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在拉丁美洲諸國中，智利是一個影響力較大的國家，該國勞動人民頑強曲折的斗爭歷史在近年來通過我國的互聯網平臺漸漸為大眾所知。薩爾瓦多·阿連德短暫的社會主義政治探索在1973年被右翼軍官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的政變打斷，軍政府上臺后殘酷鎮壓國內進步力量，并依賴“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的理論與建議重組了國內經濟結構，建立了“親市場威權主義”路線下的新自由主義統治。1980年代以來，持續性的經濟問題動搖了皮諾切特當局的統治。逐浪高漲的反抗在1988年迫使軍政府讓步，改組為過渡性民主政體。1994至2010年期間，隨著拉美“粉紅浪潮”的興起，各類左翼政黨主導了智利的政局。2010年后，智利呈現出左右翼交替掌權的博弈局面。2017年，伴隨著全球右翼抬頭，共和黨候選人、億萬富豪塞巴斯蒂安·皮涅拉時隔4年再度贏得總統寶座，并著手恢復一些“親市場威權主義”政策，如生產資料私有化、社會上層買辦化、貨幣寬松化、減少勞動保障和社會福利、彈壓各類平權與反歧視主張。然而，2019年惡性通脹和隨后的新冠疫情中斷了他的復辟之路，其本人也身陷礦業權錢交易、破壞生態的丑聞。同年，智利全國人民組織了大規模抗議，并成功于2020年10月廢除了皮諾切特時代的舊憲法，迫使其將實權讓給“制憲會議”。

2021年11月21日，智利第一輪大選拉開戰幕，7家政黨/聯盟均未獲得超半數票，票數居前2位的聯盟：激進右翼聯盟“基督教社會陣線（FSC）”（現任執政黨共和黨也在此聯盟中，聯盟參選人為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激進左翼聯盟“贊成尊嚴（Apruebo Dignidad）”（參選人為加夫列爾·博里奇，是學生運動出身的年輕政治家）進入第二輪角逐。值得注意的是，這兩股力量都是本次大選中新組建的黨派聯盟，它們均采用更激進的政綱，把此前二十余年間主導政壇的老牌政黨，例如中左翼的基督教民主黨、社會黨，中右翼的“獨立民主聯盟”甩在身后。當地時間2021年12月19日，左翼“贊成尊嚴”聯盟的候選人博里奇贏得第二輪投票，而參議院、眾議院仍呈現出兩派勢均力敵的局面。

12月19日，智利前活動家，美國賓厄姆頓大學助理教授Rene? Rojas在智利第二輪大選前夕寫下此文，在第一輪選舉中，極右翼候選人卡斯特領跑，博里奇支持率陷入瓶頸，這似乎為三年來的進步運動添加了不確定性。當然，彼時智利第二輪大選尚未開始，在博里奇已然當選的當下，持左翼立場的作者或許能夠稍稍改變原文的悲觀基調。然而，文中的為智利左翼提出的警示與預告仍然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譯者認為，本文的核心內容主要由以下幾點：

（1）后威權主義時代的中左翼與中右翼政黨走向衰敗，新左翼與民粹極右翼的興起是智利新自由主義模式走向衰敗的表現。

（2）極右翼興起的重要原因是“贊成尊嚴”黨內外新左翼政治訴求過于超前，以至于與工人階級的訴求分離。

（3）贏得選舉的勝利并不是左派的唯一目標，能否在日漸激化的階級斗爭下制定能夠囊括工人階級“面包、黃油與安全”的基本訴求的政治議程，激活并延續廢憲起義以來群眾運動的展示出的激進能量，將會決定智利左翼政治的未來。

雖然政治選舉的結果難以對階級斗爭的走向起到決定性作用，但是卻可以被視為當下階級結構與階級斗爭的直觀體現。對于眼下的智利局勢而言，在選舉中獲得權力的新左派必須做出選擇——是與中左派結成同盟，從而向新自由主義舊秩序的經濟結構與政治組織妥協，還是借群眾運動之勢進一步深入智利勞動人民，將廢憲起義以來的激進主義轉化為一場真正的社會革命？

2021年12月19日，智利首都圣地亞哥，智利總統大選結束，現年35歲的左翼政黨聯盟“贊成尊嚴”候選人加夫列爾·博里奇，獲得超過55%的票數，成功戰勝來自右翼政黨聯盟“基督教社會陣線”候選人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獲得44.15%選票），當選第34任智利總統。

各地的進步人士和民主人士都對上個月智利的選舉結果感到不安。在這個狹長的安第斯國家的上上下下和遠方的異國，許多人都對周日（12月19日）的選舉結果屏息以待。在死硬右派何塞·安東尼·卡斯特獲得第一名之后，許多人都在想，一個親皮諾切特的反動派如何能在一個兩年前剛剛爆發了對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的反抗的社會中擊敗新左派。

