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最流行的網絡文本類型之一的穿越小說經常被指具有“女性”傾向，也成為研究者們探究女性意識的窗口。它有時被視為女性的白日夢，有時又被歸入新歷史小說的范疇。中國的女性網絡穿越小說數量浩繁，種類眾多，然而也有著題材的偏狹——多數穿越都是女性被動地被甩入另類時空之中，當然通常是歷史與架空歷史中。

穿越進幻想時空：“原身穿越”與“瑪麗蘇穿越”

原身穿越，顧名思義，即“我”從現代時空穿越到另類時空之中，盡管擁有與原先相同的容貌體魄、生活經驗、知識積累與生存技能，但在新時空中已經沒有先賦性的位置。新時空通常“子虛烏有”，是一個含混著歷史和幻想的產物，既有“男尊女卑”的性別架構設置，也有著江湖、廟堂、青樓、塞外這樣的混合景觀。穿越女們象征著日常生活秩序之外的“異常”，她們需要面對和處理一個全新的社會結構，并試圖找到“我”的生存意義與生命位置。

這類小說的敘事線索非常明確，女性從無法言說，到窺視、僭越與真正進入。在穿越之初，這些現代女性無法向他人解釋自己的來歷和經歷，只能去窺探這個陌生世界的語言規則，并時不時地僭越這套規則。最終，她們發現這種“僭越”并不能擾亂那個世界的運行，而只能造成自己的時間的停滯。在《穿越與反穿越》中，趙敏敏在“青樓”、“宮廷”、“江湖”這幾個空間游走，在青樓中作為性凝視的對象，在宮廷斗爭中作為禮物，在江湖之中成為“神岐”這種修煉的工具——均為男性（權力）的工具性附庸。在這個話語秩序中，她成為了“失語者”。《我自望星朝天歌》中的都市女白領曹天歌因大膽率真而被眾多男性青睞，但她卻始終無法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正如她的內心獨白“我沒有安全感，尤其在面對陌生景況時，我的大笑大鬧，只是驚覺自己原來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掌握不了……”。

最終，兩位主角都以不同的方式進入了新的社會空間中。趙敏敏獲得了平等的愛情，生活得以繼續向前。曹天歌則主動地調整了自我位置，愛情和家庭成為她進入秩序的一個象征，“往日種種如過眼云煙”。在新的時空中，只有“家庭”這樣的私人領域為女性留下了位置，而“平等的愛情”成為唯一的具有抵抗性意義的意識形態，當然終究還是服膺于菲勒斯中心主義的秩序。

瑪麗蘇穿越小說則有更簡單的敘事邏輯，就進入-欲望滿足。“瑪麗蘇”指的是具有“完美”特質的女主角，擁有才華、美貌和足夠的運氣，文中所有情節與其它人物只是為了配合展現女主角的幸運和幸福——這當然脫離了現實生活的邏輯，進入了自戀的范疇。“穿越”成為一種策略性的敘事要素，讓瑪麗蘇穿越女們擁有現代的知識和技能，在等級社會獲取了一個有利的位置。以《天啟的悠閑生活》為例，主角顧貓兒穿越到古代農家，但作為唯一的、最年幼的女兒，深受家庭寵愛無需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她外貌出眾，能夠與貴族階層交往自如。隨著兄長科舉成功，又機緣巧合路遇貴人，她最終得以嫁給了貴族嫡子，過上幸福的生活。

弗洛伊德認為“力比多”可以用于解釋個體自戀的成因，“力比多離開外部世界指向自我，就會導致自戀狀態……自戀并不是倒錯而是利己主義自我保護本能的一種力比多補充，可以說是每一個生物都具有的手段”。小說中主人公自戀的位置，讓她回避了同異時空的語言結構產生沖突的可能，所有的風險都被女主角的完美所規避，她們自然地幸運地進入了這一套話語秩序，成為等級制度下的得利者，成就了偶然性的而非制度性的個人自我實現。

瑪麗蘇文又被稱之為“爽文”，它最大的吸引力并不在于精妙的情節設置、敘述方式與文筆修辭，而內嵌于“自戀”的人物主體位置之中，因此這類文中創作門檻較低，成為了網絡之中大批量生產的文本類型之一。文本表面的語言符號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和女主角一起自戀、滿足欲望的通道，但文本深處卻是一道巨大的斷裂，個人利己主義的欲望只能通過層層的偶然性加以實現。“自戀”也蒙蔽了讀者對于女性真實處境的詮釋，讓讀者能夠龜縮到小說中去，實現虛假的欲望滿足。

