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在《在流放地》里描寫了一架構造精密的殺人機器：受刑者被固定住，機器在他身上刻上判決，十二個小時后，他踏上了黃泉之路。如果卡夫卡今天來寫這部小說，他所說的機器一定是健身器械。機器在受害者身上紋的也不再是判決結果，而是一行行數字：多少卡路里，多少英里，多少瓦特，多少圈。

現代健身讓你承認，你的身體里有一臺機器在運作。除了現代健身房以外，沒有什么能讓人相信我們還懷念著工廠的工作。通過健身房，我們把工業時代殘留下來的機械搬到了休閑生活當中。關鍵的一點是，機器必須簡單。那些斜面、杠桿和滑輪是早期技術進展的縮影。我們通過觀察和理解就能使用這些元素，它們對我們也不危險。它們已經遠離了原來的位置，不再發揮原來的作用。它們只是過去的必需品留下的遺跡。

今天，我們已經預設我們的大腦就是一臺計算機。一個機械人的形象，無論在笛卡爾的意義上，還是在拉美特里的意義上，都具有古老的、令人尊敬的品質，就像醫務室墻壁上掛著的泛黃的海報。血壓是水力學，力量是機械學，營養是內燃過程，四肢是杠桿，關節是滾珠和承窩。

健身界不會明確宣告我們是機械人這樣的概念。科學認為，我們已然如此。健身界所要表達的是一種意志：對每一個個體來說，我們都要去發現并管理好自己身體里的機械性過程。

我們進行健身這樣艱苦的勞動，完全是出于自由，不是為了任何立等可取的好處。健身器械給予我們一種更高的控制力，使我們能夠測試自己的身體。我們不假思索地代入了這一新需要，而掩蓋了進行這樣的勞動的原因。健身是沒有選擇的。這關乎生命本身的責任，只有自我毀滅的人才會忽視這種責任。

健身房運動使生物性生命成為社會景觀

在健身房里你能親眼見到人們對基本生物過程的自我控制，而其他與此相關的一切活動都屬于私人領域。于是，就有一個問題：為什么健身不留在私人領域？它本可以與別的類似過程一樣，待在家里：吃飯，睡覺，拉屎，清潔，打扮，打飛機。

正在鍛煉的人們，你們在健身房墻上的鏡子里看到了什么？那是一張張寫滿了痛苦、淚水和高潮的臉龐。但你們絲毫不掩飾自己的表情。你們重復著殘酷的勞動，呻吟，憤怒，呼喊。你們穿著不成形的萊卡緊身衣。這些衣服隱隱透著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狀，奪人眼球，但從不承認自己正在性誘什么人。

雖然“健身房”（gymnasium）這個詞是從希臘人那里來的，我們現代的健身房卻絲毫不具有他們的精神。古代制度下的體育運動是公開的，帶有競爭性。其時運動場所與我們現在的拳擊館類似，唯一的不同是，那里也是成年男性聚集起來觀賞最好看的男孩子的地方。在這個促進年輕人系統教育的高貴之所，成年人展開非正式辯論，塑造智識上的交際能力。區別于顯性的政治，gymnasia成為了西方哲學的發源地。

在現代的健身房當中，蘇格拉底與逍遙學派的方法都不會獲得什么支持。現代的我們在健身房所做的，是無聲的私事。希臘人會把他們真正隱私的活動放在家庭里。漢娜·阿倫特曾將希臘人這種家庭和公共世界之間明確的區分，看作一種普遍事實的象征：維持赤裸生命的活動，必須要在其他人的視野之外完成。

我們的健身房其實更應該叫做“健康俱樂部”，只是這個俱樂部并不是為了成員之間平等交流而設置的。這是一個原子化的空間：雖然人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從事過去屬于私人范圍的活動，但寂寞孤獨的身體還是按照它在私人空間中的樣子行事。換言之，現代健身房運動將生物性置于陌生人的非社會性陪伴之中。你和其他人共處一室，但不應該去注視別人，就像坐電梯時，人們期待你目不斜視。