這個最近有80%的選民選擇重寫憲法的國家，剛剛看到卡斯特，一個為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獨裁政權辯護的人（他否定了起義的要求，并開展了反對制憲會議的活動）超過了體現全面改革和爭取新社會民主憲章的候選人。對回歸法西斯主義的恐懼已經超越了起義和制憲進程所帶來的希望。智利是否已經從10月的反新自由主義起義翻轉到了11月的親市場威權主義的延續？

在長達十年的大規模抗議新自由主義的周期之后，這一轉變讓觀察家和活動家們感到震驚。為了理解卡斯特的第一輪勝利，左派必須考慮到一系列的失誤，這些失誤使關鍵部分的選民傾向于用反動的方法來解決新自由主義的破壞。對智利從群眾動員和社會民主的重新建立到反動的反改革的突然逆轉的清晰把握，也揭示了更廣泛的拉丁美洲復仇主義（revanchism）激增的現象。

不過，我們還是要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左派并非在智利輸掉了一切。盡管卡斯特支持率的激增威脅到了新左派的鞏固及其對激進改革的追求，但他的第一輪勝利并沒有擱置智利正在進行的反新自由主義的起義活動。盡管選舉結果令人不安，但為該國的民主革命宣告死亡仍為時過早。

關于數據

卡斯特的突圍之路擊敗了從智利轉型的政治環境中出現的另一股政治力量——自由陣線和共產黨之間的左翼聯盟。新成立的反動的基督教社會陣線（FSC）和左派的“贊成尊嚴”聯盟（Apruebo Dignidad）都是從垂死的后威權新自由主義政權的政黨體系的廢墟中崛起的。

同時，雙方（尤其是“贊成尊嚴”）都因群眾對正在進行的改革越來越失望而受到阻礙，這反映在最低的選民投票率上。雖然這兩個兩極化的集團現在是國內影響力正在上升的陣營，但選舉揭示了國家正在進行的黨派重組的流動性，以及正在進行的更廣泛的政權轉型的性質。

首先要注意到舊的政黨已經走向衰落，這是值得歡迎的跡象，因為這表明統治后威權的市場秩序的政黨體系已經解體，無法修復。智利民主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支柱——由社會黨和基督教民主黨控制的中左翼聯盟——只獲得11.5%的選票。這個聯盟在皮諾切特統治結束后舉行的七次選舉中贏得了五次——包括前四次——這次只得到了81.6萬張選票。這只是它在2017年（此時他們的解體已經開始）第一輪選舉中贏得的票數的一半多一點。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左翼在過渡期后的第一次選舉中獲得了385萬張選票，而在2006年社會主義者米歇爾·巴切萊特首次成為總統時，第一輪就獲得了近320萬票。換句話說，智利進步的新自由主義者今天保留了大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傳統選舉基本盤。

不僅僅是中左翼的總統候選人名單不再擁有吸引力。它的議會席位也同樣大大縮水。1989年，聯盟在下議院以350萬張選票獲得了巨大的多數，而這一次它幾乎沒有超過100萬張選票，贏得的席位不到四分之一。基督教民主黨支持率的急劇下降值得特別一提：這個在20世紀90年代過渡時期主導了聯盟的政黨（當時它以自己的40名代表主導了聯盟）現在已經減少到8個席位，其表現與新的邊緣政黨相當。

中右翼的選舉表現顯示了其類似中左翼的衰落跡象，盡管其情況更加復雜。正如預期的那樣，塞巴斯蒂安·皮涅拉的聯盟只獲得了13%的選票，這位跛腳總統在2019年的叛亂中受到了無可彌補的打擊。他的政黨意識到自己的信譽已經消失，于是推出了一位無黨派的官僚——但這一策略落空了。2009年，皮涅拉在第一輪選舉中獲得了超過300萬張選票，到2017年這一數字下降到250萬左右，而在12月初，塞巴斯蒂安·西謝爾僅以90萬張選票排名第四。這位中間派候選人無法擺脫他的建制派資格，隨著他的民調在9月開始崩潰，他成了智利右派的負擔。政府的支持非但沒有支持他的競選，反而成了他的絆腳石。

然而，搖搖欲墜的中右翼卻取得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就。與中左翼不同的是，中左翼的衰敗是相對普遍的，而（中右翼力量）前Alianza，現在以Chile Podemos Más（智利可以做得更多）為名，卻以某種方式阻止了其議會議席的流失。雖然該聯盟在下議院的代表權比2017年的72個席位有所下降，但它以53個席位保持穩定，超過所有席位的三分之一。它在上議院的表現甚至更好，在27個待選席位中拿下了12個，從而將其參議員總數從15個增加到24個，只差一個席位就能獲得多數。

即使后威權主義政權的右翼力量成功地在國家的關鍵權力中心立足，舊秩序的黨派支柱也不可否認地失去了其優勢地位。這是第一次，占主導地位的政治聯盟既沒有完全獲勝，也沒有進入決勝階段。

