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流亡的知識分子中，齊格蒙特·鮑曼毫無疑問尤為典型。1925年他出生于波蘭波茲南的一個猶太家庭，2017年1月9日去世。91歲的生命里，他躲過了納粹的屠殺，經歷過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參加戰爭，對抗納粹，戰后又回到波蘭，在社會主義建設期間被驅逐，期間他曾想遷入以色列或者澳大利亞，最終在英國利茲大學安頓下來，一直到去世。

鮑曼的一生經歷了20世紀諸多災難，那些我們隔著課本所讀到的殘酷現實正是他所經歷的。正像他去世前接受半島電視臺采訪所說，“像你們這樣的年輕人，已經忘記了極權主義是什么。你們通過讀課本了解它，但是你們沒有經歷過。我經歷過兩次這樣的政權。”

面對鮑曼的一生，難免會有一種浪漫化的聯想，將他關于大屠殺、暴力、倫理、社會主義、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等等的創見歸諸于他個人的生命故事。特斯特（Tester）提醒我們，從細處看，鮑曼的生平當然非常獨特，但換一個更為宏觀的視角，他的經歷也并不獨特。鮑曼像是“講故事的人”，通過他個人生命故事的講述，傳達出了“一代人”在20世紀所遭遇的曖昧糾結，個人的敘事成為一種結構性的命運。“人們并非出于自愿，被置于尷尬情景，那些自相矛盾但又往往自我挫敗的現代性進程所孕育的人類境況的曖昧（ambivalence），其尖銳痛楚，其鮮活生機，在這情景中都展現得淋漓盡致。”

流亡是共同的體驗

在鮑曼看來，人類境況的曖昧是眾生男女共同面對的體驗，體現在你我身上便是一種流亡心態，一種失位（displacement）的體驗。“流亡的知識分子”（Kolakowski）是20世紀熟悉的心向，鮑曼進一步指出流亡并不獨為知識分子所持有，在現代性的生存狀態下，我們被流放于自我之外，流放于他人乃至環境之外，所有人都成了無根的漂泊者。與前現代的無家可歸不同的地方在于，現代性的流亡者們有了更多的選擇。

鮑曼區分了兩種類型的流亡，一種帶有宿命論（fate）的色彩，另一種則帶有天職（vocation）的色彩。前者是盲目的，隨意的，而后者則必須時時保持謹慎，我們所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把無能為力的宿命轉換為屬于我們義務和責任的天職。

鮑曼提倡的是做出抉擇，接受挑戰，在將宿命轉變為天職的過程中體驗到成熟的“流放”。宿命是局限，是社會結構、制度和安排創造的界限，而成為人意味著要超越這些界限。他為社會學所設置的任務便是研究這些界限，探索個人生命故事如何被結構性的社會因素所形塑、限制，看穿經驗所設置的界限，用一種新穎而不同的視角去理解生活的熟悉，關注你我所真實體驗到的世界，而不是抽象的人或人性，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關照那些因處在曖昧境況中而痛苦的人。

鮑曼的作品中大量描寫了這類人的生存狀態，大屠殺中的猶太人、從立法者變為闡釋者的知識分子、家門口的陌生人、移民、新窮人與被廢棄的生命，乃至戀愛關系中的男女。他們都由于失位（displacement）陷入一種共同的命運之中。在自由與安全之間，在接近與疏遠之間，在愛與恨之間的糾結搖擺，自我也流入一種碎片化的狀態。

秩序化與曖昧性

現代社會汲汲于制造一種理性的秩序，但個體卻逐漸在秩序中消解，碎片化。當個體越來越執著于在碎片之中制造自我的小世界，小穩定，權力便越容易按照自己的意志建構自己的工程，一步步制造人類社會的僵化。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鮑曼對大屠殺所做的分析令人不寒而栗，大屠殺內在于現代文明社會，它本身正是后者的產物。沒有現代工業的技術和官僚制的組織架構，大屠殺是無法想象的，甚至可以說，“它肇始于一種真正的理性關懷，并由一個忠實于它的形式和目的的官僚體系造就。”

現代社會的“園藝工程”癡迷于秩序，為了保證花園的完美就必須嚴格區分出害蟲和雜草，并予以清除，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如同園丁對雜草的態度。科學技術和官僚體制的理性精神使得對猶太民族的清洗成為一種工業性的流水作業，最終完成了人類理性的設計。大屠殺作為一種理性的治理方式，意味著對曖昧與可能性的消除，異鄉人必須隔離或放逐，所有的可能性被分類的暴力扼殺。生存開始由設計、操縱、管理、工程來影響和維持，以分類的方式賦予世界結構。它假定世界上各具特色、甚至互不相連的實體都有一組自己所歸屬的相似或相近的實體，然后將二者相連，以類屬去控制個體的隨機性，控制其或然性，使其朝向一個目的，朝向一個井然有序的世界。

在鮑曼看來，秩序的園藝工程無疑是失敗的，分類并沒有減少曖昧性的存在，無論秩序化的努力有多大、多么有闖勁，曖昧性始終不會絕跡。恰恰是分類本身制造了更多的曖昧，因為永遠會存在不充分定義或過分定義的實體，意義的不充足或者過剩都會制造更多令人困惑的符號，而進一步的分類又會有更進一步的曖昧與之伴生。