穿越歷史：被歷史吞噬還是去開創歷史？

基于歷史的穿越小說在大眾文化中頗為流行，主人公在穿越前后通常會有社會階層的上下、社會性別的轉換與社會資本的增減。在最為人所知的穿越文本《步步驚心》中，二十五歲的普通白領張曉穿越成了貴族少女馬爾泰?若曦。

若曦于張曉來說，正如齊澤克筆下的面具，“一副面具從不‘只是一副面具’，因為它決定了我們在主體間符號網絡中占據的實際位置；事實上虛假空洞的東西是我們和我們所戴的面具（我們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保持的‘內心距離’，是我們在面具下隱藏的‘真正自我’”。這個面具使得若曦成為將軍的女兒、八阿哥側福晉的妹妹，她周旋于諸位皇子之間，但與歷史保持著距離，“內心自我”從未想過成為歷史的主體。

然而她愛上了八阿哥，又不愿意八阿哥像此前她所知的歷史一樣下場悲慘。愛情迫使她進入到歷史之中，進入到行動之中，承擔了面具這個符號的委任。她也惶恐不安，甚至害怕吐露真相被當做白素貞式的異類。在“情”的驅動下若曦試圖勸服皇子們逃逸出這場權力的游戲。出于對多妻制的厭惡以及對失敗命運的恐懼，她與八阿哥漸行漸遠，與四阿哥逐漸走近并獲得了四阿哥的愛情，但在四阿哥獲得了王位之后她又無法接受與歷史類似的結局——其它的幾位皇子下場悲慘。想要逃避歷史而不得，拒斥成為歷史主體而不得，成為歷史主體試圖想要改變歷史而不得，最終若曦以離開皇宮、死亡的方式解決了她所面臨的矛盾。

如果說桐華的《步步驚心》是“面具”和“自身”無法自洽最終撕裂、毀滅的悲劇，另一個作者筆下的穿越女性則是另一種生命態度。御井烹香的《庶女生存法則》故事發生在大秦，作者明言大秦借用的是明朝的歷史架構和背景。現代女性穿越到了江南總督家中，成為排行第七的庶女楊善棋。她對楊家后宅與所處的不得寵的“庶女”的卑微位置并不畏懼，因為前世她就是個孤兒，看盡了孤兒院保育院和職場上司的眼色。她認為權力游戲均有規則可循，底層也并非毫無指望，只需用一種克制的、精心計算的方式來進入這場游戲，最終將有機會躋身權力頂端成為權力的執行者。

因而她欣賞聰明人、強者，鄙夷蠢鈍者、弱者，與這一套符號和語言機制形成了合謀，認同著一整套符號運作的方式，努力在強弱、貴賤、高下、智愚不一的人群之中成為強者、貴者、上位者與智者。只有在面對“人命”的取舍和“多妻制”的威脅時，她才表現出她的異質性，在可控范圍內少殺人的“心軟”和在繼承人問題得以解決的前提下對丈夫的“獨占”。

作者創作了以女性為主角的大秦系列小說，除了楊善棋外，還有因曾是守灶女而獲得家族權柄的貴女焦清蕙（《豪門重生日記》），身為嫡女卻被家族犧牲但從血海中獲得新生的楊善桐（《嫡女成長實錄》）。這些女性選擇了支持自己的丈夫，并發動政變開創了一段不同于明朝發展走向的新歷史——皇室斗爭的失敗者逃到海外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而她們也說服男性做出讓步，讓女性進入社會生活，大秦在二百年后成為了“精英制”的君主立憲現代國家（《盛世反穿手札》）。若曦消失在晦暗不明的歷史之中，而楊善棋卻在歷史的罅隙中聯合同時代的其它女性，開創了新的歷史。

穿越進顛倒世界：“女尊文”與“古穿今”

作為穿越小說中最重要的亞種類之一，女尊穿越文帶有天生的戲謔性——女性們穿越到一個“女尊男卑”的世界中，“母親的法”代表著家庭制度和社會制度，成為一套先于存在的語言規則，這是對父權制社會歷史的徹底顛倒。