雖然總體而言中右翼處于混亂狀態，但卡斯特現象卻意外地鞏固了他們之中最強硬的部分。卡斯特的突然發展既出乎意料又令人震驚。自大起義之前，激進左派已經抓住并引導了反新自由主義的不滿情緒，排擠了右翼民粹主義選擇。現在，卡斯特在上次總統選舉中只贏得了8%的選票，而現在卻拿下了28%的選票。事實上，直到9月下旬，他還沒有設法將自己確立為一個嚴肅的競爭者。然而，上個月，他開始迅速崛起，從大約10%的候選人變成四分之一的受訪選民的首選。與2017年相比，他的第一輪選票擴大了近四倍，從52.5萬張增至196萬張。卡斯特的突然成功標志著博爾索納羅式的右翼政治在這個國家的意外出現，而在不久前，這個國家似乎已經阻止了這種反動的道路。

卡斯特最近在2014年還是獨立民主聯盟（UDI）的秘書長，該聯盟是中右翼聯盟的強硬威權主義政黨，他在2018年成立了共和黨，作為他個人野心的載體，也是他所倡導的極端保守主義的嚴酷潮流。他深諳等級森嚴的天主教，與基督教保守黨（Partido Conservador Cristiano，簡稱PCC）組建了FSC，后者是一個邊緣組織，旨在復活智利總統阿圖羅-阿萊桑德利（1958-1964）長期不存在的寡頭國民黨中最倒退的那部分。盡管極端原教旨主義的PCC在制憲選舉中未能突破1%的比例，但FSC現在在下議院中有15名代表，約占所有代表的十分之一。

智利的新保守主義除了在國會中控制自己的實質性集團外，還準備組建議會多數派：將現在受其影響的幸存的中間派與FSC結合起來，死硬右派擁有155個席位中的68個。這個正在形成中的反動聯盟應該不需要太多的時間就能找到10張額外的選票。

在光譜的另一端，“贊成尊嚴”的候選人加布里埃爾·博里奇（Gabriel Boric）獲得了本來可能是有希望的26%的選票。雖然沒有卡斯特那么迅速，但他的上升也同樣令人驚訝。在7月中旬新左派取得初選勝利后，博里奇（一位前學生運動領袖和自由陣線的主要創始人）的民調數字在選舉前兩周（12月上半月）從不到5%飆升至25%到30%之間。再加上民主黨初選中相對可觀的投票率，與中右翼初選的無精打采和中左翼候選人選拔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功能障礙形成鮮明對比，博里奇的民調呈現出誘人的前景。

不幸的是，對于“贊成尊嚴”和該國充滿激情的新左派活動家來說，他的競選活動在卡斯特支持率激增時停滯不前。在10月初的高點之后，對博里奇的支持趨于平穩，然后突然被支持卡斯特的人超越。在左翼聯盟的初選中，令人鼓舞的175萬張選票被證明是上限而不是下限。

新左派的停滯不前也可以用更長的時間框架來衡量。自2017年以來，卡斯特的選票幾乎翻了兩番，而FA的選票，即使獲得了智利共產黨的支持，也只增長了三分之一。雖然卡斯特激活了新的選民，但“贊成尊嚴”在挖掘出其進步主義基本盤后，未能接觸到其他政黨的潛在選民與被疏遠的選民。

然而，如果說“贊成尊嚴”沒有達到第一輪大勝的不切實際的期望，那么智利的新左派明確地提高了其整體地位。在一個歷史性的成就中，智利共產黨選出了兩名參議員，這是自薩爾瓦多-阿連德政府以來該黨首次進入上議院。左翼聯盟在下議院建立了一個強大得多的地位。如果像預期的那樣，由帕梅拉·賈爾斯（Pamela Jiles）領導的三名起義的“榮譽”（Dignidad Ahora）代表投票支持“贊成尊嚴”黨，它將有效地將其在國會的地位提高一倍。

左翼聯盟不僅取代了中左翼，成為議會中的第二股力量；它對兩名綠黨和13名社會黨代表幾乎肯定的引力將使其獲得55個席位，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一。如果說卡斯特的崛起代表了死硬右派、法律和秩序的民粹主義（law-and-order populism）反常的鞏固，那么“贊成尊嚴”的停滯應該被看作是新的社會主義政治的暫時停滯，這一政治議程曾幫助策動了智利的激進改革進程。

大眾的不滿情緒

如果我們要對選舉結果進行全面的觀察，我們必須考察另外兩個趨勢。它們是民眾不滿情緒這枚硬幣的兩面，無論是起義的周期還是“贊成尊嚴”支持率的增長都無法遏制。一方面是缺席的候選人佛朗哥·帕里西的意外表現，他以八分之一的選票位居第三。帕里西被禁止在智利開展競選活動，他是一個拒絕接受左右之分的庸俗學者（quack academic），是智利最接近楊安澤（Andrew Yang）的人。盡管他把自己確立為一個有常識的“小人物”企業家候選人，并在幾個月內獲得了可觀的民調數據，但帕里西還是讓觀察家們感到震驚。在接管了邊緣的人民黨（Partido de la Gente）后，他在智利北部的礦區以其自己動手的民粹主義（do-it-yourself populism）獲得了特別的吸引力，并獲得了六個下議院席位。