這像是對我們從必然性中解放的懲罰。一個將私人自由和休閑作為其主要的實質的社會，造成的結果竟是一系列身體的自我調控。這些調控，把我們生物性生命的最后殘留，帶到了聚光燈下，成為了一種社會景觀。

健身房就像一家人們自愿前往的醫院

現代健身中真正必不可少的裝備是數字。我們計算著一個人能舉起的重量，計算著跑步的距離，也計算著鍛煉的總時間、心率提高的程度。要確認一項活動是不是現代健身，最簡單的反證法便是：在沒有計數或測量的情況下，這項活動還能不能有意義地完成？在健身當中，人們能夠感受到，身體就是代表能力的數字的集合。

我們如何鼓起勇氣作為一組數字存在？在健身房或者跑道上，你獲得了一種令人焦慮的自由——你可以計算自己了。令我們慶幸的是，這些數字是我們能夠改變的。只要有足夠的意志力和充分的自制力，或者說，有能夠讓我們遵從規則的能力，我們就能改變自己。

健身房就像一家人們自愿前往的醫院。這家醫院的工作人員同時也是它的病人。自我測試成了我們的第二自然。你變成了這些數字的神奇組合，它們也成為了你自由的一方面。有的時候，它們成了你最重要的自由，甚至比你的思考和夢想占據更高的地位。你發現你竟然可以成為如此高的數字，如此不朽。你這個肆意揮霍的人啊，你將獲得永生。你永遠會保養得這么好。

即便身體沒什么實際變化，健身也能讓你“感受”健康

人們將健身的責任看作是絕對的。這樣看的正當性在于，健身有利于健康。計數的習慣，又使得健康具有一種精確的經濟特征。它決定了一個人所期望的生命長度。

今天，我們的確可以更持久地保養我們自己。保養自身的方法既廉價，又可靠。但是并沒有人在我們死后會繼承我們的健康。保養生命所花的時間隨著身體的消失而消失了。

在我們當前的看法里，一個不健身的人就是在慢性自殺。他對自己的生命不負責任，因此我們開始覺得他的行為導致了他的死亡。不健身的人和那些身體不好的人，比如走得很慢、年紀很大、生活毫無希望和貧困的人，都歸為一類。我們問道：“難道你們不想‘活’嗎？”他們的任何回答都不能使我們滿意。

讓我們想象這樣一個社會，其中的人們認為，感覺可以被耗盡。看多了鮮活的事物，視力就會惡化；聽多了激烈的聲音，聽力也會惡化。那么，這個社會的成員會在最飽和的顏色、最迷人的聲音上用光自己的感受力嗎？還是他們會一動不動，閉上眼睛，封起耳朵，守著剩下的感受存量？同樣地，我們也認為，我們的日常生活并不是過完的，而是被年齡不公正地吞噬掉了。我們把極端的健康經濟學與享樂社會的極端物質主義滿足結合在一起，通過將人生更好的一部分投入到生命保養之中，我們追逐跨度更長的、延遲了的舒適和幸福。

對一個統計學意義上的你來說，鍛煉的確能讓你在每個年齡段的死亡概率降低一些。但更重要的是，健康能給你帶來非同尋常的感受。今天最狂熱的一部分健身者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追求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狀態。運動是必需品，你晃動身體，把躁動不安變成活力。你不斷評估自己目前的健康程度，在滿足和失望之間往復——這取決于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運動了多久，什么時候運動的，運動的時候感覺如何，以及，你做的這些與健康節目里最新推薦的生活方式的關系如何。即便身體沒什么實際變化，你也可能覺得自己更健康了。但是，感受是不能持久的，它總是需要更多的投入。這就可能是心理上的“人的生命的醫療化”，這比任何醫生給你做的身體檢測都更重要。

每天健身還有一個不那么體面，但更加有力的理由：變瘦。女人將身上的脂肪層去掉，為了變成極其纖細的樣子。社會審美認為，女演員就要是皮包骨頭。男人也想讓自己瘦下來，但更重要的是練出一些肌肉：二頭肌、胸肌、大腿。他們需要喚醒這些沒有其他世俗工作能夠激發的肌肉組織。這是一項關于擴張和發現的任務。

