新一代學者影響甚為深遠。吉登斯曾盛贊鮑曼“擁有非凡的才華和創造力”。

由于鮑曼在社會學和社會理論研究方面的卓越貢獻，1990年他被授予雅馬爾費獎（Amalfi Prize），1998年被授予阿多爾諾獎（Theodor W. Adorno Prize）。鮑曼一生異常勤奮，先后出版過57本書，發表過100多篇學術論文，涉及到的主題大多都是一些諸如全球化、現代性與后現代性、消費主義與道德等熱門議題。

2016年，年逾90的鮑曼還出版了3本書。其2000年之后的代表作主要有《流動的現代性》（2000）、《共同體》（2001）、《個體化的社會》（2001）、《被圍困的社會》（2002）和《流動的愛》（2003）、《虛度的光陰》（2004）、《工作、消費、新窮人》（2005）等。

2017年1月27日，是鮑曼的新書《Retrotopia》在劍橋Polity出版社正式發行的日子，可惜他永遠看不到自己這本書發行的盛況了。2011年英國社會學會授予鮑曼“終生成就獎”，并認為鮑曼對于現代性問題的理論立場和處理方式極大地沖擊了傳統社會學，從而修正了社會學理論并重新賦予了社會學理論新的活力。

二、“后現代性”的預言家

在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中，“現代性”無疑是一個最受人關注的熱點話題之一。無論是作為一種思想文化范疇還是社會現實運動，“現代性”都充滿著重重的矛盾和問題，而且，這些矛盾和問題恰恰主要來自現代性自身所固有的邏輯發展。

尤其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社會理論界一個引人關注的傾向是，在對現代性問題的認識走向復雜化、多元化和深入化的同時，對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也出現了更加激進化的趨勢。

比如在描述和判斷當代社會發展之發展階段問題上，在許多西方學者認為當前已經進入到了所謂的“后現代”發展時期的同時，也有相當一部分的學者對此表示質疑與批判，并認為“現代性是一個未竟的事業”，當今世界充其量只是處于一個“晚期現代性”階段，而不是所謂的“后現代”時期。

與哈貝馬斯使用“晚期現代性”、吉登斯、拉什等人使用“高度現代性”、貝克等人使用“反思現代性”、“第二現代性”等概念不同，鮑曼使用的是“流動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念。

其有關“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相關學術思想主要集中在其本人自稱的“現代性三部曲”——《立法者與闡釋者》（1987）、《現代性與大屠殺》（1989）、《現代性與矛盾性》（1991）和被其他學者所稱的“后現代性三部曲”——《生活在碎片之中》（1985）、《后現代倫理學》（1993）、《后現代性及其缺憾》（1997）之中。

鮑曼對現代性和后現代的生存狀態及其思想進行了全面的描繪和總結，在他看來，“現代性”是一個陷阱，而“后現代性”又是一個雷區。

作為現代性的批判者和后現代的預言家，鮑曼不是僅僅為了揭示我們當下世界所處的種種困境，而是為了實現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相互超越。

從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關系來看，其相互之間既有內在的聯系，更有本質的區別。后現代性的產生是建基于長期以來的現代性運動之上的，也就是說，后現代性的“決裂性”源自于對現代性的否定、批判和超越，源自于現代性運動的消退和現代社會的危機。

從社會思想史來看，后現代性對現代性的批判實際上也非新事物。自19世紀以來，對現代性的批判就從未停止過，后現代論者只是延續了這種批判的精神，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從各種方面對“現代性”予以迎頭痛擊，而對“后現代”高唱贊歌。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后現代性來自于對現代性的批判、超越甚至全盤否定。但是，后現代性與現代性之間也有一致的地方。“后現代性”總是隱含在現代性里，因為現代性自身就包含著一種超越自我而進入一種不同于自身狀態的沖動，就像鮑曼所指出的：“現代性的概念是在關于后現代性的討論中產生的”。

以自己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深邃的思想判斷，鮑曼不但非常精彩地描繪了人類在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穿越現代性的艱苦歷程，同時也描繪和預言了當現代性轉向后現代之時，一個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的生動圖景，給人們展現了一個復雜多變，充滿矛盾和誘惑的后現代社會。

三、從“闡釋者”回歸“立法者”

鮑曼一生不僅親身經歷了法西斯主義，而且還曾長期生活在共產主義政權之下，并最終來到了處于資本主義中心的英國，這使得他得以融會東西方不同的理論視角和意識形態，能夠對不同時期，不同境況的知識分子及其地位有著更深刻的體會和更全面的審視。

知識分子的“闡釋者”角色是由形成解釋性話語的活動構成，這些解釋性話語以某種共同體傳統為基礎，它的目的就是讓形成于某一共同體之中的話語，能夠被處于另外的共同體傳統之中的知識系統所理解”。