人民黨輕松地超過了另一位反體制的候選人，他的常年競選使他在許多智利人眼中變成了一個政治的局內人。馬可·恩里克斯·奧米納米，人稱MEO。帕里西的啟示反映了選民的深刻疏離感。這將給他的選民和他的新核心小組帶來決定性的搖擺影響，將帕里西定位為決選及以后的潛在的造王者（kingmaker，此處應為帕里西及其支持者在二輪決選中的態度會很大程度上決定選舉結果）。

一個相關的現象是驚人的選民流失量。這次選舉中的選民比例與2017年創紀錄的選舉中相同。然而，從絕對數字來看，棄權人數從765萬增加到近800萬。

低迷的投票率似乎與該國爭取政權更迭的大規模斗爭和這些選舉的兩極化都不相稱。但在一年前的制憲選舉中，選民參與率幾乎沒有上升，大多數分析家都預測到了這一點。智利的最低投票率包括絕大多數選民的不滿情緒，這些不滿情緒助長了帕里西現象。它的廣泛性有助于對所有候選人的表現進行適當的衡量。

兩位呼聲最高的總統競爭者的票數都沒有達到缺席選舉的那部分選民的四分之一。事實上，如果考慮到所有登記的選民，卡斯特和博里奇分別只得到了13%和12%的選票。這種廣角視角打消了支持卡斯特的強大選舉浪潮的說法。這也使得新左派的表現更加令人失望；在智利2019年底的全面動蕩之后，“贊成尊嚴”未能說服超過九分之一的選民相信左派能夠帶來渴望的變革。

總之，即使卡斯特可能有優勢，但帕里西可以決定結果。而且，盡管博里奇和“贊成尊嚴”已經重塑了智利的政治，但所有的黨派力量（不僅僅是期中那些不可逆轉且腐朽的），都在搖搖欲墜。

能夠吸引士氣低落的智利工人的候選人將成為總統。更重要的是，在這次選舉之后，如果左派要完成智利的民主革命，就必須找到一種方法來恢復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起義。不幸的是，就目前而言，智利的新激進派已經削弱了群眾的叛亂，使工人和窮人對激進變革的承諾變得遲鈍，并為卡斯特打開了窗口。

數據的背后

要理解智利令人不安的選舉結果，就必須掌握在智利崛起的新左派是如何在卡斯特的社會反動主義面前失去主動權的。逆轉的主要原因是民眾對“贊成尊嚴”和更廣泛的左派的看法發生了變化。

自制憲會議成立以來，智利的部分勞動群眾已經從認為激進派與起義及其要求一致，到認為他們是一種與自己的訴求有一定距離的力量，無法解決人們最緊迫的物質問題。激進派忽視了群眾的核心不滿，他們一方面明顯地優先考慮文化糾紛，另一方面又捍衛毫無意義的混亂，這加劇了人們的失望和怨恨。這不僅使許多人失去了興趣，而且產生了更危險的效果，使關鍵的部分轉向反動的解決方案。簡而言之，智利的新左派沒能作為起義的政治部門進行宣傳。

鑒于卡斯特不是一個典型的民粹主義者，他在競選中靠的是反精英情緒和“面包”訴求，因此，“贊成尊嚴”和左派疏遠支持卡斯特的選民的做法更加令人困惑。雖然卡斯特把自己說成是反體制的，但他在競選中是一個保守的恢復主義者（restorationist），承諾讓智利回到那個新自由主義下經濟增長的時代，以及家庭和秩序的傳統價值觀。事實上，正如 "巴拿馬文件 "所揭示的，他在海外避稅天堂藏匿了數百萬美元，明顯掩蓋了任何經濟民粹主義取向。即便如此，他還是一舉奪得了領先地位。

許多左翼人士聲稱，卡斯特之所以能超越“贊成尊嚴”，是因為左翼聯盟的中間派轉變，再加上有效的社交媒體恐懼運動。據稱，博里奇的支持率下降是因為他的提案中采用了財政保守主義的元素，在移民問題上采取了更強硬的立場，以及在最后一刻放棄了自起義以來被拘留的抗議者。但是，在這樣一個兩極分化的選舉中，“贊成尊嚴”對中間派的呼吁是意料之中的，而且它很可能獲得選票。

選舉前的左派政治讓智利工人感到失望，但原因幾乎相反。“贊成尊嚴”內外的左派讓很多人覺得他們太過激進，毫無意義地與整個階級的要求脫節。

起義者的 "激進主義 "的破壞性影響反映在左派的道德主義反壓迫政治的惡名與博里奇的民調數字之間的反比關系上。在制憲大會開幕之前，博里奇的候選資格仍然是一個空想。但在大會開幕和他在7月上半月的“贊成尊嚴”初選中取得成功后，民眾對有意義的改革的希望開始推動他的競選。在兩個月內，他的支持率從只有6%攀升到至少四分之一的選民。

然而，從8月中旬開始，議會左翼最明顯的部分演變成了激烈的宗派主義和指責，排斥了廣大的工人階級選民。自從激進左翼最嚴重的內爆之后，博里奇開始了他的競選活動無法阻止的穩步支持率下滑。到11月初，據報道，對民主黨候選人的偏好回落到20%，卡斯特已經取得了領先。

