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皇帝開始了他的最后一次南巡。這一回他有了個之前沒有的想法——取道蘇州太倉，要去清初“四王”之一王時敏營建的樂郊園游覽一番。

不想，王時敏的第八子，時任刑部尚書的王掞懇切進言，說樂郊園水淺，不方便行舟，所以皇帝若想去游覽，只怕體驗不佳。

康熙皇帝擺了擺手，也就不去了。貴為九五至尊，全天下的各色園林都得為了他的興致隨時待命，區區一個樂郊園，不去便不去了，他沒一會兒功夫就可以忘記這件事。

但是王掞，跪在地上進言的王掞，或許心里是不能平靜的——逝去的父親，荒廢的園林，都是因為什么呢？

垂在腦后的辮子，可能也會像一條鞭子，抽下來，讓身與心都灼灼地疼，這與那年“奏銷案”里承受酷吏朱國治的淫威，似乎也沒什么分別。

（明）曾鯨《王時敏小像軸》，天津博物館藏

清順治十八年，順治皇帝駕崩，全國舉哀，蘇州卻發生了“抗糧哭廟案”——因不滿蘇州吳縣新任縣令任維初貪污腐敗，苛政害民，以金圣嘆為首的幾個秀才同情民生，帶頭寫了“揭帖”到文廟哭訴抗議，矛頭直指包庇任維初的巡撫朱國治。

本來這是蘇州一帶流傳已久的習俗，是讀書人發揮社會責任感和監察能力的一種途徑，在明代，聲勢浩大的“哭廟”往往讓官府也不敢小覷，得放下身段來聽取士人的意見。

但是，時代變了，還能用明朝的劍斬清朝的官不成？更何況，順治皇帝是清朝入關的第一位皇帝，在他駕崩當年出這等狀況，原本已經日夜提防士林反心的新朝統治者就認定，真的要給江南士人一點“顏色”看看了。

“哭廟案”里，朱國治不由分說將金圣嘆等十八人判處死刑。此時朝中又針對江南各省，頒布“新令”，嚴令有司催督錢糧，務必將“拖欠”朝廷的錢糧追還到位。朱國治得此諭令，如虎添翼，猖狂不可一世，再掀“奏銷案”，直接就將一萬多名欠糧的江南士紳指為“抗糧”，列名造冊。大約有三千人因此被捕入獄，刑責黜革之苦，無盡的軀體與精神的折磨煎熬，讓江南士林危如累卵，尤其世家大族首當其沖——“破者十六七，或失門戶”。

（明）王時敏《溪山亭子圖軸》，浙江省博物館藏

彼時的王時敏剛過完七十大壽。“人活七十古來稀”，舉家歡慶的喜悅還沒過去多久，就是大難臨頭。

雖說王時敏一家百般奔走，用盡了各種關系，才免于被逮捕刑訊的恥辱，但官府依然窮兇極惡地追逼錢糧，這之后的日子怎能好過？王時敏與次子王揆都被列入抗糧冊，原本在順治十二年中了進士的王揆因此被革去功名，第六子王扶也不能幸免。第八子王掞后來又考中了鄉試第二，可王家已經拮據得拿不出王掞北行的資費。

對于心思細膩又重情的王時敏來說，家族的艱難之外，耳聞目睹，也無一不刺痛著他的心。酷吏拿不到錢糧，就要拿人命來填補，九斤大板掄下來，三日內連斃數人，不死的也血肉模糊，只剩口氣。王時敏送客時遇到這樣的景象，除了觸目驚心，還會被“群擁呼號”——他素有“太原王公”之名，樂善好施，濟人危困，可現在，自家都如泥菩薩過江，哪來余力去為民請命？有“哭廟案”的慘痛先例，又怎敢開這個口？