減肥和增肌的邏輯，運作在一個殘酷的加速消耗的體系之中。每個人都會死，但是沒人在一生中必須塑造出好身材。于是身材一旦開始走樣，就比死亡更難以接受。每個健身者都知道，身體增重的趨勢是道德淪喪的物理表現，身體變軟的趨勢是缺乏自制的體現。在這個豐裕的時代，我們發現，營養讓人變胖，而不是變充沛，開心的事情讓人變松弛，而不是變滿足，只有厭食癥患者才有停止進食、迎接死亡的意志力。

一些年輕女性認為，性吸引力是值得維護的真理。她們要求成年人在外表上呈現出少年的樣子，使青春常駐。身體本身——而非衣著、才智或魅力——成了性感的所在。然而，我們的社會未必會這么認為，于是，她們便想象出了一群不存在的觀眾。最可悲的是，她們還相信一個更好的身體會使一個沒人愛的人獲得幸福。

剛過了上大學年紀的女性是現代健身的先鋒部隊。作為健身模范的二十二歲女生，處在矛盾之中：她還沒有變得不值錢，但是她知道自己的命運。她立即開始在保持身材的競賽中力爭上游——這種身材絕不能有一點點多余的肉。年輕女性吸煙比例的上升與去健身房健身比例的上升構成了一種巧合，而公共衛生部門只擔心前者，不擔心后者。二者都能令人愉快——在色情的意義上，而它們的目的都不是為了健康或延年益壽。

瘦的教條導致了一種激進的幻想：拼命健身。當健身者不再考慮健康，對瘦的追求會讓他或她不顧一切地犧牲自己，產生趨向死亡的健身視角。有意思的是，健康最終作為對這樣的行為的制約而回歸，否則這種行為會變成對自己身體赤裸裸的攻擊。

即便有了健康的制約，這樣的攻擊可能還會在心理上繼續。它對人體發動一股仇恨的暗流，因為人體不斷讓你投入的勞動付之東流。一個人一百二十磅（約一百十斤）的體重變成了西西弗斯的石塊。可惡的身體如果是一個戰場的話，那么這種戰斗在減肥階段還能產生永不停息的樂趣，只是很快人們不得不面對重新變重的挫折。

去健身房的人是唯一的福音傳播者

健身的一個神秘之處是，有一種勸服他人的沖動伴隨著它。健身者總是熱忱地希望其他人能共享他們的經歷。為什么一個人健身，其他人就必須健身呢？

不會有打棒球或打冰球的人要求其他人都來打。去健身房的人是唯一的福音傳播者，他一直在敲你的門，讓你意識到那個讓他不得安寧的力量。你也必須健身。盡管他在擔心你能不能得到拯救，但是他已經在你前面，散發著領先者的光輝，他是被上帝選中的人。

跑步是最狡猾的，因為這種方式把催促人們健身的力量帶出了健身房。健身房里默認的契約是，所有人都同意各自活動，互不關注。而跑步者的速度及其自戀的強度污染了走路、思考、交談和日常交流的空間。他可以通過公開對人們揮汗來反對社交和孤獨。

毫無疑問，健身是不能被分享的，這刺激出一種獨特的孤獨感。當健身真的被分享，且互相可見，它總是接近于體育或藝術，開始走向自己的反面。而當健身在自己家中進行，它會恢復一些屬于自我私人技巧的、偏離常態的自由。于是，純粹的現代健身范疇既不關乎創造性的再生產過程（像在一般活動里那樣），也不關乎純粹的孤獨的發現（像在私人怪癖里那樣）。它追求的是一種重復的理念。健身中的重復讓你用自己的身體復制別人的身材和能力，沒有任何新的發明，沒有與他人的交流。