原因并不難解讀。自2019年的叛亂以來，智利人的要求一直是明確的。這個國家爆發了反對低工資（poverty wages），特別是反對在非正規部門工作的五分之二的人的低工資；反對私有化的退休制度，該制度使大多數退休人員陷入不體面的老年生活；反對類似種族隔離的市場衛生和教育系統。COVID加劇了占人口大多數的低收入智利人的物質困難。事實上，超過一半的工人在2020年的收入不足以使他們的家庭保持在官方（荒謬地吝嗇）的貧困線以上。疫情發生一年后，幾乎30%的智利窮人沒有工作，而超過四分之三的人表示無法滿足他們最基本的需求。

隨著勞動大眾的物質不確定性的惡化，對公共安全和犯罪的恐懼也在上升。叛亂發生后，四分之一的智利人立即將犯罪列為首要關注的問題，而到了今年8月，超過五分之二的人這樣做，將其提升為國家的首要問題。恰恰是在形勢要求洶涌澎湃，激進派掌握主動權的時候，他們如今處于舞臺中央的行動和言論越來越失去意義。

自制憲公民投票和選舉以來，一個明確無誤的民眾授權已經形成。智利人再次將優質、免費的全民醫療保健、免費的公共教育和有尊嚴的養老金列為代表們要在新憲章中體現的主要社會權利。盡管性別平等（4.7%）、環境正義（4.2）、原住民問題（3.0%）和移民權利（1.3%）對智利勞動者來說很重要，但鑒于當前的社會和就業緊急情況，這些都沒有被他們視為關鍵的優先事項。這并不是說工人和窮人對這些其他問題有敵意；更準確地說，他們希望這些部門的權利能在一個普遍保障的方案中得到解決。

左派浪費了這個機會，沒有堅持不懈地推行一項計劃，向貧窮的工人展示其政策的重點和目的是解決這些核心需求。隨著智利工人的物質和身體不安全狀況的惡化，他們對政治階層的蔑視也加劇了。同樣在8月，五分之四的人堅持認為經濟被操縱，有利于富人和權貴，而近85%的受訪者宣稱，政黨和政治家忽視了像他們一樣的普通人，專家們對他們的生活條件視而不見。然而，在制憲會議就職和選舉之間的關鍵幾個月里，智利勞動者對建制派政治的不信任和蔑視很快蔓延到了他們對智利新左派的看法。根據一些民意調查，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對治憲大會保留了一些希望。很快，早期對博里奇和“贊成尊嚴”選舉運動的興奮度開始減弱。

隨著疫情在公共衛生基礎設施不足的情況下肆虐，智利的失業率達到了幾十年來的最高水平，特別是婦女被擠出了勞動力市場，并面臨著對緊張的男性工薪階層的更大依賴，激進主義者似乎優先考慮文化包容的象征性姿態和對邊緣性的歇斯底里辯護。他們追求的是外在于群眾生活的道德化，許多人卷入了涉及道德問題的爭端中。

無論是在競選中還是在制憲會議上，一些左翼人士似乎對普通智利人的物質和人身安全的惡化視而不見。新左派對起義的普遍性計劃的忽視，使要求解決引發起義的不平等問題的智利窮人和工人感到失望，這部分群體中絕大多數人在之前投票支持新憲法。

盡管博里奇的綱領在勞工權利和工會化、向智利的百萬富翁征稅、保證社會供給和擴大公共產品方面做了強勢的強調，但他的競選活動反映了在激進的學生和溫和專業人員中如此普遍的交叉爭吵。當卡斯特的支持率開始上升時，“贊成尊嚴”對其在的厭女癥、仇外心理、異性戀等方面的反動態度與整體的懲罰性態度的攻擊變得無所顧忌。堅定地反對這些危險在道德上和戰略上都是正確的。但智利的新激進派未能將這些不可談判的立場納入普遍主義的平臺。他們的運動本來可以解釋廣泛的方案如何能夠稱為解決更具體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最好的形式。然而他們并沒有這么做，他們強調了文化和身份的包容性，卻犧牲了整個階級的物質主義計劃。在這一方面，“贊成尊嚴”無疑與傳統的中右翼和中左翼相類似。

簡而言之，左派在姿態和話語上的轉變對卡斯特的后期發展起到了核心作用。智利工人已經拋棄了舊政權的建制派政黨；現在他們對激進的替代方案的失望促使最不滿的人到其他地方去尋找解決方案。許多人考慮了外來者帕里西，還有更多的人決定給卡斯特一個機會。

隨著中右翼候選人的影響力走向衰退，卡斯特可以預見地獲得了支持。一旦他成為右派候選人，那些反對新憲法的人（智利的強硬右派、支持獨裁的部門）的支持就被整合起來。他的基本盤扎根于智利的小企業主和保守的專業人士。他們要么一直喜歡自由市場的保守主義，要么現在被起義包圍，優先考慮恢復秩序以維護他們的階級特權。