（清） 王時敏《山水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為解燃眉之急，變賣家產已不可免，昔年引以為豪的田產園林，至今全成了拖累，最令王時敏這樣的書畫大家無比心痛的是，他還得賣掉家藏的書畫來補貼家用。所謂“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但也不過是暫緩一時。蘇州自明末就在朝廷重稅與天災戰亂中反復煎熬，即便抗糧欠糧為真，也多是時局所迫，可當權者并不體諒。

王時敏七十一歲時，再逢莊稼欠收，作為他主要經濟來源的木棉“不得一錢”，他只好將所擁有的田產都分給九個兒子，以作伙食費，讓他們每月輪流贍養自己。即使如此，也只能吃到“二日葷”“一日素”。像王掞這樣后來成功出仕的兒子，也未能再度徹底改善家境。

而這，也只是明清鼎革所帶來的其中一項變故罷了。早在崇禎十七年聽逢國變的那一刻，他應該就知道，天地已然變色，自己和家族都不可能幸免。清軍兵臨城下，他作為太倉望族王氏的當家人，生死抉擇到底是落到了他的頭上，定要有個答案。

王時敏與摯友吳偉業商議之下，終是無奈：“拒之百姓屠戮，迎之有負先帝之恩。”清軍為鎮壓江南民眾的反心，不惜屠城，嘉定的慘狀歷歷在目，太倉民風柔弱，怎么經得起摧殘？

一朝出降，就是“失節”之名，要跟隨一生。吳偉業帶著這樣的創傷痛悔余生，在詩作中自謂：“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像脫鞋一樣拋棄妻子家庭并非易事，正因為做不到，才沒能成就氣節，以至于名聲掃地，一錢不值！

從來就沒有幾個文人，能心安理得地面對“失節”這樣的罪過。哪怕自己想有片刻喘息，也絕對不乏明里暗里的冷眼與指責。甚至后來有人對王時敏家境變故興災樂禍，或許未嘗不是源自對“失節”者的鄙夷：“西廬先生上受恩蔭，下得誥封，已享大年而負盛名，乃與子家書十通，愁窮說苦，至乎其極，不禁令人發笑。”

或許最尷尬的是，鄙視“失節”，其實并不算是什么錯事。吳偉業、王時敏們面對這樣的指責，是無法挺直腰桿為自己辯解的。再怎么痛入肺腑，也只能自己消解。

何況，所謂“上受恩蔭，下得誥封”，也不是無端的陰陽怪氣。王家昔日的顯赫富足，既是王時敏與生俱來的光環，也是他得以潛心鉆研，發揮才情的后盾，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未必不是一種不可抗力，推著他的人生滑向理想的反方向。

（清）王時敏《仿倪瓚春林山影圖》，上海博物館藏

王時敏42歲游倪瓚老家無錫時，觸景生情而有此作，是王時敏早期臨古階段的代表作

王時敏最敬愛的祖父王錫爵，在明朝萬歷年間官至內閣首輔，一舉將王家帶上了鐘鳴鼎食的巔峰。此前王錫爵的祖父王涌、父親王夢祥，已通過經商使王家富甲一方，此時缺的正是能以功名光耀門楣的人，王錫爵也算讓他們夢想成真。

“居官有介節之稱，居鄉有厚德之名”，王錫爵正直而勤勉，官居高位而政績斐然，在日本侵略朝鮮之時，精準地判斷出了日本欲以朝鮮為跳板侵略明朝的實質，力主對日一戰，終于在他的運籌之下，明軍大獲全勝。

（明） 王錫爵《行書雜曲卷》（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王時敏的父親王衡同樣是“學霸”，但因是王錫爵之子，在萬歷十六年的鄉試，他與首輔申時行的女婿同時中舉，被言官彈劾說有作弊嫌疑。即便王衡在后來的復試中又得了第一，獲準參加會試，言官們依然不依不饒，王錫爵只好發誓，只要自己還在朝為官，王衡就不再應試。

