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蔡佳雯 等 深度訓練營 收錄于話題#記者手記 19 個內容 #深度營 50 個內容

成為一名“專業”記者需要什么？極強的學習能力？能吃苦耐勞的精神？靈活應變的能力？

這次，我們選擇從“記者”二字出發，區分領域，以某一類型記者為單位，了解他們深度根植于某個特定領域的職業現狀，將會遇到哪些人，經歷哪些事，又會遇到哪些難題……

以下是記者手記系列第十八篇，我們采訪了法制記者盧義杰，從一名法學生到法制調查記者，讓我們一同去了解他口中“俠士”與“弓箭手”的世界。

/ 記者手記 /

作者 | 蔡佳雯 高欣然 薛一鳴

編輯 | 杜銳峰 張馨尹 胡世鑫

從一名想做調查記者的法學生，到一名真正的法治調查記者，再到一名刑辯律師，盧義杰這一路如同莫比烏斯環（莫比烏斯環是一條只有一個面的紙帶圈），看似不停地切換著身份，實則是走在同一條道路的不同側面。

他用一種詩意的表達形容自己身份的轉變：“記者做報道就像弓箭手站在山崗上，他朝著山谷的“戰場”放箭。而律師辦案則是下山，參與山谷間的“廝殺”，可能受傷，也可能歷經搏斗后全勝。”

山上山下，做一輩子法律

盧義杰本想學習新聞專業，卻因高考失利，陰差陽錯來到最后一個志愿，在福建師范大學開啟了法學專業的學習，這算是一個“意外收獲”的開始。

大三結束，盧義杰實現了自己大學時代最大的夢想——進入中青報做一名調查記者。因為當時的部門主任主要做法制調查新聞，期間，盧義杰做了很多與法制相關的選題，一篇篇冤案平反的報道，一位位用法律堅守正義的律師。這些“俠士”給盧義杰榜樣的力量，也讓他萌生了一個念頭：未來有一天，自己是否也能辦一些無罪的案件，是否也能夠去改變一些人的人生軌跡。

2019年1月，盧義杰轉行去了律所。

他自己用一種詩意的表達形容這種身份的轉變：“記者做報道就像弓箭手站在山崗上，他朝著山谷的“戰場”放箭。而律師辦案則是下山，參與山谷間的“廝殺”，可能受傷，也可能歷經搏斗后全勝。”

從一名想做調查記者的法學生，到一名真正的法制調查記者，再到一名刑辯律師，盧義杰這一路如同莫比烏斯環（莫比烏斯環是一條只有一個面的紙帶圈），看似不停地切換著身份，實則是走在同一條道路的不同側面。

轉行以來，他也參與了幾個以前報道過的同類案件，買賣玩具槍被認定為真槍案等法制焦點依然沒有完全解決；他也會承辦一些免費的法律援助性質的案件，用法律為那些農村支付能力有限的冤案錯案當事人帶去正義和希望。

刑辯領域不少時候不僅事關當事人利益，也與公共利益相關，這與媒體的價值理念亦相吻合。他也依然和中青報的前同事們保持著聯系，看看他們最近在做的題，有時候想寫稿的情緒也會涌上，“離職之后還發生了蠻多值得記錄的事情，我就會覺得自己怎么沒趕上這么多重大事件”，他笑著說有時候會覺得自己“離開這個行業早了點”。

“法律這件事，可以做一輩子。”盧義杰在兩個職業不同的側面，豐富著人對國家法治的認知。

線索挖掘，采兩類受訪者

對于法制記者來說，挖掘選題線索至關重要。盧義杰介紹道，線索來源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論壇和社交平臺上的公開信息，還有一類則是長期積累下來的資源所提供的獨家線索。“當掌握線索的人不愿意把線索分享給一些不熟悉的記者的時候，如果你跟他關系密切一些，他更傾向于把信息給你，讓你能夠寫出一些更精彩、更獨家的報道。”

擁有選題線索后，如何突破選題便成為了主要攻克的難題。盧義杰說，對于有線索的選題，記者只需要去核實信息，進行針對性的突破，操作的過程其實就是“按圖索驥”，難度較低。而對于沒有具體線索的選題，找采訪對象和選題角度就成了難點。