但卡斯特需要額外的選票來確保在第二輪選舉中的席位。有意思的是，就在選舉前三個月，大多數智利人仍然拒絕他的強硬威權主義。8月，他的支持率只有16%，不支持率高達61%。然而，在一個月內，有多達四分之一的智利人認為他將成為總統。最后，他僅僅翻轉了足夠多的失望的選民而獲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親皮諾切特的反動派獲得的額外支持，即16%，來自那些一年前還投票支持埋葬軍政府時期的憲法的人。

卡斯特的法律和秩序、反移民、傳統家庭，以及類似于MAGA的“讓智利回到市場奇跡之日”的承諾，與左派對全階級物質問題的忽視產生了共鳴。他的呼吁動搖于支持甚至參與起義的智利大眾階層的小部分人。他們來自被首都管理階層忽視的蕭條的外省城市；來自被迅速上升的犯罪率困擾的街區；來自就業稀缺、資源不足、被混亂的移民管理弄得緊張的地區。鑒于激進派未能敲定一個為每個人提供社會和物質安全的方案，而這個方案又被新自由主義拋棄了三十年，因此嘗試那個大聲發誓要直接解決這些問題的候選人并不是不理性的。

這種第二偏好的推理,而不是一些自由主義者和左派所強調的充滿仇恨的WhatsApp信息和假新聞驅動的操縱解釋了卡斯特的成功轉機。卡斯特確實利用了歇斯底里的恐懼和替罪羊，但這些令人不安的情緒與對緊迫的物質需求的理性關注一起運作。

例如，對犯罪的恐懼并不是捏造的。盡管與大多數拉丁美洲社會相比，智利表現出較低的兇殺率，但從2019年起，謀殺案增加了近30%，其中使用槍支的謀殺案增加了40%以上。而且，智利勞動者遭受了暴力犯罪的激增，特別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在叛亂之前的幾年里，Estación Central工人階級鄉鎮的嚴重搶劫案飆升了25%，達到每10萬名居民1235起。（相比之下，紐約市、芝加哥和巴爾的摩2020年的搶劫率分別約為150、350和1000）。

一年前，“贊成尊嚴”選出了分配給Estación Central區的七個選區中的三個，激進的自治主義者又選出了兩個，右派勉強溜進了一個。現在該區部分翻轉，因為UDI贏得了兩個席位，卡斯特的FSC獲得了另一個席位。在這個本應是左派大本營的地方，卡斯特拿下了超過四分之一的選票。卡斯特之所以能夠利用反犯罪的歇斯底里，是因為犯罪是真實的，而智利的新左派沒有提供令人信服的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新左派對勞動人民安全問題的矛盾態度或完全忽視。

在缺乏可靠的普遍保護的情況下，圍繞移民的焦慮也同樣轉化為對卡斯特的支持。作為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國家，智利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接收了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在早期的秘魯大規模移民之后，自2010年代初以來，海地、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的移民潮已經抵達智利。直到最近，不斷擴大的入境率并沒有激起明顯的仇外心理反彈。2018年12月，即使在五年的低迷增長之后，三分之二的智利人對移民的貢獻給予重視或持中立態度；只有30%的人對他們進行了負面評價。但到了今年2月，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候，輿論發生了翻轉，60%的人稱移民對國家不利。智利人突然失去了對移民福祉的重視，并越來越多地要求對邊境進行更嚴格的監控。盡管鉗制移民流入該國的訴求的在所有議題的排名中仍然遠遠低于貧困和不平等，但智利突然在對移民控制感到焦慮的國家中排名第一。

當然，左派總是要堅決反對仇外心理。但是，對移民的關注有利于卡斯特，因為左派未能使普遍保護的替代性政策平臺在國內落地，以減輕真正的經濟焦慮，并強調替罪羊的徒勞。與日益增長的移民潮和移民營地相關的工作和社會支出的競爭，增加了工人對日益不穩定的恐懼。

在選舉前兩個月，該國北部發生了針對移民的暴徒襲擊事件，并燒毀了他們為數不多的財產，這是應該受到譴責的，大多數智利人都譴責了這種行為。但是，來自左派和“贊成尊嚴”競選團隊的譴責、對負責任的政策的承諾（pledges of responsible policies）和對寬容的呼吁并沒有讓工人們對他們潛在的脆弱性感到放心，反而將一些人推向了怨恨。事實上，來自沒有能力處理移民問題的城鎮的居民抱怨左派的遙遠。在卡斯特的嚴酷信息符合他們需求的錯誤印象下，選民在兩個最北部地區給了他30%的多數票。

當然，這里的重點不是說左派應該停止為移民辯護——而是說左派必須提供一個實質性的，屬于工人階級替代方案，而不僅僅是道德上的勸告，以應對將一些智利人推向反動的現狀。

超越數據

盡管第一輪的結果看起來是災難性的，但它們并沒有推翻智利正在進行的變革進程。盡管左派遭受了挫折，一部分群眾群體投奔了一個阻礙推進社會民主的群眾斗爭的方案，但它并沒有被打敗。