王衡的人生就這么被平白蹉跎了十余年，直到王錫爵請辭回太倉休養已過十年，王衡才又上京會試，名列第二，與王錫爵當年一樣，于是朝野上下以“父子榜眼”為美談。王衡終于用過硬的才學證明了自己，但被授予的翰林院編修一職又無法發揮他“長于邊務”的才能，于是他借奉使江南之機，辭官返鄉，終其一生，不再出仕。

（明） 王衡《行書虎丘詩卷》（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王衡因頭疾去世時，還不到五十歲，王錫爵白發人送黑發人，悲痛欲絕，次年也隨兒子而去了。這是王時敏十八、十九歲時發生的事，自此他患上了咯血之疾，險些要命，經過數年才好。王衡是王錫爵的獨子，王時敏的長兄王鳴虞、次兄王賡虞又都早早夭亡，父祖俱亡，意味著王時敏必須獨自一人支撐起王氏的門戶重擔。

為此，他連一個讀書人最正當的路都沒法走——“恩恤寶丞之詔”下達到王家時，王時敏的母親勸他，一人當家已經不容易，身體又弱，家門內外多少事忙不過來，哪來的功夫去備考呢？迫于現實，他就再也沒有了金榜題名的可能，接受家族的恩蔭，進京赴任尚寶司司丞。

后來王時敏又升任太常寺少卿，在為官期間，他奉旨宦游各地，雖借此看盡山水奇勝，購得不少名跡，但途中百苦倍嘗，尤其水土不服，讓他飽受病痛折磨，直至“僅存皮骨”。他在詩中不無郁悶地說：“天生我身不足重，天生我才亦何用。不如辟谷學長生，跳出紅塵這場夢。”疲勞與厭倦，終是讓他以病請辭，返鄉歸隱。

越是疲于現實，就越想為自己營建理想的家園，以便在其中暫得安寧。晚明的文人士大夫，有條件的都愛適意園亭，陶情絲竹。明朝未亡時，王時敏所據有的家業讓他得以有不少余裕大興土木。

（清）王時敏《松壑高士圖》，故宮博物院藏

樂郊園原本是王錫爵種芍藥的地方，王時敏是王錫爵無可爭議的繼承人，自然就有了樂郊園的所有權。萬歷四十七年，他在著名造園師張南垣的協助下完成了樂郊園的改造。好友沈士充為此畫了《郊園十二景》圖冊，選取園中的十二項景致，融入了文人玩賞的意趣，很是切合王時敏的心意。

（明）沈士充《郊園十二景圖》冊之《涼心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張南垣造園善模仿名家筆意，尤以元四家最似。此景采用了倪瓚筆意中常見的“一水兩岸”式構圖

樂郊園中新建的藻野堂，階下種滿了芍藥，很明顯，這是對王錫爵的紀念。王時敏自幼跟在王錫爵身邊長大，日常起居幾乎都在一起，直到十七歲成婚后才搬入別的居所。王錫爵的品德言行，對王時敏有著終身的影響，包括王時敏的書畫才能，也被祖父所愛重。王錫爵請來一代宗師董其昌，教導王時敏。董其昌深受王錫爵提攜之恩，又與王衡同科中舉，所以視王時敏為得意門生，傾囊相授，教導王時敏從摹古入手，深研傳統畫法，后來的清初“四王”，淵源即在于此。

（清）王時敏 《仿黃公望山水圖軸》，上海博物館藏

由于恩師董其昌對黃公望最為推崇，王時敏也受影響，對黃公望心摹手追

可是力主抗倭的王錫爵大概不曾想過，被他寄予厚望的唯一的孫子在王朝覆滅的時候，率眾出降。順治二年，王時敏偶然在一位老兵手中，見到了王錫爵當年的會試手卷，他當即不惜重金把祖父的手卷換回。到了康熙元年，他讓諸子以此手卷出示錢謙益。