而“立法者”角色是由對權威性話語的建構活動所構成，這種權威性話語對爭執不下的意見糾紛作出仲裁與抉擇，并最終決定哪些意見是正確的和應該遵守的。

鮑曼認為，現代知識分子策略正是這樣一種構架權威性話語的角色。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擁有更多和更高層次的知識，于是他們便“擁有了從事仲裁的合法權威”。

鮑曼指出，隨著現代國家的不斷理性化，原本作為知識與文化價值之立法的現代知識分子（主要是指人文社科領域的知識分子）已變得越來越多余了。

不僅如此，隨著全球化的推進，雅俗文化之間界限的消失，知識分子在注釋經典性文本方面的優勢地位也喪失殆盡，這些無疑導致了現代知識分子的角色危機，人文領域內的知識分子正面臨著被淘汰的威脅！

與科技專家相比，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已失去了其原有的重要地位，由社會的“立法者”蛻化成了一個“闡釋者”，他們在社會文化方面的權威地位已被安全地限制在學院內部了。

當然，鮑曼同時也指出，當前，現代性并沒有終結，當代知識分子在經歷了“介入整體”、“放棄整體”、“退回安全地帶”等幾種策略后，還存在著第四種策略，這就是將“立法者”和“闡釋者”角色進行完美結合——闡釋權威。

但對此，鮑曼卻依然是疑惑叢生：“最好的闡釋必然還是要回到哪些想要促進他們自己理解的那些人身上去，他們會接受這些闡釋嗎？要使他們接受，知識分子對于闡釋的正當性保證是否已經足夠了？”。

為此，鮑曼認為，知識分子需要對自己生活的社會條件做出認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和學術行動的自由，才能維持社會“立法者”應有的地位，堅持為社會“立法”，引領社會之發展。

四、成為真正的“人”：社會學家的努力求索

鮑曼曾經的學生，也是《與齊格蒙特·鮑曼對話》一書的作者——KeithTester在得知鮑曼去世后接受美聯社的采訪時說：“鮑曼一生的著作和研究關切點放在一起就是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成為真正的‘人’”。鮑曼的為人正如他一生從事的研究一樣，低調而富有內涵。他一生為人謙遜，待人友好，具有較高的世界理想主義情懷。

正如他的同事利茲大學Ian Varcoe教授所說：與德國等其他國家相比，英國的傳統政治文化是“非常不接納社會學家”的，很多時候他們寧愿相信大眾媒體。而鮑曼去了英國以后，更多地是與公眾進行對話而不是熱衷于與學術精英交談。或許正因為如此，使得鮑曼在“成為當今最偉大的社會學家”的同時，也完成了他立志要成為真正的“人”的夙愿。

在鮑曼一生浩如煙海的作品中，要真正梳理出其思想脈絡和理論軌跡并非一件易事。我們大體可以從其坎坷一生的轉變中來捕捉其思想演變的歷程。鮑曼一生經歷了很多不同的轉變：從東方向西方、從貧困到富裕、從市民到軍人、從堅定的意識形態理論家到徹底的懷疑論者、從行動者到思想大師……

正是這種復雜多變的局面和多重轉變的特殊混合交織在一起，才最終推動了鮑曼一生都在探究的一個主題——如何成為真正的“人”？鮑曼的成功之處不僅在于其作為一個作家和評論家的文學技巧，更在于其富有創造性的思想和非凡的社會學洞察力。逝者如斯，或許對于思想家而言，其最好的歸宿就是回歸到他自己所設想的理想狀態和探究領域之中。鮑曼，一個具有深刻反思意識和自省力的社會學家，他把巨大的精神和思想財產留給了我們，自己卻悄然地離開了……

致敬，鮑曼！在當今一切都追求短平快的時代，我們太需要思想的啟迪和富有深度的理論敲打了。在面對日益失去建構能力和思想水準不斷下降的當下，鮑曼留給我們的是一種不斷追求理論創新的勇氣和決心。

在知識分子被不斷妖魔化、污名化的當下，要承傳鮑曼的思想和精神遺產，就必須實現一種徹底的自我轉型。如果我們自己不能塑造一個“新人”，那至少也要培養一種“新的關注方式”和“新的發展方式”，一種知識分子的獨特眼光和責任擔當。從某種意義上說，知識分子的地位首先是由我們自己來決定的。

倘若我們自己都沒有實現自我的真正轉型，沒有思想的更新，沒有精神的巨變和創新的快感，知識分子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反思與審閱就無從談起，人文社會科學也只能淪為一種“理論無意識”和“想象力枯竭”的境地。要是這樣，社會大眾還會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嗎？還需要我們知識分子嗎？

致敬，鮑曼！一路走好！！

【本文首發于“探索與爭鳴雜志”公眾號：tansuoyuzhengming，原題為《一生致力于如何成為真正的“人”——紀念著名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澎湃新聞獲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