事實上，在健身中，“你”和“你的身體”是不是一回事，是個令人困惑的問題。一方面，健身似乎通過共享勞動使健身者等同于其身體，但另一方面，它似乎又讓健身者與他們必須照顧、管理的身體變得疏遠。時尚史家指出，女性雖然脫掉了中世紀的緊身胸衣，外在地釋放了自己，但卻在不斷調節胸腹肌肉、節食和健身的過程中，穿上了一件內在的緊身胸衣。盡管健身者對他的自我下手，但這個自我始終等同于可見的表面。盡管他鍛煉自己的身體，但重復使這個身體始終變成任何人的身體。

健身者的盲從是一種最壞的盲從實踐。但健身本身則將醫藥和性誘的準則進一步推向極致。只有在健身房文化當中，超重才成為“第二大死因”，而不是一個與心臟病、癌癥、器官衰竭共變的、相對的指標——過去，這些疾病才是我們的殺手。只有在健身房文化當中，過去被認為是令人厭惡的身體特征，才成了性感的標志。今天，健康和性是我們求索真理的地方，所以社會新造的理想，必須冠以“醫學發現”或“永久的、‘進化的’人類欲望的揭示”的名義。健身房運動的技術能力驅動著社會理想和社會需求。

生物過程的社會化使人們對未經形塑的身體感到羞恥

上述批判是不是意味著對身體的憎恨？恰恰相反。

健身房運動的風氣湮滅了人類與他們自己身體之間的安全邊際。相較于前健身房的過去，在現下這個生物暴露的環境中，男男女女似乎對自己實際的身體愈加感到羞恥。在健身時代，走火入魔和自憎自恨不降反增。

女性主義者一度將在他人面前展示生物性的轉換過程視為其目標，因為父權制詆毀自然身體，使生物過程成為恥辱和自卑之源。但近來興起的種種暴露形式并不等同于女性主義關于無條件身體的解放。父權制使生物性成為一個負面的奇觀、一種必須隱匿的污穢。健身的風氣則使它成為一個正面的奇觀、一種必須顯露出來的競爭性魅力。于是，“愛身體”的修辭便可能被誤用。如今，人們愈發難以抵抗這樣的前景：在新的既非公開又非私人的規訓狀態下，人實際的身體和生物性過程可能在每個時刻都昭然若揭。想要抵抗暴露，或者想把健康、身體、性興奮和自我調節從社會場景中撤出，則成了倒退和道德缺陷。

一旦身體受制于這種生物過程的社會化，身體蒙受的屈辱就不再根植于顯和隱、自然的和羞恥的、性理想和身體現實的區分，而是根植于這種更深的罪惡之中：即僅僅作為未受調控、未經形塑、不性感、不健康的人存在著。

健身對公共性的危害

我們的實踐使我們的內部成為外部。我們隱匿的肉身成了公開的招牌。私人的關于身體健康的醫療真理，成了精神上的自我關注。甚者，在陌生人和熟人面前的公開行動，失去了其在公民的活經驗中的重心，它被公開的健身活動取代，就像演講讓位于生物性奇觀。

健身使你在兩場比賽中獲得優勢地位：一場是關于長壽的比賽，一場是關于性的比賽。面對必死的命運，去健身房的人相信他是健康的代理人——事實上，他讓自己變成了一個更完美的病人。面對性的斗爭，去健身房的人辛苦地謀求著有利條件，但這只會使后續競爭愈演愈烈。

去健身房導致了以下這些后果：首先，某種意識泛濫成災——這種意識擁有一個寫滿數字、經過調節的身體；其次，因為對生命無窮無盡的保養，人們從生活中分心；最后，也最關鍵的是，一種公共/公開感被抹除了，那些人們可以集體公開去做的事，連帶著私隱的最后一塊處女地被抹除了，以致于在所有的地方，總會看到生物性的生命——不論好壞。

我們孜孜以求的“瘦”成了精神的。這不是我們想要的未來。一位健身者走下跑步機，他皮膚下面感到的刺痛只是他新的自我、他化約了的實存，這痛從內到外地刺破了關于他現在是誰的真理。

（原文載2004年N+1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