2016年，在天津港大爆炸事故發生后，盧義杰接到派題，要找一些和天津港情況類似的、危化品倉庫離居品區很近的地方。盧義杰和同事通過網上的一個帖子提供的線索，分別去了寧波、青島和上海。盧義杰來到青島后，發現確實存在一個離居民區很近的危化品倉庫。長達一個月的調查中，他采訪了倉庫的工作人員和附近居民，并身穿工裝泥彩服到倉庫里查看。最終，報道《你身邊“潛伏”的化學危險源》發表。該報道分析了危險源和居民區之間突破了安全距離的原因，并給政策改進提出了建議。

法制調查記者的采訪和其他記者有所不同。盧義杰說，法制調查記者主要面對兩類采訪對象，一類是監督對象，還有一類是線索提供者。針對不同的采訪對象，關注點也并不相同。對于監督對象，要在采訪前做好充分的準備，對其人物背景、從業經歷和成就有所了解，更為重要的是，要著手研究對方所在的行業。有時，記者要通過跟其聊行業名詞來判斷，對方做的事情在業內是什么樣的地位。此外，法制記者需要提前預想對方的措辭，設計一些反駁對方的問題。

“這種人，他跟你見面的機會可能只有一次，不會太多，見面之后他就不會再接你電話，這時候你就要把握這次機會。針對事件中可能會被他模糊、被他避重就輕的東西，得提前預想好他可能應對的措辭，然后再根據措辭去設計一些反問的問題。這個事情最關鍵的點是什么？他如果想繞著繞開走，你怎么把他逼回來？”

而采訪線索提供者時，對記者注意力的要求則不會那么高。因為通常可以擁有多次采訪的機會，對方也愿意去解釋一些專業名詞。盧義杰提到，在這種情況下，記者依然要對行業有基本了解，這樣對方才會信賴記者。

關于調查記者的“使命感”，盧義杰認為，如果記者沒有一個目標去激勵自己的話，很難有決心堅持做這份職業。與此同時，他也清晰地認識到，新聞理想固然重要，“可還是要靠業務能力和稿子質量說話，理想也不能幫助你想幫助的人。”

線索突破，有N重“假身份”

法制調查報道的寫作一般有兩個維度，前者是報道突發事件的經過本身，后者是報道案件背后的生態，去探討案件發生的可能的社會原因。不過在業界，調查記者首先會考慮第一個維度，只有在接觸核心事實有困難時，才會考慮做幕后的生態類維度，“生態是比較虛的東西，有時你很難證明案件本身與背后的生態存在明確的因果關系”。

要在短時間內迅速準確還原突發事件的經過，對調查記者的線索突破能力與證據分析能力是很大的考驗。盧義杰解釋道，突發事件中的當事人往往極度緊張或警惕，讓當事人在短時間內敞開心扉并非容易。此外，每個當事人在事件中都有切身利益，因此需要找多個信源交叉印證，防止只看到當事人想讓你看到的、對自己有利的信息。

調查一起礦難瞞報事件時，遇難家屬因被許諾高額賠償，不愿理會任何媒體。盧義杰向遇難家屬們謊稱是大學剛畢業的外地人，跟本地女友在縣城開店，有天進貨路過該鎮，因錢包丟了向遇難者借錢，此次特地前來還錢。為了應付“追問”，他甚至還設想好了店名、位置、商品、貨源、自己的住處等等。多位家屬相信了他的說辭，感謝還款，并在閑聊中提起各自丈夫的遇難時間、經過、原因，盧義杰也在這些閑聊中確定了瞞報的事實。

看似只是一個身份的偽裝，卻經過盧義杰多方面的考量設計：以什么樣的身份能夠進入到什么樣的場景？以什么樣的姿態跟人說話才不會讓人覺得你是記者？“第一是與他人建立物質連接，有句話說伸手不打笑臉人，更不會打一個來‘送錢的人’。第二從農村人際關系的傳統角度出發，對于一個大老遠到村子里來的外地人，當地人一般不會拒絕。”

在調查某位被清除出干部隊伍的處級干部時，他與同事以“受資助學生”的名義到該單位人事部門詢問聯系方式，遇上該單位大領導當場致電該干部核實，在對方如實回答“沒有幫助過學生”時，盧義杰主動要求與該干部電話，將是誰、在哪里見過、資助了多少錢一一說出，“我還給你送過紅花呢”，盡管心虛，他還是越說越大聲。幾分鐘，該干部改口了：“哦，你們啊，我想起來了”。