因此，智利的反新自由主義革命將比希望的更加漫長和困難。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野蠻市場秩序和對激進政治力量的驅逐之后，將需要數年時間來配置一個政黨化的左翼力量，以匹配并進一步促進最近取得的重大工人階級的力量。無論誰在決選中獲勝，智利的反新自由主義革命都面臨著艱巨的挑戰。

雖然預測是有風險的，但博里奇已經成為領跑者。起初，僅從選舉數學上看，卡斯特似乎有優勢。如果不大幅提高投票率——增加西謝爾和帕里西的選民，再加上一些右翼的基督教民主黨人，結果似乎會向卡斯特傾斜。然而，在過去的兩周里，一個聚集在一起的排列組合發誓要為博里奇動員起來，以確保擊敗智利的所謂新法西斯主義。卡斯特幾乎不合時宜的反共歇斯底里——給2013年至2017年支持中左翼新自由主義者的政黨貼上對資本主義文明的威脅的標簽——幫助鞏固了市場正統觀念最激烈的捍衛者與堅定的傳統保守派之間的強大聯盟。

但來自進步派和中間派的承諾，包括獨立參議員Fabiola Campillai的最終支持，再加上零星的右翼自由派選票，應該會讓博里奇贏得勝利。最新一輪的民意調查因其準確性而脫穎而出，給予博里奇多達10個百分點的優勢。

對他的競選團隊中的許多人來說，博里奇的成功取決于其對自由派進步人士和中間派的持續開放。自第一輪選舉以來，“贊成尊嚴”的競選團隊不斷宣稱卡斯特的低稅率經濟藍圖在財政上不可行，以及他對公民自由的攻擊。按照一個平行的劇本，卡斯特放棄了諸如取消婦女部等令人震驚的提議，并譴責了他的政黨中最可鄙的議員的反變性言論。

為了短期利益，溫和化可能會破壞敵對的兩大智利政治集團的長期戰略。例如，卡斯特的FSC的發展需要嚴厲拒絕市場進步主義。同樣，博里奇對中間派的呼吁也可能成為一種阻礙。畢竟，通向“贊成尊嚴”勝利的最可靠途徑是吸引被疏遠的工人和窮人階層。重新激活2019年叛亂期間出來的智利工人階級，對于恢復社會和政治基礎的斗爭所需的群眾動員也是不可或缺的。

明天（12月19日）的選舉將是對智利政治革命的一個初步公投。它是更深層次斗爭的最直接、最明顯的表現，而這些斗爭將超越決選這一刻。如果民意調查是正確的，卡斯特輸了，智利重組后的右派將很難就此放手。它將發動一場無情的運動，終止正在進行的改革進程。在執行其阻撓的任務時，它將繼續按照卡斯特的模式重塑自己。鑒于共和黨的新自由主義已經崩潰，右翼分子將與該國新的反動民粹主義結盟。

智利奇特的強硬復辟主義已經獲得了強大的地位。隨著參議院中的大多數人團結在一起，卡斯特的社會復仇主義可能會推動更嚴厲的排外主義和懲罰主義，這些都依賴于市場和威權主義的強制力。卡斯特掌握了他的紀律性法律和秩序計劃對于激勵日漸強硬的右派是多么重要，在被追問時，他拒絕否認建立黑牢來拘留罪犯和不守規矩的活動家的建議。

雖然卡斯特和反動的民粹主義根深蒂固，但不清楚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擴展和鞏固為一種潛在的統治力量。企業的主要部門是否會支持卡斯特，還有待觀察。他在農村保守派和小企業主中獲得了支持，但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是智利資本巨頭們的首選。卡車運輸公司在他身后排成一排，害怕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團，如公共天然氣分配系統和公共鐵路投資，填滿了他競選資金的競選庫房。但是，至少在目前，這些狹隘的部門關注并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此外，卡斯特在吸引智利主要工業和城市中心區的工人群眾方面面臨著一個陡峭的攀登。三十多年來，極端保守主義第一次取代了它以前的中間派盟友，并正在鞏固其在智利的主導性右翼力量。然而，能否在工人和窮人中獲得廣泛的支持，將取決于卡斯特的激進派對手“贊成尊嚴”的行動。

另一方面，博里奇的勝利不會轉化為對其實質性社會民主方案的采納。然而，這對于迅速振興反新自由主義的起義是至關重要的。雖然國會將會阻撓他的改革，但為了達到總統職位并與議會盟友一起鼓動起義的要求，博里奇應該把主動權還給智利的新左派和民眾運動。通過“贊成尊嚴”內部的有效的調整，這種情況可以調和政黨化左翼的計劃和群眾對普遍經濟保護的支持，而博里奇的競選活動和激進派卻偏離了這一點。

幸運的是，Lista del Pueblo聯盟的自我毀滅使幾個月前在基層活動中如此有影響力的自治潮流退化了。在經歷了自治主義者愚蠢的宗派主義和分裂的教訓之后，可以預期智利的運動組織會有更多的紀律和凝聚力。已經有很多人認為“贊成尊嚴”黨迫切需要回到自由陣線的獨立組織的起源。但此時此刻，各運動組織與“贊成尊嚴”的計劃保持一致，并采取協調行動來捍衛它的行動也是必不可少的。