鮑曼正是在這一點看到了從權力手中拯救曖昧性的可能，并為之奮斗，“我們必須像真正的詩人那樣，盡可能貼近迄今仍然掩蓋的人的可能性。因此我們需要穿透那些不言自明的壁壘。壁壘之內，盛行著當下的意識形態時尚，以其常見性本身來證明其意義。”

可能性的復原及創造

在秩序化與曖昧性的爭斗中，鮑曼認為只有曖昧性才能保證人類的可能性，也正是這一點使他相信社會學與文學有著共同的目的。實際上，鮑曼的社會學更多受益于文學，他自己也說文學家對他的影響遠大于社會學家。在他卷帙浩繁的作品中，我們看到更多的名字是昆德拉（Kundera）、卡夫卡（Kafka）、博爾赫斯（Borges）、穆齊爾（Robert Musil）、佩里克（Georges Perec）、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等。

特斯特在對他的訪談中問，“如果有一天你流落荒島，你會選擇帶哪一本書陪著你？”鮑曼給出的答案是博爾赫斯的《小徑交叉的花園》。這些作家在重新解釋人類無法觸及到的世界的過程中開創了一個難以想象的世界，充滿意義與可能，他們化腐朽為神奇，開啟了一個個無限可能的世界，鮑曼希望自己的社會學與這些作品一樣，都指向無限的可能。

社會學與文學在鮑曼這里面對的問題是一樣的，即人類社會的僵化，或說盧卡奇的 “物化”（reification）。它們處理的是同樣的問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生活結構的主要變化，社會學與文學都要從“內心—個體—客體—社會”層面討論如何處置這些“變化”，思考如何去面對在一個客體世界出現背景下“個人消解”的問題，或者說去表現結構事實如何限制了人類的可能性。

在拯救曖昧與可能性的道路上，鮑曼與昆德拉站在了一起，事實上昆德拉也經常出現在鮑曼的作品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描述一種“模糊的世界”，它是堂吉訶德走出家門時所面對的世界，“塞萬提斯使我們把世界理解為一種模糊，人面臨的不是一個絕對真理，而是一堆相對的互為對立的真理，因而唯一具備的把握便是無把握的智慧，這同樣是一種偉大的力量。”

小說的精神在于它沒有絕對單一的真理，它塑造了一個模棱兩可的世界，正因為它的模棱兩可才給予了我們從必然性中重新獲得可能性的機會。對于昆德拉來說，“沒有發現過去始終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說是不道德的，”而對于鮑曼來說，“不去發現可能性的社會學是不符合倫理要求的。”

社會學抵抗異化

因此，我們可以將鮑曼的社會學類比于昆德拉的小說，用反思的藝術與對可能性的維護直面現代性的技術科學文化，對抗一種秩序的激情、齊整的分格與緊繃的規訓文化，通過解釋社會文化范疇存在的形式，打破現實不證自明的迷思，進而促成形式之間的轉化，讓看似不證自明之事呈現出曖昧。這是對可能性的回復和創造，它不單單是希望復原過去，從而讓被隱藏的聲音發聲，而是希望通過省察過去，發現在以后追尋可能性的過程中存在的障礙或者幫助，因為“只有往回看，才能理解生活，但要想生活得好，必須向前看”。

社會學對可能性的關注不僅僅意味著復原，更意味著一種創造。它不是回顧性的，而是關注可能性的創造。正是這部分任務使得鮑曼的社會學帶有強烈的批判色彩。可能性表示尚未發生的事情，并且它在未來的發生并不是建立在事實的數據之上，而是要超越事實的界限，并在超越之中將人類的意志賦予其上，拒絕存在閾限的限制。

鮑曼認為傳統的社會科學中人的形象是機械的，只是外界刺激的反應器，而非一個真正的行動者。他引用穆齊爾的小說《沒有個性的人》，暗示這樣的科學與理性并不能抓住人類的本質，科學與其說反映了人類的境況，不如說關閉了人類的可能性，從而產生了一個沒有個性的世界，一個無經歷者的世界。穆齊爾希望通過自己的小說去拯救在遺忘過程中的人，這也正是鮑曼不斷堅持的人的特殊性，必須要記得人類是自由而自主的，同時也面臨著倫理的選擇。社會學要跳出這樣一種認知模式，就要將自身轉化為可能性的實踐，成為實踐的一種形式，唯有實踐才能恢復人的行動與尊嚴。

這樣一種社會學的理念頗具理想主義，列文（Levine）認為，鮑曼代表了社會學中的人文主義傳統，他堅持批判的社會學與科學的社會學之間的區別，后者代表了工具理性的統治，而前者則在實踐解放理性。其次，鮑曼的社會學概念組中如“流動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等應歸功于一種藝術家式的敏感，更多得益于細膩微妙的體驗和對當下人類境況的解釋，而不是建構自己的理論。對他來說，任何將智慧與靈感轉化為程序性的工作都是值得懷疑的，它將會收縮我們的經驗領域。社會學應該拒絕這樣一種空洞的抽象，關注真實具體的人，“社會學要領會人類世界，要么給無力者以力量，要么允許自己保持無力，以領會自身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