調查記者在線索突破的過程中離不開這種“身份的偽裝”，但這種偽裝給盧義杰帶來成就感的同時，也帶來了精神壓力。順利從身份的偽裝中獲取線索后，盧義杰緊繃的神經會因“謊言”沒有被拆穿而有所放松，享受突破信息的成就感。而發稿后又會進入第二個緊張期：擔心對方因為發現“被騙”而找過來，幾天過后的安全又再次給他一些放松。情緒就在一次次緊繃與成就之間起伏。

長期隱性采訪的精神壓力，也是盧義杰選擇離開新聞行業的原因之一。日常生活中接到陌生電話，當那頭問他是誰，通常他都不敢直接承認，而是反問對方什么事，因為他有時都忘了一次次的采訪中說過什么身份了。又或者，他選擇索性一概不接陌生電話，因為那些要么是威脅的，要么是罵人的，要么是試探的——只有一小部分可能真的是快遞來電。

Q&A

Q：法制記者的一天是什么樣子的？會跟法院那邊接觸比較多嗎？

A：如果在出差的話，一般前一天晚上要想第二天要去干什么，要去采訪誰，問什么問題，然后要總結當天都有什么收獲，要后方幫忙配合什么。比如說請后方幫忙打電話采訪其他人，或者是專訪某個專家。出差的時候，通常一個選題差不多花費一個星期，比較大的選題可能要半個月甚至更久。

如果是跑口記者，一般跟法院、檢察院、公安可能接觸比較多，因為相當大的新聞線索來源于他們。

如果是法制調查記者，可能與律師、舉報者、法學學者會接觸得更加密切一些。跟法院倒是不會打太多交道，可能有一些案子需要平衡采訪的時候才會聯系他們，日常跟他們接觸的機會幾乎是比較少的，反過來說，一些法院也不太會跟法制調查記者主動接觸。因為法院的宣傳需求一般與跑口的記者相匹配，比如“開某個發布會”，“發布某個案例”時請跑口記者去旁聽。

Q：如何讓采訪對象覺得你更容易親近？是天生的性格問題還是可以培養出來的？

A：首先肯定是與性格有關系的，有的人有這樣一種（容易讓人覺得親近的）性格，看上去江湖氣重或者特別有親和力，一看就讓人想跟你說話。但是另一部分人可能不具備這樣的特質，不過也可以通過別的方法來彌補所謂的短板，無非就是跟他建立某些連接，或者在具體言行上更注意方法。

比如，如果面對一些路人、目擊者，假設他是一個店主，很多記者會選擇到他店里買東西，買的時候在他那多待一會兒，多買一點，跟他多聊一會。如果對方是被指向的官員，某種意義上來說，面對采訪他本身可能已經會有緊張的心態，這時你需要把材料弄扎實，視情況告訴他掌握了什么證據，他可能會主動地跟你解釋一些事情。當然，也有可能還是什么都不說。

還比如說，對方是所謂的市井百姓，這就不能一板一眼地說話。要么是用跟他打成一片的、通俗的方式，或者是那種低姿態的、學生的說話方式，他出于同情、同理哪怕是悲憫的心理，也多少會說一些。其實，最重要的是用一種對方比較熟悉的方式來讓他產生說話的欲望。

Q：從記者到律師，您換了一個職業之后覺得思考方式上有什么轉變嗎？

A：共同之處就在于他們對職業能力的要求有重合的地方，比如說檢索能力，律師要檢索一些法條、論文和案例，對記者來說，那也是需要檢索的。此外，對取證能力的要求也比較一致，記者要采訪、要突破，要讓對方愿意說話；對律師來說，盡管中國的刑事案件不少是以卷宗為討論的“基礎平臺”，但是如果真的要打破這種“根據紙面判定自由”的“卷宗主義”模式，仍然需要進行一些取證工作。比如說，到底一個事情是不是如筆錄里所說的，可能要去找另一些證人或者另一些客觀證據進行核實或比對。

同時，對事實分析的思路也有相通之處，都是在紛繁復雜的世界里找到一條各自認為比較正確的邏輯，把事實重構出來。只是一個還原的是新聞事實，一個是法律事實，立場和思維有時又不太一樣。

盧義杰

原《中國青年報》深度調查部記者

現為刑辯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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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法制記者盧義杰：立于崗頂的弓箭手，行于谷間的俠士 | 記者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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