女尊的文化處境由語言構成，“妻主、老夫君、少夫君、侍夫、皇帝、皇夫、閨門少爺、二婿主、管事漢子、出嫁從妻、男紅”這些詞匯規定了男性的位置在后宅私人領域之中，而女性能夠進入到公共領域之中。在張鼎鼎的小說《春風吹》中，現代宅女王小雨一開始穿越成相門嫡女高平時，在這套語言中會有不適感，“不斷的有毛毛蟲爬遍全身的感覺”。但很快江小雨就能熟悉一整套性別、社會符碼的運作過程，進入到這一套象征秩序之中。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女尊穿越文是將穿越女性與古代女性(即女尊文中的男性)安排入同一個時空之中。在女尊文中，可以看到穿越女性對這種性別不平等結構的服從，也能看到對這種結構中處于弱勢的男性的同情。因而許多穿越女主角都擁有“深情”與“溫柔”的特質，如在《春風吹》中，穿越女性與男性之間的情感關系是基于同情之上的陪伴和安撫。這種陪伴和安撫并不能改變原有的結構，但能緩解穿越女性的道德壓力。另一部小說《四時花開》更能說明這種同情產生的根源，主角瑞珠在穿越之前是因為相貌丑陋被“殘酷對待”也對愛情沒有期待的城市女青年，穿越后因溫柔對待身邊男兒而獲取眾多男性的癡情愛慕，可以說這種同情是曾經均為弱者的同理之心。

在早期的女性穿越文中，“一夫一妻”設定的小說較多，隨著創作者和創作作品數量的增多，“一妻多夫”的設定也愈來愈多，出現了獵艷式的收集癖型的情感關系。各種類型的美男成為權力的獵物，通過性欲和征服欲的表達規定了男女兩性之間的關系，類似于男性網絡小說之中所謂的“種馬文”。由此可以看出，女尊社會看似是對男權社會形式上的顛倒，實則是男權社會的另一個版本。

另外一種時空的顛倒是想象古代女性穿越到現代社會，《女將軍生存手札》就是其中之一。故事的主角是楊九妹楊連昭，她穿越到了1962年的中國西北農村，成為了一個與寡婦奶奶相依為命的孤兒孫秀春。楊門女將是虛構的英雄傳奇楊家將中的故事人物，具有強烈的傳統倫理色彩，在家是賢妻良母在外是忠臣良將，在國難當頭家中男丁凋零之時悲壯西征，這個創作是對虛構人物的再虛構。

沒有經歷過社會主義革命的楊九妹，對經歷過革命的寡婦奶奶進行了“再教育”。她拒絕用階級意識判斷身邊的人，而遵循傳統的道義精神和俠義精神——知恩圖報、扶助弱小，因此也和一位老地主成了忘年交。楊九妹偷偷打獵并通過黑市交易去解決計劃經濟體制中農村的物資匱乏，最終通過在城里購買房子的方式成為了城鎮人口，解決了吃飯問題（城鎮人口有商品糧供應）、上學問題、工作問題（高中畢業后面向城鎮人口招工）。通過婚姻和高考，在改革開放后重新從農村底層跨越到了社會高層。

嵌入在這一整套告別革命敘事背后的是，楊九妹對另外一組不平等關系的洞察——城鄉關系為代表的差異和背后的等級秩序想象，弱化了社會主義文化的感召力，她成為了“社會賢達”重新進入等級制度的想象中，世界對于她來說，似乎沒有改變。

平等烏托邦的消失

光怪陸離的文學想象使得女性能夠游歷于不同的位置之中，我們發現穿越女性主體生成于“性別差異”的內在結構之中，這里有對弱勢群體的同情性理解，也有對愛情與自由的向往，但沒有對平等政治的想象與實踐。這些文本似乎象征著平等烏托邦的消失：我們甚至難以想象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也無法在性別平等的框架之下去建立一個女性的主體性。

這種想象的豐富與匱乏，與中國女性的歷史現實處境相關，中國女性主義思潮、實踐的興起與中國革命、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幾乎同步，二十、二十一世紀中國女性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歷史轉型，女性意識、女性身份亦遭遇了時代塑就的歷史斷裂。女性曾經作為主體進入革命之中，獲得了法律意義上的平等和婚姻自主的權利。盡管性別平等文化的普及是個漸進的過程，其背后的社會結構轉型、社會資源配置也有著城鄉差異，但女性作為勞動者、生產者的身份鑲嵌在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之中。

這種對平等性別關系的社會主義探索在后冷戰時代遭遇瓶頸，隨著國家從個人生活中逐漸隱退，社會人口再生產的生育責任更多地由家庭承擔，而資本依賴于在全球各個層面維持分工和不平等而順利運轉，在這種形式下產生的新的性道德和社會秩序，如宋少鵬所言，“仍是男性中心的性別化的社會秩序”。這樣的社會秩序拒絕對性別平等或是其它更廣泛意義上的平等的探索，女性更加被限制在私領域中，或成為消費的主體，革命后的進入生產領域的平等性別觀念只剩裊裊余音。

穿越小說有意或無意指出一個事實，女性要么在父權制合謀之中尋求罅隙，要么想象一個女尊的顛倒夢想世界，否則只能成為自戀的主體獲得虛假的滿足，或者進入家庭的私領域尋求庇護，她們無法去創造一個平等的性別關系，創造一個新世界。