（明）王錫爵《詞翰冊》，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錢謙益是王時敏的好友之一，他不愿殉國的“水太涼”之論，不少人都有所耳聞，但其實他還曾寫過這樣的字句：“恨君不度三岔水,生取奴兒合赤歸。”“奴兒合赤”就是清朝的開創者努爾哈赤，此詩本要收錄于錢謙益門人為他刊刻的《初學集》，但王時敏在抄寫時，聯想到時局，不能不有所警覺，就勸錢謙益直接刪去此詩。

“最難知者肺腸，最可議者形跡”，降清確實是板上釘釘的現實，可人性與情感，遠沒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定論和決斷。盡管無數人遭受了莫大的痛苦，但清朝的統治還是穩定下來了，錢謙益與王時敏又能如何呢？此時再看王錫爵的遺物，蕭瑟沉痛之感不言自明。

除了偶然換回的王錫爵手卷，王家其實還深藏著明神宗的御筆信札，但那更輕易不能示人，王時敏也只在詩文中暗示，那裝著信札的盒子，是“長有祥云擁玉函”。

順治七年，王時敏又為自己建了西田，自號“西廬老人”。經歷了眾多變故的他，只想晚年有個清靜去處，也想在此與其他遺民同道安度余生。他所擁有三座知名園林——樂郊園、南園和西田，南園用來種植梅花，與吳偉業的梅園僅一里之遙，來西田作客的吳偉業，也能稍稍放松心情，寫下“執手顧而笑，此乃吾西田”這樣活潑輕快的詩句。有友人相伴，在這樣的樂園里了卻殘生，也許并不壞吧。

（清）王時敏《仙山樓閣圖》，故宮博物院藏

可這樣并不奢侈的愿望，也很快就被現實打了個粉碎。清廷的“詔起遺逸”令下達，吳偉業因江南士林領袖的才學與聲望被禮部侍郎舉薦，他多番奔走懇請，極言自己不堪一用，終是回天乏術。王時敏與他一同組織太倉遺民，私下祭奠了崇禎皇帝，第二年，吳偉業北上仕清。

王時敏也只是自身堪堪躲過強征，他的兒孫也還是要再參加清朝的科舉，才能維系家族。長住西田的王時敏，想起了唐朝的王維——“閑窗潑墨支頤坐，自寫秋槐落葉圖”。王維在安史之亂中，被安祿山的叛軍挾持，只得在其手下任職效力。唐宮中多植槐樹，但隨著玄宗出逃，叛軍占領，竟是一派凋敝冷清的景象。王維以《凝碧池》寄托哀痛：“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落葉空宮里，凝碧池頭奏管弦。”后來唐肅宗回到長安，要清算曾為安祿山出任偽官的人 ，王維憑此詩和弟弟的功勞得到赦免。

（清）王時敏《仿王維江山雪霽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在王時敏的詩畫里，“秋槐”就成了個繞不過去的意象。他或許覺得，自己和王維，或者王維和自己，是能感同身受的。飄零亂世，全身而退不過都是奢望。但在王時敏的畫里，卻看不到八大山人那樣的奇特筆法，他秉持著學自董其昌的正統，精細淡雅。并非他心平氣和，全無芥蒂，而是要守住“正脈”，以傳承后世。當看到受他教導多年的孫子王原祁的畫，他激動不已：“此子業必出我之右！”

（清）王時敏《白云秋山圖》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園林的打理本就極費財力，王時敏遭“奏銷案”所禍之后就已力不從心，到了他的子孫手里，更是難以為繼。

乾隆年間，樂郊園被賣給了湖廣總督畢沅。清末，樂郊園毀于戰亂。

所以王掞的進言，應該不是假話，樂郊園真的年久失修，沒有讓皇帝前去觀賞的價值。

但也可能，他自有私心，哪怕是不再“樂”的樂郊園，也仍是父親和家族曾經的樂土，所以并不希望它被皇帝的威權染指。

原作者：沈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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