從更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左派代價高昂的錯誤不應該掩蓋智利共產黨-人民陣線聯盟的意義。五十年來，智利的群眾運動第一次可以在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聯盟和計劃中立足于權力的邊緣。“贊成尊嚴”的歷史性到來也應將社會黨的關鍵部門拉入其軌道。阿連德所屬的黨的前激進派和骨干，無論如何被削弱，都可以最終拋棄解體的中左翼機構的枷鎖。隨后，普通黨員和當選政治家的加入應該會推動“贊成尊嚴”領導的反新自由主義的調整。更重要的是，如果“贊成尊嚴”黨作為起義者的政治力量，它的鞏固應該通過重新吸引智利工人，并阻止反團結的民粹主義的誘惑的方式進行。

幸運的是，第一輪選舉為擴大工人階級對激進改革項目的支持奠定了基礎。“贊成尊嚴”在首都和瓦爾帕萊索（Valparaíso）人口較多的鄉鎮確立了自己的領導地位，那里是全國工人和陷入非政治勞動的窮人的集中地。至關重要的是，博里奇在碼頭工人活動不斷增加的港口城市尤其引起了共鳴：除了他在瓦爾帕萊索贏得的35%的絕對優勢外，該國最大的港口圣安東尼奧的居民也給了他相對于卡斯特的巨大領先優勢。盡管卡斯特占了上風，而帕里西在北部的表現超出了預期，但關鍵區域采礦中心的工人階級選區依然支持“贊成尊嚴”。

博里奇在安托法加斯塔和洛斯安第斯獲得了四分之一的選票，這兩個地方是里奧布蘭科（Rio Blanco）礦和英美資源公司（Anglo American）和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公司的所在地，并輕松拿下了蘭卡瓜（El Teniente）巨型礦場的所在地。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勞工激進主義蓬勃發展的地方獲得了巨大的支持，這預示著智利共產黨-人民陣線聯盟的強勁增長。它不僅會促進“贊成尊嚴”黨在智利主要勞工部門的嵌入；它還應該成為對左派政府的持續壓力，使其優先考慮涉及全階級利益的改革。而且，如果工人和窮人感到被重塑的反動右翼所吸引，它將成為一種強有力的解毒劑，反對并指責他們。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制憲會議可能成為復興的左翼力量與強硬的右翼力量發生沖突的最具決定性的機構。隨著起義的代表們失去了他們之前的影響力，同時全國選舉使制憲會議的工作黯然失色，制憲會議降到了次要地位。在卡斯特的背后，智利的新極右派旨在進一步詆毀會議，削弱其作為國家最高管理機構的權威。右派將發動一波又一波的攻擊，進一步降低其可信度和相關性，為最后一擊做準備。

無論是否有總統職位，卡斯特的勢力都計劃在制憲會議的退出公投中培養一張反對批準新憲法的投票。贏得多數反對票將是右翼復辟分子最大的成就。然后，卡斯特和他的追隨者可以開始恢復原狀，只不過這次是以不自由的、后威權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的形式。

“贊成尊嚴”必須做的遠不只是防止民眾拒絕智利的新憲法，這種結果在一年前甚至比卡斯特的勝利更難以想象。智利的新左派必須找到一種方法，再次將大會變成為激進改革而斗爭的舞臺。由于在國會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席位，建立一個社會民主國家的任何希望都將寄托在它在制憲會議中的領導地位上。

但要想在會議上重新獲得突出地位，它首先必須將群眾重新帶回反新自由主義的起義中。考慮到博里奇對中左翼的示好，這將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它是左翼和運動叛亂者奪回主動權和捍衛智利政治革命的最好機會。如果“贊成尊嚴”能夠引導該國工人群眾日益增長的能力，并且這一設想得以實現，那么它將迎來一場奇怪的、不可預測的爭端。它將使智利陷入一場跨越平行和競爭的統治官僚機構的斗爭。這種體制上的二元化會給社會政治轉型和野蠻的新自由主義復辟之間的沖突增加如今缺失的活力和可能性。

盡管具有歷史意義，12月19日的選舉并不會凝結出一個穩定的政治格局。隨著人民面對疫情的后果，商業精英們決定哪種調整最能保護利潤，以及舊政權的殘余勢力在主要競爭集團之間搖擺不定，智利失敗的后威權主義新自由主義的穩定解決方案仍然難以實現。在這些重要的選舉之后，動亂肯定會重現。

比起12月19日的投票，下屆總統任期內的階級沖突——在對立的國家機構內部，以及其外部的工作場所和街道上——將塑造界定國家下一個時代的力量平衡。勞動人民享有比他們幾十年來更多的戰斗能力。新的左翼聯盟，無論是否能夠進入總統府，都必須領導智利正在進行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重建。

（本文原載于《雅各賓》，譯文原載于公眾號“零號筆記本”，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